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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海军的加入，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因素——英军战线过长是一个缺点，但如果能够把东海岸线加以利用，通过海运来加强相互支援，也可以弥补不足。但法国海军加入战争之后，英军的海运受阻，导致战线过长变成了一种致命伤。从1777年到1779年进入了一种僵持状态。丘吉尔还记录了两则这期间发生的小人物大事件：其一是在公海领域的海战——一个美国船长琼斯从法国买了一条旧商船，改造为战船，取名为“好人查理”，然后带领一群各国人士杂牌军，一路向西，对英国两艘护卫舰开打。最后英国一艘护卫舰被击沉，英国人全部投降，“好人查理号”在两天后沉没。 其二是英军派出间谍安德烈，前往大陆军在西点的驻军阿诺德将军处，阿诺德因为屡次受到大陆会议的指责，决心投降英军，他把西点要塞的布防都交给了安德烈。安德烈携带绝密文件在返回英军驻地途中被殖民地游击队抓获，于是曝光。阿诺德一逃了之。安德烈则被大陆会议判处绞刑，他向华盛顿请求改为枪决，但被拒绝了。行刑时，这位高大帅气的小伙自己把套索套在自己头上，完成了义举，在场很多老百姓和大陆军士兵都流下了泪水。 最终的一战即华盛顿与康沃利斯的约克镇之战，也是在本来形势绝对优势下的失败——大陆军当时已频临瓦解，大陆会议财政已告枯竭——英军原定的占领优势区域，打消耗战的计划基本就要成功，但例外的因素反转了一切——法国海军的介入，动摇了英军制海权。约克镇即是因为海面出其不意地被法国海军封锁，康沃利斯可谓背水一战，被华盛顿抓住了这个机会包围。 约克镇的大败，立即引发伦敦议会中主战的诺斯首相的倒台，之前因为主和而下台的罗金厄姆再次担任首相，他抓住机会再次提请限制乔治三世国王干预政治，并且主张承认殖民地独立。——战争总是以一方当权倒台而结束。 接着就是其它版本英美史中少见的部分——丘吉尔专门论述了英格兰殖民印度的历史。从世界眼光来看，北美殖民地之争，只不过是英法百年战争中的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还发生在亚洲的印度。 早在查理二世，即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明末崇祯帝时期）开始，英格兰即以东印度公司这个商业实体来开发印度。印度其时的帖木儿帝国已经分崩离析。本来英法两国都只是采用贸易方式攫取印度的资源，后来印度本地各藩王们开始不服，与外国人搞对抗，因此两国都得采取武力压服的方式来保证商业利益。英格兰在北美弄丢了一个帝国，顺手又在南亚次大陆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 法国派往印度的总督是迪普莱，出身高贵，手段厉害，很快就合纵连横摆平了整个南印度，威胁英国的东北部地盘。英国此时在印度的人员仅东印度公司职员，极少量卫队，一个叫克莱夫的小伙走上了前台。 克莱夫和迪普莱的经历，就是典型的议会民主体制与集权独裁体制下人才成长的差异。集权体制下的迪普莱出身高贵，气度不凡，一出手就来狠招大招；克莱夫则相反，他出身平民，来自伦敦市井，从小就在街头混吃骗喝，到处收小摊小贩的保护费为生。后来走投无路，跑到东印度公司当了个小职员，由于不习惯办公室政治，还两次自杀过。随后他要求调出文员部门，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武装部门。 英法在印度的争夺，给了克莱夫一展身手的舞台，在伦敦街头，谁能知道他身上惊人的军事才能呢？克莱夫随即上演了一出印度版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后者要一百五十年以后才出现。 个人认为，这就是体制差异造成的一种人才供给差异。集权体制下，阶层固化，人才的来源基本锁定在特权阶层，好的机会只提供给特定人群，因此容易出现人才断供，甚至是个人品性就能决定国家兴衰的情况。民主议会体制下，各阶层控制力都有限，即便政府的管控力和范围也有限，商业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空间大，人才可以从各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获得机会和平台。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到紧要关头，英美总能冒出那么几个牛人来挽救并重振。 克莱夫只有25岁，在面临印法联军的威胁时，他敢带领东印度公司不足800人的武装队——其实跟现代的公司保安差不多——他的身份还只是职员，不是军官。他采用围魏救赵的方式，奇袭印度亲法藩王的都城。印度藩王赶紧撤离战场，杀回来解救自己的都城。以一万八千人兵力包围了这800人的东印度公司保安队。克莱夫居然以800人和两门炮，抵抗了五十多天。随后克莱夫再次击败印法联军，扶持了新的亲英藩王上台，可谓名利双收。 英法在欧洲的战争开始后，印法联军又再次威胁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当时印度最大的藩王率军占领了加尔各答，并且杀死了投降了的三分之二的英国人。这一举动导致英国当局决心武力占领印度。克莱夫领命后，带领900名英军（这次他获得了任命）和1500名印度本地人，直奔加尔各答，一战即击溃藩王4万人大军。占领加尔各答之后，他又顺道袭取金德纳格尔。他还策反藩王手下的大臣，以扶持新的大臣当王的诱惑来激励藩王下属们反叛。不久，藩王再度来犯，克莱夫又是以一千英军应对一万八千人的藩王部队——这是一场决定印度命运的战斗。双方炮击期间，被策反的大臣开始作怪，藩王发现自己人动摇了，立即下令撤退。克莱夫本来没想着追击的，谁知下属一名军官冲了出去，随即全军势不可挡地都冲了上去，追歼了藩王撤退的部队。英军以阵亡36人的代价控制了孟加拉。随后克莱夫又继续一一扫荡法国残留在印度北部的势力。1769年他获封爱尔兰贵族。 丘吉尔指出，英国对于印度的控制，并非一开始就计划好要占领全境。实际上就是商业贸易利益驱动，加上国际局势，以及印度本地动荡的局面，使得克莱夫们不断地需要军事打击以安定局面，到最后，无意中建立起了一个堪比莫卧儿帝国的殖民地。克莱夫后来成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总督，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法治建设，逐步取得了各个国王和藩王的认可，奠定了现代印度的制度框架基础。 克莱夫功成名就回国后，仍然受到了议会对于他的财富的质询，克莱夫承认自己有敛财行为，但相比他所占领的王国和城市而言，实在已经是相当克制。最后议会认为他功大于过。 如果没有英国的商业化扩张，克莱夫一辈子也就是穷街陋巷里勒索保护费的混混，有了商业帝国的平台，他为英国勒索了整个印度所有的国王。应该说，克莱夫的崛起象征了英国社会现代化的启动，来自各阶层的人们通过商业贸易、军事探险获取财富，改变人生跻身上流。 接任克莱夫的黑斯廷斯，居然又是个牛人。黑斯廷斯经历也不一样，但同样出身平民，祖上曾是大地主，后来败落了。所以黑斯廷斯一直的梦想就是赚钱，赎回祖上败出去的土地和祖宅。他也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船，从低等文员做起，一点点爬级别，混到了孟加拉议员，再由议员而成为总督。 通过他的一番治理，印度于1783年彻底臣服了英国。回国之后，他也跟克莱夫一样受到调查和质询，如贪污、擅权等等，但基本也都认可了他的业绩。黑斯廷斯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赎回了祖宅和土地。可以说，上述这两个杰出的草根人士，为英格兰重新建立了一个替代北美的新帝国。 回到一开始说到的体制问题，英国的这两位印度总督，都起自草根，通过自己的努力混入上层，也一样有不检点的行为受到政府的调查和质询，尽管受到一定政治斗争的影响，但基本都算得到了善终。相比他们在印度的那些集权国家的对手——法国、西班牙的总督们，都出身名门，随后都在国内的革命斗争中身首异处。 十八世纪末，随着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大英帝国的影响力日渐衰弱，引发了旧贵族、地主和议员们对英格兰政治体制的反思。议员们认为，议会制代表的，并不是人民，而是利益——地主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劳工的利益，这些利益中仍以土地的利益为基准，毕竟，土地是财富之基。同时，应当严防商业利益和金钱交易渗透入政治机制中来，操纵选举，败坏道德和公平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议员们认为腐败的政治有损地主利益。 在这一片纷纭变换中，24岁的威廉·皮特就任首相，当然就是几方妥协的产物。其时，旧有的殖民地大英帝国已经近乎解体，留下了与全世界作战造成的巨额政府债务；而同时，英国国内的工业革命已经发力，技术和制造能力突飞猛进，对外输出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威廉·皮特深受当时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和小政府理论思想影响，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政府债务和商业环境问题——其一是全面推进自由贸易，大力削减各种关税，向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伙伴国倡导自由贸易，为英国产品打开海外市场销路；其二是缩减政府开支，创造了影响后世的“预算制度”和“审计制度”，严格管束政府支出。1786年他还创立了政府偿债基金，即用暂时的余钱滚动投资股票，以赚得的利润来偿还政府债务。这两手是相互促进的两手，政府缩减开支以支持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振兴，收入增加，使得偿债能力增强。事实上，英国仅用了十年就把十八世纪在北美殖民地和印度殖民地的巨额战争开销偿还完毕。 这两手足以让皮特首相留名青史——在他手上，所谓现代国家财政运作机制的框架已经成型。还是那句话，在最需要的时候，英格兰总是能涌现最适宜的人才，这个年代，皮特首相就是一个商业管理型人才，在他手中，英格兰的帝国模式悄然发生了改变，从过去的武力侵占，变成了贸易链条相互依存——英国以绝对优势的制造能力，高居供应链的最顶端，以资源、资金和贸易条约来掌控一个全球贸易体系。 同期，清帝国乾隆皇帝重用和珅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和珅也为当时清帝国第一理财高手。 同时期的美国，却因为战争后仅有一个脆弱的会议联系机制而四分五裂。一方面，主导各州议会的，乃是大农场主，他们不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希望各干各的——严格来说，乔治·华盛顿就是这种态度；另一方面，以纽约、波士顿为主要基地工商业阶层已经崛起，他们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两方的博弈造成了1787年大陆会议的宪法制定工作。美国终于走出了盎格鲁撒克逊体制的不成文宪法传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这个新生的国家，凭借这个成文宪法，而不是其它，日益强大。 丘吉尔强悍的表述能力，以我见过的最简明的方式解释了美国国家体制：政府主要形式是议院，众议院以人口为基础选举而成，代表民主；参议院则是克服众议院的可能导致的民众暴力而设，由各州议会选举而成，代表自由，参议院主要维护有产阶级利益，不受众议院的侵犯；参议院与总统分享任命权和立约权，以相互制衡。位于宪法顶端的是最高法院，其法官是总统任命，但须经过参议院批准。最高法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司法审查，确保各种法案的订立和执行符合宪法精神。宪法中没有规定授权给联邦的其他权力，全部下放到各州。 1787年宪法，并没有创造什么理论，也不是从法国革命者、哲学家们富有煽动性的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它奉行的乃是英格兰古老的习惯法原则，亦即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正义与自由观念为核心价值观。这部宪法虽然大家当时开会通过了，后来又还经过了一年时间，十三个州才全部认可签字确认。期间为了宣传和解释宪法以及联邦政府的重要性，以汉密尔顿为领袖的联邦主义者们撰写了一部《联邦党人文集》，以分析和辩驳的方式，解答了诸多关于成立中央政府的疑问和责难。丘吉尔不无敬佩地说，这部文集不仅在思想上体现出了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在文学上的价值也极高。一直到1789年才真正成立了联邦政府，选举总统。——能想象得到这样一个“人造国家”吗？ 接下来的美国政府机制演化，就如同快进版的英国政府演变史。汉密尔顿在第一届财长任期中，就如数仿制了皮特首相的财政金融化运作手段，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滚动偿还，设立偿债基金开展投资等等。 汉密尔顿是非常虔诚的联邦主义者，强调集权和国家力量，代表的是工商阶级；与之对应的就是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农场主，从始至终都在怀疑和警惕集权对于个人权利的侵犯，代表的是农场主阶级。他们从一开始的原则之争，一步步发展到后来完全的对立，顺带着还构成了联邦党和民主党，成为美国党派政治的滥觞。 工业和贸易资本主义，讲究的是统一市场、产业政策和对外的国家主义，这是现代工商资本主义的发展诉求；农业则讲究贸易保护，私有财产权保护，以及自由市场经济，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保守诉求。这两股力量构成了美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基本张力。 1789年重大事件就是法国大革命——不同于英国的光荣革命，基本就在不列颠岛内，对于欧洲基本没有什么影响，法国大革命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狂飙——越是集权专制的国家，一旦革命走向民主，就越容易成为一场可怕的暴行。解放巴士底狱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攻占监狱的当天，监狱里只有7个犯人，其中1个还是疯子。 相比英格兰，法国在路易十四造成的专制传统下，王权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缺乏议会作为缓冲的传统，王权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议会的功能——反过来，来自底层的冲击，也就可以越过议会直接毁灭王权。集权程度越高，统治者所能受到社会冲击就越大，没有转圜余地。这一切随着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颅落地而告结束。随之而来的，就是暴民专政。 为了防止革命思想和力量传播到自己的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很快集结军队入侵法国。原本大家都以为此时混乱的法国好比待宰的羔羊，谁知，这个伟大的国家居然很快就实现了全员动员和全员抗战，一大群民兵组织起来对抗外国职业军队。相比两百多年后的中国抗战，反应速度可要快了太多，不仅顶住了外国联军的进攻，还顺带着收复了自路易十四时期开始丢失的领土！这些临时组建起来的民兵部队，很快就涌现出一批震撼整个世界的天才明星统帅。谁都不曾想到，在这个国家最脆弱的时候，却开启了这个国家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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