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世界教育史上的双子星座——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论纲（二）

◎王志民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

孟子研究院特聘院长

三

教育内涵之比较

我们从一个高等教育大学堂的角度来比较分析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会发现它们既具有具有许多共同、相似之处，又有着许多明显的差异。这些相似点，使我们看到了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希腊两个文明古国文化的相融相通之处。而其差异之处，则能让我们探幽入微，洞悉东、西方不同文明形成的渊源所在。

（一）相似与相通

其一，教法相似。从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看，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知识的传授方式上都注重以讨论、研讨、对话为主的学、研结合方式来培养学生。这首先源于两者在师生关系上的相通、相似之处。稷下学宫中的师生虽有明确的师徒关系，在名分上也有“先生”与“学士”之分，但在教与学的关系中，却有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导意识，因而能实现真正的研讨、质疑、讨论、对话，从而实现知识的传授和思想的发展与突破。稷下是百家学派争鸣之所，在整个学宫的知识传授、思想交流方式上，更多采用的就是论证、辩说的教育方式。孟子好辩即是一个例证，他不仅与其他学派学者、齐国君臣争辩，而且也常常与自己的学生展开论辩、研讨，因而《孟子》全书都带有明显的论辩特色。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了孟子与其齐人弟子公孙丑的长篇对话，该对话的地点是否为稷下学宫，史籍虽无明确记载，但孟子三次到齐国，在稷下长驻达20年之久，对话的内容又是从如何“治齐”开谈的，它应该充分反映了稷下的教风和学风。由于对话较长，兹录开首一段，以见其师徒教学方式之一斑。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

此后，孟子与公孙丑又进行了11次问答。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与公孙丑师徒二人的对话中，虽展现着弟子对老师的尊重和敬仰，但在对话过程中，质疑、追问、反诘、争辩、解说，反映出师生探讨问题的情状和方式。这是稷下学宫中学者讲学授徒的一个缩影。

我们截取柏拉图所著《斐多篇》所记苏格拉底就义当日跟他的门徒西米等讨论正义与不朽、生死与灵魂等的一段对话，试对柏拉图学园的教学方式作一分析。

苏格拉底说：“我们认为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我们不就是这样想的吗？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西米回答说：“不错呀，就是这么回事。”“好，我的朋友，我还有个问题要听听你的意见。如果我们意见一致，我们当前的问题就说得更明白了。你认为一个哲学家会一心挂念着吃吃喝喝这类的享乐吗？”西米说：“苏格拉底，他决不会的。”“对爱情的快乐呢？他在意吗？”“决不在意。”“好，还有其他种种为自己一身的享用，比如购买华丽的衣服呀，鞋呀，首饰呀等等，你认为一个哲学家会很在意吗？除了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他不但漫不在意，而且是瞧不起的，你说呢？”“照我看，真正的哲学家瞧不起这些东西。”“那么，你是不是认为哲学家不愿意把自己贡献给肉体，而尽可能避开肉体，只关心自己的灵魂呢？”“是的。”

苏格拉底并没有留下著作，上述柏拉图所记苏格拉底与学生的特殊对话，即是柏拉图以自己喜欢的形式来阐发其恩师思想的记载。这从某种程度上展现出学园中柏拉图教学过程的真实记录和主要方式。流传后世的柏拉图著作，如其代表作《理想国》以及《申辩篇》《克里托篇》《欧绪弗洛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等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对话体。朱光潜认为，“在柏拉图的手里，对话体运用得特别灵活……树立了这种对话体的典范”。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柏拉图日常在学园教学活动中的一般情况。

我们将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中教育学生的方式作以比较，就会发现：一是在思想的传承中，充满着哲理的辨析和穷追不舍的探索精神；二是以对话、启发、讨论、反诘、辩说等方式为主；三是老师循循善诱，学生虚心好学。稷下与学园在培养学生、阐发理念、传播思想上的方式是何其相似！

其二，学风相似。爬梳相关史料，比较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学术风气，我们发现：地位平等、思想自由、独立思考是他们相通的共有特点。稷下的地位平等，首先表现在学宫的创办者齐国君主对学宫内的所有各派学者及师生的平等对待上。他们不以自己的好恶限制学者，对各派学者实行来者都欢迎，来去自由，不加限制的态度。因而，各种学派，无论是否合乎齐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都汇聚到学宫中来了。以著名的稷下学者为例：“孟、荀是儒家；邹衍、邹奭是阴阳家；田骈、慎到、环渊、接子，还有宋钘、尹文都是道家”，淳于髡是杂家，倪说是名家。而道家之中，又分：宋钘、尹文派；田骈、慎到派；环渊派；等等。稷下的思想自由，则主要表现在齐国统治者对稷下的教育、学术活动采取不干涉的方针，各种思想学派在稷下都可以自由地宣传、论辩、交流、发展。各种学派无分大小、多寡、地位高低，一律平等研讨，自由争鸣。柏拉图学园的地位平等则主要反映在师生地位平等。学园对学生不收学费，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为其教育目标，讲求的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重视教学中的自由讨论、研究中的质疑对话。例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生的关系，就是这种地位平等、思想自由、独立思考的集中体现。梁鹤年在研究两人的关系后就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是师徒，但思路差不多相反。在宇宙观上，柏拉图重'真’，亚里士多德尚'实’；在推理上，柏拉图是演绎（deductive），亚里士多德是兼容演绎与归纳(inductive)；在求知上，柏拉图讲'洞识’（insight），亚里士多德讲'体验’；在政治上，柏拉图落点在'君’，亚里士多德落点在'民’。这些互相补充同时也互相冲突的思路……在一些地方相得益彰，但在另一些地方却水火不容，支配着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取向与演化，直到今天。”梁鹤年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二人思想观点的比较、分析，用“差不多相反”来概括，倒是很清晰地看出后者对前者思想的“传承、发展、创新”。由此再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以更深入一步解读柏拉图学园师生平等、独立思考、崇尚创新的学风。这充分体现出在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之所以在东、西方都实现了了不起的“哲学突破”，至少与这两个著名学府在学术上都遵循着共通的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平等交流、相互争鸣的教风、学风和文化精神是分不开的，而正是这一点，使之成为东、西方学术思想创新的源头。

（二）差异比较

1.稷下之开放办学与学园严格管理之差异

稷下学宫为各种学术流派集聚之地，学者们“游于稷下”，率徒讲学，来去自由，机构开放度高。这种开放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师生开放。老师可以在稷下自由招生授徒，孟子生徒中多有齐人，就说明孟子在稷下时招生不少；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即是一例。稷下对教与学两个方面都是开放的。二是对学派开放。各家学派，来者不拒；不计立场、不以好恶、不论出身，愿者即来，一律欢迎；来去自由，不设限制。以礼贤下士，欢迎学者；以开放心态，管理学宫。虽然有学者考证，《管子·弟子职篇》是其学生守则；学者的“期会”说明有一定的制度规划和安排；荀子也曾在稷下“三为祭酒”，是学宫管理的最高职官。但大致说来，稷下的管理模式应是较为松散，难以形成像后世学校那样系统、严格的管理体制。

柏拉图学园在管理制度和体制上，则具有后代学校的雏形。根据有限资料来看，其管理规定至少有两方面是严格的：一是大概有较严格的入学条件规定。学园中立有“不懂几何者，禁止入内”告示牌，这已是相当于较严格的入学考试了。二是有园长选任制度。园长先是由柏拉图自任，他去世后交给他的侄儿斯皮士帕斯，其后“继承人或者是由前任校长指定，或者是由学校选举”，由其弟子及后学选举产生，终身任职。学园的教学事务是如何进行的？尽管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提供详尽的细节，但我认为，由外邦来到雅典的“智者”应是除柏拉图本人外，对弟子进行指导教育的师资之一，就是那些被称为“与柏拉图有多年交往，并在他的指导与鼓励之下，献身于哲学生涯的年纪更大的人”。这些人有部分做了成年的学生，有的就成为学园的教师。三是学园还有设置“朗读者”的制度。其职责有两个：一是朗读职责，即为师生大声朗读从书店或者名著里面搜集、摘录来的美文；二是审读职责，即审查流通到学园中的文章，已经有后世“督学”的职责。

2.稷下百家之学与学园一家之学的差异

稷下学宫以国家之力创办官学，它又采取欢迎各家学派学者来此讲学授徒的政策，其中各派学者的讲学授徒往往带有私学的一些特点，使稷下成为一个官学与私学相结合的联合体。在教学内容上，必然是多元并举的。一方面，稷下成为了大师云集、众人施教的大学堂。最兴盛时，曾有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髨、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说明至少有70多位给予很高政治待遇的学术大师在稷下授徒讲学。另一方面，稷下容纳了当时差不多所有的诸子百家学派都来讲学授徒，这就不仅为各派学者提供了在学术上相互交流、争鸣、吸收、融合、创新的条件，也为稷下的生徒们有机会接受不同思想学派学者的教育，大大提升了稷下的教育质量。

学园是柏拉图为传承苏格拉底及其自己的思想学说和培养他所设想的建立《理想国》需要的人才而创设的。因而，从哲学思想的传授看，其主要的是一家之学，即柏拉图学说的发展与传承。尽管柏拉图的学生，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很多思想突破、创新到了与柏拉图学说相冲突的程度，但是他仍然是沿着柏拉图学说方向传承、发展的。从总体上说，“在所有基本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与其老师是一致的。而不同之处一般说来是他将其老师的原理推进了一步”。即使在柏拉图去世以后，继承人几经转换，学院仍然“保持了柏拉图主义的传统经久不衰”。

3.学科设置之差异

在教学科目设置上，二者更有明显差异。稷下为诸子百家争鸣之所，学者讲学、研讨、辩说，大多以宣传、推阐各学派思想观点为主要内容，所以很难形成统一的科目设置。其教育内容，以今日标准视之，主要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学园则有系统的科目设置，开设科目包括哲学、数学、几何、天文学、物理学、音乐、体育等，既有自然科学，也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对数学的特殊重视，是其突出的教育特色。可以说，现代大学的科目设置，是以希腊学园开其端的。

四

文化贡献值比较

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共同的文化贡献是为世界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培育出了众多伟大的思想家。人类精神与哲学的突破，必然伴随着大师、先哲的出现。柏拉图创设学园，其主旨即是传承、发展苏格拉底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思想。因而可以说，正是学园的创设才产生并成就了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学园还是其后希腊多个学派滋生、培育的沃土。柏拉图之后，发展出中期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出现了亚里士多德派、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等不同思想哲学流派，其源盖出于柏拉图学园。学园还培养出了欧多克索斯、欧几里得等许多为人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天才数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

稷下学宫的贡献则与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密切相关。它既是培育学派的沃土，也是思想家的培育基地。当时的诸子各家学派都在此得到了长足的创新、发展和人才队伍的成长壮大。这里是成就儒家学派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事业之所，孔子学说的形成有赖于对齐文化的吸收，儒学大师孟子、荀子等在此收徒讲学，融合各家学派思想，发展孔子学说。稷下也是发展、培养新学派的沃土。先秦几乎所有学术派别都在稷下得到长足发展。影响巨大的黄老学派、阴阳五行家学派、齐法家学派等则是在稷下学宫培育、创生、发展、成熟的。几乎可以说，没有稷下学宫，就不会有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稷下学宫培育出了淳于髡、孟子、慎到、宋钘、田骈、尹文、邹衍、荀子等一大批集大成式的学派代表人物和思想家，其人才主要是各家学派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这为战国思想学术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综观稷下与学园诸多相通相似之处，带给我们颇多思考与启迪。我们发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不同文化在本质上却有着更多的共性。在人类精神发展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时代”，其教育和学术的实现途径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人类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有相通的思想方式和精神追求，这是今日东、西方乃至世界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的文化渊源基础。人类文明历经数千年的曲折发展，各种文明至今具有其鲜活的生命力，充分说明各种文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历史必然性。因而东、西方文化，乃至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流、发展，应该追溯到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时代，寻求那些相同、共通之处，通过溯其源察其流，分析其变异的历史过程和差异节点，从中寻找出当代世界不同文明相通相融的相处发展之道。而稷下学宫、柏拉图学园所展现的共同的文化特征也说明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平等研讨、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有的精神财富。它是产生思想大师，实现哲学突破，推动文化大繁荣的不竭动力源泉。

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分别诞生于东、西的两个最早的高等大学堂和思想学术的文化中心，它们又分别对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各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从“哲学突破”看，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东、西方在哲学“突破”上的具体展现。比较来说，二者所实现的哲学突破也各不相同。

稷下学宫的“突破”，是在思考解决人文、社会等现实问题上的探索与突破，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其哲学的突破与政治现实问题的“解困”紧密结合。如前所述，稷下之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即往往与政治相关连。稷下诸子，正处于中国从分裂走向大一统的前夜，社会剧烈变革，大国兼并战争加剧，这些“喜议政事”的稷下先生们所寻求的，即是为“天下”统一作出理论上的准备和治国之策上的探索。因而，稷下黄老之“道”、孟子的“仁政”主张、荀子的“隆礼近法”思想、邹衍的“五德始终”之说，甚至儒家孟子、荀子两派之间关于“性善”“性恶”及“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论争，都是在实现哲学突破的同时，对新的治国理念和统一天下之术的探索与论辩。二是其哲学的突破与各学派的交融紧密结合。稷下并没有形成自己统一的理论体系，它的哲学突破表现在各学派理论体系在此得以丰富、发展、提升、创新，以及百家思想的交流、兼融与新学派的诞生。以荀子为例，他是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他的“隆礼近法”的思想又是法家代表人物李斯、韩非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李、韩二人正是在稷下师从荀子而丰富、发展了法家理论体系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的黄老之学、阴阳五行家、齐法家管仲学派，都是在稷下的百家争鸣中培育出的新学派。

柏拉图学园的哲学突破，则主要表现在柏拉图思想的突破。这种突破是与精神的突破紧密相连，是在精神解放的基础上，导向对社会、自然、宇宙等全方位探索的理念提升。其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其哲学思维与宗教的紧密结合。在其创立理念论的哲学体系中，神本存在与客观世界和谐地联系在了一起，构建了一个由低趋高的等级秩序体系，其背后存在着终极理念，神则为世界运转的原动力，大大发展了“神造万物”的原始学说，成为西方宗教的源头。二是其哲学突破与个人的思想突破密切相关。学园的哲学突破实际上是柏拉图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发展与创新。柏拉图的理论体系是在苏格拉底为其提供的思想路径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的一个所谓的理念世界，它是一个至高至善的伦理的神话王国——“理想国”，在这个国度中是哲学家或思想家为国王，它显然是一个形而上的乌托邦式的人间神国的梦想。它与稷下各派学者从现实出发在“喜议政事”中所提出的诸多统一天下、建立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政治构想和思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从对后世的影响看，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作为世界文明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的文化中心，由于其创办者及其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差异存在，其对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首先，最主要的影响表现为对教育的影响。柏拉图学园设立后，对那个时代的教育发展走向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在雅典私人办学成为一时风尚，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园，以及伊壁鸠鲁学园、芝诺学园等纷纷成立。各学园继承、完善了柏拉图学园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崇尚学术自由，其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学术风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的学科体系，直接奠基了后世西方教育制度的基础。尤其是对数学与哲学的重视，更使之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以至于学园的名字“阿卡德米”成为后来欧洲国家学院、学校的常用名称。学园也成为公元前200年左右建立的西方古代第一所大学——雅典大学的前身。

稷下学宫设立后，并没有形成国办大学的创办热潮，甚至在战国之世，稷下的创设也没有形成连锁效应，国学之设无可继者。一方面，当时“天下并争于战国”，各国君主都在政治、军事的“合纵连横”中奋力争夺统一天下的主导权，风云际会之间，各国统治者虽热衷于延揽人才，却并无心创办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是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并没有希腊城邦社会创办私人学园所具有的经济、社会基础。因而，稷下学宫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和发展走向似乎并没有柏拉图学园影响之大。但是，它对秦、汉大统一之后博士制度的设置、秦汉政治文化的影响，则是巨大的。稷下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直接为秦的统一奠定理念基础和舆论上的准备；在稷下产生、发展、成熟的黄老之学，经在齐地的政治实践，上升为汉初盛世“文景之治”的统治思想，直接为民族的大一统作出了贡献。

其次，稷下与学园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巨大的。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素称发达，从文化渊源看，这与柏拉图学园对苏格拉底理论学说的发扬，对柏拉图哲学、科学理念的构建、发展与传播，对亚里士多德等众多伟大哲学家、科学家的培育是分不开的。“希腊三哲”正是整个西方世界哲学、科学、教育的奠基人。

稷下学宫为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战国之世，中国诸子百家思想既多元创新发展，又相互交流、吸纳、兼融、汇通，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形成了百川汇海式的多元归一特点。稷下学宫时代，已为儒学熔铸百家奠定了良好基础；及至秦汉，儒家兼收道、法、阴阳、黄老等诸子之学，所谓“独尊儒术”之“儒”，实际成为一个以儒学为主干的多元思想文化的统一体。从对此后的中华文化发展影响看，学界多有学者提出中华思想文化的主体应该是儒、释、道互补的观点，也正说明了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兼融特质。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文化及教育理念重人文、轻科学，均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这都与稷下学宫的文化影响关系巨大。

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它们既是东、西方文化相通相融的文化渊源之一，也对东、西方不同教育制度、学术思想和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们是世界文明史上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辉煌的“双子星座”。

文章选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