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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明朝皇帝和军队勋贵被一窝端,为何文官于谦还能打赢北京保卫战

2022-01-21  冷兵器研...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字数:3477,阅读时间:约7分钟

编者按:关于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因为事情发展得实在太震惊中外,一直以来就被赋予了各种阴谋论。甚至有土木堡之变是文官的阴谋,甚至有人脑洞出于谦是罪魁祸首的理论。其逻辑是土木堡皇帝败得那么惨,北京保卫战却打赢了,肯定是有人出工不出力,本文就来聊聊,土木之变中被斩首的明庭,是怎么打赢北京保卫战的?


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试图效法其先祖远征兀良哈故事,率二十余万大军亲征瓦剌。然而,由于准备不足,指挥失误,明军被瓦剌军队围困于京北土木堡。人困马乏之下,明军士气低落,在瓦剌的攻势下全军覆没, 随军的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就连明英宗本人也被也先所俘获,这一战,也使得原本清晰的明蒙攻守态势再一次发生转换。对于明朝而言,最现实的问题更是摆在眼前,土木之变的大败,让明军精锐损失惨重,而明朝的指挥中枢也因为重臣的战死和皇帝的被俘几近瘫痪,而刚刚获得大胜的瓦剌也先,却因此有了进攻北京、继续扩大战果的野望。

强敌在侧,群龙无首,内忧外患下的明廷面临的建国以来的最大危机,但我们都知道,也先对北京城的攻略并没有成功,京师保卫战是以明朝的胜利作为结束的。

就像《明朝那些事儿》中所描写的那样,京师保卫战之所以能够成功,绕不开救时宰相于谦的功劳,明英宗的孙子朱见深的话说的非常公道“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难危之日,(于谦)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可以说,若没有这位于谦于少保的挺身而出,明朝到底能不能度过这次危机还很难说。


从当时的记载来看,不同于英宗临时起意御驾亲征时的仓促,京师保卫战期间,明朝对于瓦剌入侵的准备相当周详。启用战败将领,调配补给,训练京师守备,调派各地军队入京,这一系列举措有条不紊的展开,确保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为了充实京中部队,明朝调拨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浙江兵,来北京驰援,这一举措,让京师兵力从原先的不过数万扩充至22万。

另外,土木之变发生后,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即之后的景泰帝)监国,与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由于明朝主力全军覆没的消息带来的冲击,不少大臣建议放弃北京,迁都南京避祸。后来南宫之变的推动者徐珵(后改名为徐有贞)更是大言不惭的宣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于谦就是在此时说出了那句“言南迁者,可斩也”。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明朝中枢的文武重臣已经因为土木之变死伤惨重,但于谦当时只不过是兵部左侍郎,朝中官职地位比他高的不在少数,但敢于这样指斥建议南迁者的,却只有他一人。除了于谦本人的性格特点外,他科道官员的出身也是原因之一。

土木之变对于明朝中枢的打击极大,除了前文提到的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外,吏部左侍郎曹鼐、刑部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这些部门二把手也都死于事变当中,反倒是游离于六部之外的监察体系得以较好的保存了下来。明代的监察体系较为复杂,像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按察司、六科给事中都属于监察体系范畴。明太祖朱元璋对于这类风宪官的选拔极为重视,曾下旨称其为“耳目之寄,肃清百司。今后慎选贤良方正之人,以副朕意”。自此以后,监察官员的选拔就变得越来越严格甚至严苛。明初百废待兴,官员调任本没有太过死板的要求,一些吏员若是表现良好甚至也能破格为官,但监察系统却是例外,不仅不允许这种破格提拔存在,就连正统科举考入的进士想要进入科道也必须经过层层选拔后“理刑半年,考试除授”。


这种对于监察系统官员的重视,并没有因为朱元璋的去世而衰弱,相反,由于统治者对于监察百官这一现实需求的存在,明朝历任皇帝在言官、御史的选拔上都开始层层加码。如此一来,这些监察系统的官员在个人素质以及地位上都远非普通官员可比。所谓“口含天宪,清华之选”,如于谦,就是御史出身,而除他之外,土木之变后有助定朝局之功的礼部尚书胡濙(就是传说中奉朱棣之名寻访建文帝的那位)也同样担任过兵科、户科给事中,同属科道老人。

土木之变后,明朝监察系统损失并不算严重,因此,也成了当时最为活跃和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除了平息南迁之议外,在铲除王振余党一事上,明代的监察官员们同样出力颇多,王振的同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在午门血案中因为试图驱散请命大臣反遭围殴致死,据说,第一个怒而出手(口)的同样是一位言官:户科给事中王竑。

《明史》记载:锦衣指挥马顺者,振党也,厉声叱言者去。竑愤怒,奋臂起,捽顺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啮其面,众共击之,立毙。


如果说拿下“咬杀锦衣卫指挥使”这一史诗成就,就是王竑人生的最高光时刻,那么就有点太小瞧这位大臣了,午门血案后,王振一党被清洗,王竑则被授予右佥都御史一职,在也先袭击京城时他与王通、杨善守御京城,后又驻守居庸关,为明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当时的记录来看,除了于谦、胡濙、王竑这类有着匡扶之功的名臣外,明朝中枢体系的大批言官也并没有沉寂下来。


前面我们提到,土木之变造成了明朝中枢的混乱,一方面这自然与明英宗的被俘有关,而另一方面,大批中高层官员的战死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兵、户两部,主管军事和钱粮供应,更是事关京畿防御的关键,一旦失灵,后果不堪设想。土木之变后,明朝除了另立新皇外,还进行了大量的人事提拔。

最显眼的,自然是于谦由兵部侍郎升任兵部尚书,除此以外,户部尚书由工部左侍郎补任,户部、兵部乃至剩余四部的侍郎、郎中、员外郎等职务,也依次由下往上递补,在《明史》等文献资料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于谦等大臣提及“靖康之变”或者说“宋之南渡”,可以说,宋朝守卫汴京时的种种乱象,几乎是为明朝文武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错误答案”,如宋徽宗退位自保后在后方发布的乱命,宋钦宗在面对金国时是战是和的摇摆犹疑,以及防卫京师时文臣武将们的种种奇葩操作,都成了明朝需要避开的大坑。


不过,和靖康之变时北宋军力国力的捉襟见肘不同,刚刚遭遇大败,“精锐尽丧”的明朝还可以依靠厚实的家底来稳住局势。由于大部分辎重武器在英宗亲征时被抽调进主力军中,当时京城守军的武器铠甲严重不足,最严重时,士兵着甲率甚至不到百分之十,但依靠着应天府(南京)军械库的支持,明朝短期内就补充了各类兵器126万件,明朝所积累的底蕴可想而知。和兵器的补充类似,明军兵源的补充同样充满了有钱任性的感觉,为了激励守城、守关士兵士气,明朝下令“守城匠人、守口军、火夫,并皇城四口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就连民间百姓,只有有才能勇气,也可通过选拔“授以冠带,赏银三两”,并且“给予器械鞍马,月粮一石”,这种氪金大法,也让原本元气大伤的京师守军得到了一定的补充。


同时,就像前文提及的那样,明朝还依靠两京备操军、南方备倭军等后备力量重新训练、充实军队。在此之前,京城防卫力量主要由京营为主,虽然名为“营”,但实际上人员成分、隶属关系极其复杂,除了隶属五军都督府的卫军和守卫皇城的亲卫外,甚至还有部分负责杂役的所谓力役乃至皇陵卫队。这样拼凑而成的一支军队人员调度起来有多复杂可想而知,《明通鉴》对此有毫不客气的评价:“虽各有总兵,不相统一,临期调拨,兵将皆非所素习,猝遇敌兵,有所呼召,甚至彼己不知,姓名不记者”。连姓名都记不住,又谈什么配合和支援?土木之役表明,这些大而无当、所属不一的军队,会极大的拖慢明军的指挥运行能力,同时也很难有效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因此,京师防御战前,为了协调统一,减少彼此各不统属所带来的指挥问题,明朝几乎放弃了已经名存实亡的京营,而是重新整合三大营,将其中的精锐的团营之中。与三大营不同,新建的团营由兵部尚书一人提督,其下又设三总兵及指挥使等职,这种叠床架屋的组织结构,也是京师保卫战得以取胜的关键。


和北宋靖康之变时不同,明朝虽经历土木之变的惨败,就当时的国力来看,无论是辎重储备、后备兵源还是预备人才,都还有着深厚的底蕴,正因如此,明朝在平息了英宗北狩引起的内部混乱后,重新建立了稳定的行政和军事中枢,使得瓦剌也先没有任何可趁之机,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参考文献:

1.方祥《明代团营制试探》
2.朱佰文《“土木堡之变”前后明代监察系统的功能演变》
3.张连松《北京保卫战的后勤方略》
4.蒲章霞《“土木之变”若干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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