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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张兆和：佳人才子至亲至疏 张家三姑娘张兆和的婚姻有一段童话般的开始。 无数人熟悉他们的情书：“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不过这段童话有着灰色的阴影，晚年张兆和曾疑惑：“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身为张家三姑娘，张兆和出生时并不受欢迎。 母亲已经生了两个女儿，长房热切期盼男丁。三姑娘一落地，众人的失望不必多说。 兆和说:“除了我妈，从来没有人会为我瞎操心”，可是生母陆英在她11岁时就过世了。即使母亲还在，9个孩子个个要她操心，不断怀孕生产坐月子，分给兆和的精力也有限。 祖母宠爱元和，父亲疼爱允和，兆和“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子，没有人娇惯她，她也习惯了在做错事后挨罚时老老实实的。”
兆和小时候“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挨了欺负，奶妈朱干干总是说:“别想了！没什么了不起。去喝你的粥，吃腌豇豆吧，吃完就没事了。” 兆和也不记仇，“好事坏事都不记”，不过像大多数自觉受了冷落的孩子一样，她其实挺要强。 进入中国公学的张兆和“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她肤色依然偏黑，喜欢男装，“那时女人的旗袍下摆是窄的，而她偏穿男式的大摆袍子，颜色也总是阴丹士林的蓝色”，有一种中性的美。 据说沈从文爱上张兆和的一刹那就是张兆和在操场边吹口琴，一边走一边吹，走到操场边，甩一甩头发，转过身继续吹，别有一种飒爽之美。 追求张兆和的男性很多，沈从文并不见得是最合适的一个，但他的情书滚烫绵延，他的爱意汹涌澎湃。
从1930年春天写到1932年的冬天，沈从文写了整整80多份书信。这些信一开始被束之高阁，到后来“她先已经看过后，怕人说她再看，就装作看书，把信放在书里面看。”（张宗和日记） 张兆和被打动了，很难说是被他的文字还是他的人。 他们的婚姻已被太多人评说，有人怨穷小子凤凰男辜负了白富美，有人恨世俗理性女成不了作家的灵魂伴侣。 都对，又都不对。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张兆和期待丈夫将文字中的深情转化成体贴，沈从文期待妻子是想象中的完美女性。这是一个不断打磨的过程。 张兆和是妻子，妻子和灵魂伴侣的区别，就在于灵魂只需畅游在美的世界，而妻子必须兼顾儿女，处理世俗事务，支撑起小小家庭的一方天地。 沈从文是作家，作家构建的精神世界关涉着他的信仰和艺术生命，却难以被身边人所理解。 他们的婚姻不必也不应该加以粗暴的道德审判。 婚后的张兆和其实陷入了一个女性的困境：一个困在柴米油盐家庭琐事的女性如何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诗意？ 这个困境是普遍的，今天的女性未尝没有。 记得有阵子翻到张兆和的大弟张宗和与妻子孙凤竹的通信，孙凤竹信中说； “你想多宝贵的时光、宝贵的精神，完全在这洗衣、做饭这些杂事上，岂不可惜？死在这上头也值得吗？--就是随便与人谈了，人家也许会笑我，不能吃苦，不配做女人，不贤惠。”《秋灯忆语》 孙凤竹的委屈何尝不是张兆和的困境？ 这些洗衣做饭人情往来这些家庭琐事微不足道，却耗费时间精力和体力，足以让人窒息，更重要的是这是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理所当然的义务。 早在兆和订婚后，大弟宗和就诧异地发现“三姐也变了，往常人一说她，她就脸红，现在俨然是主妇的样子，料理厨房，算一天要用多少钱。他（沈）在房里拉着手在她耳边说话，她也习以为常了。有一次他们又坐在一起，我开了房门要出去。他们笑着把我拉回来，说'现在不用再装吃醉酒了’，我倒被他们说得有点难为情。” 因为爱情，自小家境优渥的兆和学会料理厨房计算家用，用微薄的薪水打理生活。 1940年孙凤竹怀孕，与张兆和、张充和住在一起，写信感叹：“三姐待丈夫是太好了，今天街子，又买了许多新鲜菜回来，---沈从文在菜就太丰富了，就像招待客一样”。 “人家是有丈夫才有生活，丈夫不在这里，无论怎样简单马虎都不要紧，日子仿佛也是白过掉的”。 张兆和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 沈从文也感叹：“孩子们给我们的鼓励，固然极大，最应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苦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忱，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 但张兆和并非毫无主张一味顺从的贤妻。 她与沈从文的婚姻颇有一点像袭人或宝钗嫁给宝玉。她爱他，关心他，打理他的起居，关心他的事业，但是有自己的标准，“难道你做了强盗我也跟着去不成?” 1948年，沈从文因写作的桃红色小说《看虹录》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精神陷入崩溃中，1949年1月沈从文前往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清华园家中休养。 林徽因致信张兆和：“二哥第一天来时精神的确紧张，当晚显然疲倦但心绪却愈来愈开朗。第二天更显愉快，但据说仍睡不多，所以我又换了一种安眠药，交老金三粒（每晚代发一粒给二哥），且主动临睡喝热牛奶一杯。” 张兆和是关心丈夫的，也特别感激这样的朋友。她信中说；“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各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 对于生活，她和丈夫始终存在巨大的差异，因为相爱，他们始终还是互相搀扶。 1949年8月，沈从文进入国立历史博物馆工作，完成了精神的重造。 适当分开，彼此写信，一起吃饭，对于他们反而是更好的相处。
1984年沈从文大病一场，脱险后，说话和行动不便。1988年沈从文过逝，张兆和整理出版双方的书信。 2003年张兆和过逝。 生命接近终点的她，恍如又回到从前，“别想了！没什么了不起。去喝你的粥，吃腌豇豆吧，吃完就没事了。”有人拿出沈从文的照片，她含含糊糊：“有点熟悉，但记不起来！”
深爱过亏欠过弥补过，动摇过纠结过还是深爱，一切终归于平静。 也许缺憾才是人生的常态，不必停留，尽力向前，改变能改变的，弥补能弥补的，爱我所能爱的，这就是张兆和的婚姻之道。 04张充和：自在文姬天涯知己 “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 这是1941年张家四姑娘张充和在国泰戏院演出《游园惊梦》后，章士钊赠她的诗中两句。 “文姬流落”这个典故让张充和心生不满，因为触动了她内心的隐痛。 张家四姑娘与前三位姐姐不一样，很长时间，她是流落在九如巷之外的。 张充和是1913年出生在上海的，三姐兆和的出生已经让家人失望，充和的出生更是让母亲背负上沉重的求子压力。 偏偏那时候搬到上海不久，家事未曾理顺，给充和请的奶妈奶水也不够，怀着孕的母亲陆英听着小女儿稚弱的哭声，心力交瘁到极点。前来上海探望的二房叔祖母大为心疼，提出收养女婴。 襁褓中的张充和随着叔祖母来到了合肥老家。 叔祖母是李鸿章四弟李蘊章的女儿，丈夫是张树声次子张华軫，可惜丈夫去世太早，儿女也相继离世，叔祖母皈依佛门，广做慈善，打理家事。这使得她在家族中很有威信。 她为张充和构建了一个美丽的旧世界，这个世界在当时正在逐渐消失。 叔祖母为充和聘请吴昌硕的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为塾师，又请举人左履宽先生专教小充和吟诗填词。她读的是传统的私塾。 她的三个姐姐在苏州接触白话文，学习美术、几何、英语等课程，充和在闺中学习如何为古文断句，如何临摹各种古老碑帖。 1920年充和回苏州，姐姐们发现她“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但是姐姐们知道胡适之，她就不知道。” 1930年，充和17岁，养祖母去世。 这位守寡多年信仰佛教的祖母留给充和的是物质的充足和精神的独立。 祖母留给她足够的土地和财产，祖母的教育让她培养出书法、昆曲多种爱好并习惯于孤独的生活。这些都足以让她享受单身女性的快乐。 祖母去世后，张充和回到了九如巷的家，进了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骑自行车、打球、白话文种种新事物扑面而来，可她更熟悉的依然是那个古典的世界。 1934年9月，张充和在北大开始了大学生活。可惜求学的时光过于短暂，1935年4月，因为肺病，她先去了香山疗养，而后转青岛疗养。再后来她在连绵战火中四处避难。1938年，她到昆明参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教材编写。随后又在重庆教育部下属礼乐馆工作，整理礼乐。 1947年，在北大教昆曲的张充和认识了美籍犹太人傅汉思。当时，她34岁，身边也不乏追求者，比如暗恋她多年的卞之琳，都未曾打动她的心。丘比特的剑射中了他俩。 1948年11月19日，张充和与傅汉思在北京举行婚礼。1949年1月新婚夫妻赴美定居。她意识到故土的新世界是“暗淡的、陌生的，容不下她喜欢的那些东西，甚至连梦想着那些东西的空间都没有。” 刚到美国的前十年，他们的生活颇为艰难，亲友劝她回国的也不少，她并没有。六十年代后，他们的生活逐渐安定，张充和在耶鲁大学开设昆曲、书法课程。每次演出，汉思是她最好的助手和翻译，对演出进行各方面记录，以备后续研究。
异域他乡，她依然活在那个古典的世界，晨起练字，打理果园，衣橱里各色旗袍挨挨挤挤。 丈夫傅汉思说：“我的妻子体现着中国文化中最美好最精致的部分。”这位娶了中国妻子益发爱上中国文化的知名汉学家于2003年过逝。 2015年张充和过世。
这是最后的闺秀，也是精神丰足的独立女性，所谓婚姻之道对她来说是个笑话。“我写字、画画、唱昆曲、做诗、养花种草，都是玩玩。”乘物以游心，婚姻又何尝不是如此。 幸福到底是什么？不幸固然各有各的不幸，幸福也是多样的。如果有幸福的秘方，那就是充足的爱。富养的人生给予他们足够的爱，这些爱滋养了他们日后的人生，坦途亦或坎坷，青春亦或迟暮。
作者： 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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