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1 20:14:49来源: 中国书法网
一、沈尹默早年即与于右任比肩书坛 沈尹默自言幼时在陕西汉阴家塾学字，所得模板为黄自元书帖。及长后知其非书法佳本，遂弃之，转以唐贤欧阳询、褚遂良为楷范。在杭州得陈独秀棒喝“其俗在骨”之后，多年潜心北朝碑版，手札文字不敢示人。陈独秀的书法观念与康有为仿佛，在他心中，“二王”书系延续至清末民初，馆阁体之精神病弱有若山水画之“四王”，亟待脱胎换骨。其实书法之是否落“俗”，并不在于风格流派之分，学王羲之不得要领，即可落俗；学郑道昭徒见皮毛，亦在俗中。但在二十世纪初叶的文化氛围中，因康有为对其所谓“二王末流”若赵孟頫、董其昌的猛烈抨击，谓之“无骨”，则受到普遍接受。反其道而行之则是进入北碑。吊诡之处在：无论阮元还是包世臣，无论康有为还是陈独秀，在“扬碑抑帖”风潮中却并未批评或扬弃“二王”。沈尹默以陈独秀之针砭为良药，痛心疾首之后复埋首自攻，苦临北碑二十载，然兴致终不能舍弃“二王”，比较间亦深悟：馆阁之弊，“二王”难任其咎。千秋书史，终竟以“二王”为最高楷范。
沈尹默解语花词（1946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于右任在南京为诗书祭酒，沈尹默亦在北京为书坛号召。二人早岁皆以诗名，此际虽亦吟咏未休，然书名均已盖过诗名。“北于南沈”，指二人之籍贯；“北沈南于”是当时之实情。以后，中国书坛以于右任的北碑与沈尹默的南帖颉颃雄峙，渐显端倪。这是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一百多年之后，第一次在书坛显示出清晰有渊源有领袖的流派分野。无论是阮元、包世臣的时代，还是康有为的时代，书坛碑学大盛，却并无能够与之抗衡的帖学大家，而在于右任、沈尹默的时代，两位好友却在并无互相攻讦，也并无门派扞格的切磋谦让气氛中逐渐形成趋向迥异的书法流别，这在中国千年书法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在二十世纪延续未休的文化冲突甚至造成人群分裂的环境中也应该是一个奇迹。或许因为终于右任、沈尹默之世，书法艺术尚处于社会文化边缘，未曾进入意识形态纷争场域，也或许现代帖学之复苏并未给碑学致命打击，但于右任与沈尹默个人之文化观念及性情作风、行事方法，亦对其时代之书派形成发生重要作用。于右任与沈尹默都接受过阮元以至包世臣、康有为的书法观念影响，又各以现代文化事业戮力平生。于右任虽以魏碑体植基，却也吸收了“二王”的倜傥气韵，更以怀素小草为格调，形成自己浑茫磊落、纵逸有致的草书面目；沈尹默或以大王《兰亭序》之典丽精严为旨归，亦时露北碑多家之蕴藏，势若“文武昆乱不挡”而以楷行为本色当行。碑版立身的于右任最终建树于碑学中最薄弱的草书，必欲振兴“二王”流脉的沈尹默则对阵北碑重镇，于楷行书体中更张一军。若以笔法精严、结体紧密、作风细致、气格典雅而论，沈尹默更为出色。他以毕生精力，几乎心不旁骛，以笔法研究为中心，开启了现代书法的专精化道路。于右任赞沈为“科班”，自谦“玩票”，绝非揶揄。以后，于、沈二人均享寿至八五遐龄，分居海西东，在两岸隔绝之年代亦以书法通声息，创造了文化不灭、友谊崇高的佳话，不仅丰富了自己的艺术生命，也影响及于身后。正是在于右任的支持与包容之下，以沈尹默为代表的现代帖学发展，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的生动流脉，也形成现代帖学“和而不同”的恢弘态势。
沈尹默自书结婚证书（1947年） 二、倾心碑学，沈尹默的最初书法转向 沈尹默于一九一三年从杭州到北京，长期任北京大学教授，后短暂任职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至一九三二年离开北京往上海，恰二十年，也是他从“而立”到“知天命”时期。沈尹默先后在北京大学预科及本科教授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他的书法兴趣及专研愿望均在北京大学得到发扬。沈尹默与先后从杭州进京的钱玄同、刘季平、马衡、马叙伦等人，在执教余暇，切磋书法成为惯常。一九一七年年底，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由在校学生发起组织并负责的书法研究社，除钱玄同之外，其他四位浙江籍教授均为导师。沈尹默最初的讲座内容为“用笔方法”，这是他多年后揭橥“笔法论”之滥觞。据载，该学期缴费入会者有七十七人。以后，沈尹默又演讲“书法大要”等。这是在中国最高学府进行书法教育的最早实例。沈尹默、马衡、马叙伦三人虽学术路径不同，但对书法的热爱及研寻均延及终身。刘季平（刘三）为陈独秀与沈尹默结识的介绍人，也是向沈尹默转达陈独秀尖刻批评的见证人。在校教授中文、历史的其他教师若陈独秀、钱玄同、朱希祖等人，均热衷书法。在新文学的大本营，教授们的书法意识是普遍崇碑的。反文人化，反传统。民间趣向在当时新文学的精神氛围中，竟成为最高学府中的文人时尚。沈尹默以多年功夫致力碑版，漫延在他任教北京大学的全部时段，不能说不是“时风”影响。一九二一年，沈尹默为蒋介石母亲书墓志铭并题盖（墓志由汪精卫撰写），同时，于右任也书写此墓志铭。应该说，此际沈尹默已然书法名家，声名与于右任颉颃。一九二八年，沈尹默就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之时，书名已经盖过诗名。他此际的书法形态，除碑体楷书外，篆隶也本色当行。离开北京大学之前，沈尹默从来没有倡言帖学。以沈尹默留存的多件碑派书法作品而论，如果他即此以碑体楷书行世，亦可与于右任平分秋色，同为书坛领袖。
沈尹默遣兴五言诗二首（1937年） 三、于右任的宽宏促进现代帖学发展 有论者以为沈尹默与于右任早在一九〇二年前后即在西安“结识”。此说难以确证（沈尹默在西安期间，倒是认识了王世镗，并且得其所赠《爨龙颜碑》）。于右任一九一四年从上海往返北京，从事革命活动，又于一九一八年经北京返陕主持靖国军，均行色匆匆，行动诡秘，都不大可能与沈尹默见面切磋书法。二人的最初书法交集，除分别为蒋母书墓志铭外，一九二五年，又有合作彭仲翔墓志铭之举，沈撰文，于书丹。到一九二八年，沈尹默为国民军将领孙岳（禹行）书墓志铭，由张继（溥泉）撰文。此际，北平研究院负责人李书华即称赞沈尹默书法为中国第一。沈尹默当仁不让，并云“如果我书法是中国第一的话，那我毫不客气地说我是世界第一。因为欧、美等国之人全不会写中国字之故”。沈尹默以魏碑及唐楷融汇的“标准楷书”，较之于右任的纯魏碑行楷，纠魏体扁平之体势，得唐碑方正之规模，确乎更近“楷则”。可以说，年轻十来岁的沈尹默，是在同于右任的颉颃之中共创“北于南沈”之名。于右任尊称沈书为“科班”，自谦“玩票”。所谓科班玩票之分，即专业业余之别。于右任多年奔走革命，军书旁午，难有宁日。沈尹默则安居学府二十年，专心书法，以功力而论，谓之“科班”非为虚谀。于、沈皆为于书道有大理想之人。以后，于右任悉心草书，而沈尹默也上朔“二王”。但此时的沈尹默，还远未标榜帖学，当时书写的一些行书作品，也未必纯然“二王”面目。若一九二六年写赠马幼渔的长篇横卷《韦庄〈秦妇吟〉》以及与余绍宋合作赠邵斐子的扇面，均显笔触重拙，辶旁使转简单，远乏以后成熟期的回环灵动。
沈尹默节临《华山碑》（1947年） 一九三二年，沈尹默辞去北平大学校长之职，离开北京寓居上海，担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已然从繁忙的教学与政务中脱身。一直到一九三八年，这段时间以书法为主要事业。这时期，沈尹默寝馈欧阳询、褚遂良为代表的唐楷，并开始追溯欧、褚之来源。不同于阮元将欧、褚列入“北派”即碑派，沈尹默认为欧、褚之渊源实为“二王”。其家门自道云：“一九三二年回到上海……学褚书同时，也间或临习其他唐人书，如陆柬之、李邕、徐浩、贺知章、孙过庭、张从申、范的等人，以及五代杨凝式《韭花帖》《步虚帖》、宋李建中《土母帖》、薛绍彭《杂书帖》，元代赵孟頫、鲜于枢诸名家墨迹。尤其对于唐太宗《温泉铭》，花了一番精力。因为他们都是“二王”的系，“二王”墨迹，世无传者，不得不在此等处讨消息。《兰亭禊帖》虽也临写，但不易上手。于明代文衡山书，也学过一时，董玄宰却少学习”。这是沈尹默对自己归心于“二王”的真实回顾。从其以后书作可见，文徵明行楷中的间架范式及用笔使转，最为明显。而对“二王”流脉中最具“纵逸”意味的董其昌疏离，也应该是沈尹默的一点遗憾。对《兰亭序》的敬畏之感，则在以后的反复临写中得到缓释。在离开上海前往重庆之前，沈尹默潜心于对“二王”书系的系统研寻梳理，但仍没有打出振兴帖学的旗号。此期间，沈尹默还参与了于右任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标准草书的研究活动。草书原与碑学疏隔，于右任以碑学大家而欲深入草书，就必然与纯粹碑派分道扬镳，而沈尹默此际也还没有明确的碑帖分野观念。猛烈抨击碑学偏颇的白蕉，以及在北方与白蕉观念趋同的吴玉如，此际与沈尹默亦声气未通。以后成为亲密同道的潘伯鹰，虽也在自己书学研寻中与沈尹默有共同认知，但其历任张群、杨永泰、周钟岳、孔祥熙等巨宦秘书，辗转各地，也还未与沈尹默有深度交流。振兴帖学书风的形成，是沈尹默、潘伯鹰诸人因抗战而徙居重庆时期发生和发展的。在其中以默认宽容而实际起到推动作用的，依然是于右任。
沈尹默书韦庄《秦妇吟》选页（1926年） 于右任为辛亥元老，西北地区的革命领袖，又在上海多年从事新闻、文化、教育活动。民国政府初创时，第一任监察院长是蔡元培，于右任为铁道部次长。一九三一年底，于右任甫任监察院长，开府之初，即延揽谢无量、王世镗任职。抗战八年期间，于右任在重庆更邀集谢无量、沈尹默、汪旭初等诸多文人任监察委员。监察委员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甚高，为简任级以上官员，薪资优裕。谢无量、沈尹默诸人，正是在于右任的庇护下，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度过了吟诗作书、创作丰盈的岁月。沈尹默“题于右任《标准草书》歌”有：“追随执事来巴蜀，敢矜一得言愔愔。”是说在于右任麾下心绪言语都很自由，可以无话不谈。但在以后的回忆中他也曾说：“我到重庆四个多月后，于右任叫我监察院去。于（右任）是我少年时就闻知的，一直到北京才见面，这个人平时做个朋友是好的，一谈到正经的事情，就要觉得他那出人意表的糊涂，有时甚至使人烦恼。我在监察院混了六年，每次开会，起初我还说句话，后来，就不愿开口了。于（右任）是一个极端患得患失的人。”这是写于一九五〇年代的文字，比较同时期顾颉刚诸人对老师胡适的严谴甚至谩骂，要算是相当克制了。谓于右任“糊涂”，是指其政治态度之“圆融”，而好做朋友，则会有许多表现。于右任延聘诸多文人墨客到监察院任职，也是在国难时期利用自己权力影响，为国家保留读书种子翰墨渊薮。重庆八年，正是在于右任貌似“糊涂”而好做朋友的大度包容及有力庇护之下，沈尹默联络了有志振兴帖学的同道，形成了意趣相近的书法流派。潘伯鹰实际主持的“饮河诗社”，即成为诗人与书法家集会联络的雅聚之所。当时还是中青年的潘伯鹰、潘受、曾克耑、高二适、苏渊雷、谢稚柳、许伯建均为热情活动分子，其中潘伯鹰与曾克耑是在书法理论方面公开抨击康有为“非帖”思想最力之人。抗战胜利，复员东归之后，潘伯鹰在上海与沈尹默居为比邻。潘主持的中央日报副刊及铁路部门“京沪周刊”，经常发表沈尹默等人诗书墨迹，在当时书法传媒极为稀少的形势下，甚为醒目。定居上海后，沈尹默辞去监察委员职务，一心沉潜书法并以鬻书为生。因国内战争很快漫延，文人处境前途均显回遑，振兴帖学这一纯粹书法学术问题，难以充分展开，但以沈尹默为中心，有志于此的书法家营垒却已成形。除上海聚集了众多沈尹默的追随者外，北方学府中顾随、蒋维崧诸人，接受沈尹默书学观念，明确宣示“二王”书系，均形成影响。另外两位与沈尹默尚无交集，却已经对“二王”书系深研有得，且各显风格的书家，则是津门吴玉如与海上白蕉。吴、白二人对包世臣、康有为尊碑理论的抨击，激烈过于沈尹默、潘伯鹰。这些书家虽各独立行事，无明确宣言、无固定团体，却已然形成帖学复兴之声势。以后，接受沈尹默影响的曾克耑、台静农分别在香港、台湾的大学任教。潘受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亦教谕书法。张充和则将书法艺术带到美国，影响及于二十一世纪。
潘伯鹰书杜甫《宴南田庄》诗（1957年） 四、历史选择了沈尹默 帖学现代复兴的明确化及营垒形成，应该在一九六〇年前后，以沈尹默为主任委员的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为标志。此前，一九五六年成立的北京书法研究社，社长陈云诰为晚清翰林，年迈力衰，表现不多。最热心之活动家张伯驹于一九五七年因异议京剧改革而戴帽，后远徙吉林，几乎销声匿迹。北京书坛的章士钊、张伯驹诸人，在沈尹默眼中，均为“善书者”，有别于他心中的“书法家”。吴玉如的帖札书法异军突起，风格醒目，但长期地位偏僻，迹近隐居，影响只及于少数知音。长期以书法闻世的唯有郭沫若。郭沫若书帖法碑意，气势豪迈，惟逊内美。其书法思想亦随其政治观念变化，难为逻辑通贯。一九六五年发难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写，其学术脉络还是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诸人的“非帖”思想，但提出“揭穿帝王重臣制造的迷信”，就更加离开学术范畴而入阶级斗争窠臼。帖学在历史传统上与科举制度颇有关联，历代帝王若梁武帝、唐太宗、宋高宗，乃至清代康熙、乾隆，均对王羲之一脉帖札书法青睐有加。
白蕉书鲁迅诗扇片（1962年）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氛围中，“兰亭论辨”之到来，亦冰冻非寒一日。在当时的北京，任何与“阶级斗争”主题背离或疏远的文艺观念均难以立足。在此形势下，沈尹默在上海发起成立书法篆刻研究会，也没有打出任何口号。沈尹默本人久历文化风潮，深谙中国社会，既欲有所作为，惟以谨慎而行。当潘伯鹰、白蕉在上海，吴玉如在北京，曾克耑在香港不断发表抨击康有为及“碑学”的言论时，沈尹默只讲“二王”书法之源流，并不非议其他。“兰亭论辨”发生之时，沈尹默也未公开反驳。从沈尹默赠赵朴初诗歌中“今日连根铲大王”诸语，可见沈尹默内心的痛切反感。以沈尹默当时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的身份，发表文章应该比较容易。沈尹默隐忍未发。倒是长期研究章草的高二适出面撰文，与郭沫若分庭抗礼。毛泽东为什么会亲自批示发表高二适文章？这其中既有政治格局中的波谲云诡，也有中国书法艺术本身的复杂性与毛泽东的书法观念起作用。毛泽东固然意欲批判“帝王重臣”，但其个人书法兴趣全在以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之上，而草书最终难以归入碑派，如果按照包世臣、康有为诸人“扬碑抑帖”的路径发展下去，扫庭犁穴，不知伊于胡底？早于“兰亭论辨”四年，以沈尹默为主任委员的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得以成立，即赶上中国社会文化一段比较活跃发展的“小阳春”，紧接而来的大书毛泽东诗词的书法活动，又以模仿毛泽东擅长的行草书法最为相得。沈尹默、吴玉如、潘伯鹰、白蕉、邓散木、高二适、林散之、启功等南北书家均有频繁展露。
沈尹默：诗词稿本（1965） 可以说，现代帖学的集中表现正当此际。与此相应，群众书法活动亦渐发展，沈尹默、潘伯鹰、白蕉等人，均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及少年宫为爱好者讲授书法。沈尹默的入室弟子胡问遂等，此际已经在上海书坛渐为人知。帖派书家在上海蔚成风气，亦在全国形成影响。一九三〇年代以后，于右任与沈尹默的书名逐渐取代沈曾植、康有为等人；至一九四九年，二人代表碑帖两端，若并峙双峰。以后，两岸暌隔，书法艺术各在特定范围内表现，而帖学因沈尹默的长期努力得到振兴。与沈尹默年龄、资望、成就相近的还有几位。比沈尹默大一岁的余绍宋，曾经被康有为赞誉为“北方书坛第一人”。余氏书受康有为影响明显，但其四体皆擅，于“二王”流脉亦探寻甚深，可惜辞世过早。马衡与沈尹默同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导师，还曾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为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马衡的书法专业性明显超过沈尹默，但在一九五五年去世，如果晚死十年，马衡最有资格在北京主持书坛，与海上沈尹默分庭抗礼。张宗祥、马一浮均与沈尹默年龄相仿，在学术界各负盛名，张宗祥且在其《书学源流论》中宣示：“自羲之而下皆用羲之之法而不逮者也……若就书学上位置论之，真与儒家之有孔子同矣！”不啻为帖学振兴登高一呼。但张宗祥书艺尚难与沈尹默颉颃。马一浮书宗黄道周，自成面目，却积年幽居，不可能为社团领袖。马叙伦也是早年北京大学书法导师，且自期甚高，意在书法方面与沈尹默一较高下。马中年后投身社会活动，至五十年代后曾任高教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政治地位高过沈尹默。一九六三年，沈尹默为《马叙伦墨迹选集》作序：“三十年前见其笔札，已极清劲之致，为时所推，称为善书。居恒与余戏言，谓余书为三科出身，而以大科自命。”马叙伦之书法，亦为帖派面目，但功力意趣，较沈尹默尚难比肩。沈序即点出其仍为“善书者”。当时唯一可使沈尹默佩服者为谢无量。于右任曾誉谢书“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沈尹默也曾说：“无量书法，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这是三位书家互为推重的肺腑之言。谢无量比沈尹默小一岁，在政治履历资望方面则远高于沈。谢在青年时期即著作等身，进入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幕府时即膺任秘书长，赞划中枢，理想中为张良一流人物。孙中山死后，谢无意政坛，遂寄情柔翰。他非碑非帖，亦碑亦帖，取法乎上又不衫不履，只有于右任、马一浮、沈尹默等少许人理解其书翰中的鲠骨逸韵。谢无量后半生的作为，类同赤松子之隐，绝无在书坛登高一呼的欲望。其偶尔故为“孩儿体”，不啻宣言：欲为书家莫学我。谢无量书法风格所致，亦不会单纯倡扬帖学。种种因素，促成沈尹默在上海得以完成其振兴帖学之夙愿。沈尹默与以上诸人不同处，还有一点，他没有上过任何学校，学问全在家塾、家学中濡染而成，唯可自立者即书法与诗词，而将书法作为终身志业，当世亦再无别人。沈尹默区别侪辈，从其“中锋用笔”肇端的技术方法入手，阐释书法艺术之高下，又首先提出“书家”与“善书者”之区别。在其标准衡量之下，当时书坛名家，多不过是“善书者”，即使诸多历史上之名家大家，亦难入真正书家之列。沈尹默坚持的用笔标准，虽不免过于绝对，却不啻对当代书坛的门户清理。中国书法艺术的根本窍要是“用笔为中心”，沈尹默之论，亦可视为对历代书法史的重新审视。可以说，沈尹默开启了现代中国书坛的专精化道路。
潘伯鹰：临赵孟頫帖（1956） 五、沈尹默的雅量包容与帖学复兴 现代海上帖学中心人物为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一九四九年之后，三人处境颇有不同。沈尹默为第一个得到首任上海市长陈毅拜访的文化人，因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亦早与国民党政权分道扬镳，属于新政权首先统战并可以倚重的人物。潘伯鹰早年以“共嫌”受东北军阀逮捕系狱，又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远徙重庆，还曾参与江庸、章士钊等人代表国民政府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鼎革之际亦当兴奋。当时处境较尴尬的是白蕉，他在抗战八年期间一直未离开沦陷区上海，并且在此间还举办了几次个人书画金石展览，在当时舆论情势中，辟处边缘。直到一九五〇年，白蕉尚没有得到工作安置，以其孤傲性情，也不肯俯首求人。柳亚子为白蕉的命运改变起到关键作用。首先是白蕉的金山乡贤姚鵷雏主动求援柳亚子，先为自己谋得上海市文管会职务，证实了柳亚子的义气、信用及能力，然后在柳亚子从北京南来之际，介绍白蕉一同陪伴他游览无锡。柳亚子早知白蕉才名，这次更竭力推荐。白蕉还在矜持之间，上海市政府竟主动派工作人员与他联系，并且很快安排在市文化局，给予副科长职位。以后，成立上海中国画院时，白蕉为有实权的秘书主任，其地位优越于当时画院的诸多画家。白蕉在一九五七年运动中罹难，也有画院中人推波助澜、煽惑构陷的成分。这些挫折，影响了白蕉后来的生活及健康，但他的书法艺术及在复兴帖学潮流中的地位及影响，已然确立。作为海上帖学中心人物的沈尹默与白蕉，似乎长期形成一种不亲不疏、不即不离、不冷不热的关系。沈尹默的老成持重、谨言慎行与白蕉的狷介耿直、孤独不群形成某种对比。
白蕉：书沈尹默《春蚕》词（1963） 白蕉之狂名，甚至引起陈毅的关注，亲自向沈尹默询问，沈尹默致信陈毅，其中谈到：“白君素有狂士之名，言辞未免激烈，然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类多如此。虽涉做作、无关品行。民国号曰'共和’，社会上的封建思想一仍其故。文人之以病态为美学者，岂仅白、吴诸君哉？贤若张、徐诸公，庸懦如尹默者，孰能其免之？”这里没有丝毫推波助澜意味，却自我检讨，且连类到张元济、徐森玉、吴湖帆这些海上名人，谓其与白蕉同病，就从根本上剔除了白蕉的另类之嫌。从此信中有“北平”之谓，应为政权更迭之后不久所书，在白蕉工作问题上发挥了正面作用。后面沈尹默又说：“白君自以魏晋为中国书法之最。眼界既高，禀赋亦足以负之，下笔如有神助，恍若右军再生，故能睥睨一切。近之书法名者，鲜能与之并肩，手眼俱不能及一二。”这段评价，可见沈尹默对白蕉书法的由衷推重。白蕉哲嗣何民生谓此信原件藏上海市档案馆，白蕉生前并未知晓。沈尹默比白蕉大二十多岁，社会地位也高得多，不存在竞争关系，但二人在传续“二王”书法方面，应为一时瑜亮。从此信也可以看出，沈尹默之待白蕉，可称坦荡无私，雅量高怀。
沈尹默：临王羲之《兰亭序》并跋（1935） 六、当代帖派书家的和而不同 沈尹默、潘伯鹰、白蕉均重视书法理论，在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述中，也各自表达出彼此间的不同认识。虽然未必在当时具有明确针对性，但从历史时空中比较，则显然可见诸家即在帖学发展历史及书家评价诸方面，亦有颇多歧见。沈尹默在《二王法书管窥——关于学习王字的经验谈》一文中认为赵孟頫书习气甚重，不堪为学习“二王”之循阶。但潘伯鹰说：“二王这一系统的笔法在宋朝受了挫，到元朝才又恢复。这一恢复的力量几乎是赵孟頫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书法在宋朝，不论是由于米芾那样力言古代笔法的旧派，抑或由于黄庭坚那样暗用古法的新派，都把晋唐的面目神情改变了。这样愈改愈远，到元朝却又改回头来，复兴了古法。”“有志学书的朋友，应该用赵所用的方法去学古人。因为他的方法是最正确的方法，学习古人久了，再来反观赵字，自然更容易领会到他的好处……这时候就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极伟大的书家，我们已经知道董其昌是到了七八十岁才这样承认了的。”观点近乎对立，可以说明在帖学复兴路途上，具体路径之有别。潘伯鹰是彻底否定包世臣书法观念的，而沈尹默早年受《艺舟双楫》影响甚大。
沈尹默春蚕词册（局部） 以书法面貌论，潘伯鹰确实得赵孟頫雍容意态甚多，料峭峻拔之气稍逊；沈尹默虽不甘学赵，但其书与从赵而来的文徵明却有肖似之感。书法传承过程是复杂的心理笔法融会过程，可寻绎其流脉，不可执着其定必。白蕉关于学习“二王”路径的认识，与沈尹默、潘伯鹰又不同。晚年虽同居海上，但白蕉与沈尹默、潘伯鹰交往并不频繁。在一九五八年之后，因沦落下僚，白蕉的书信来往每局限在学生辈及少数朋友之间。在致包六科的一封信札中，白蕉说：“日人藤原书，气息在晋唐五代间。其结构虽有唐宋明者，要我国明时实无此高手也。真可叹佩。陆柬之书《文赋》，功力可观，差乏精采处，亦复少变化。松雪、徵明，气息自更不如，至其得病处，正复相同耳。大致天分尚少，用力甚多者往往如此。”“天分少”而“用力多”，是陈独秀以来对沈尹默比较趋同的批评，白蕉此说，亦可见其心绪。沈尹默、潘伯鹰、白蕉并未就帖学发展中这些各具幽微的不同意见展开讨论与切磋，与当时书学研究尚少阵地有关。也正是在这样各自表现之中，体现出海上帖学发展的某些幽微状态。帖学内部即各诉主见，碑帖两端亦各行其是，各擅胜场。在沈尹默、潘伯鹰、白蕉驰名海上之际，尚碑的书家沙孟海、陆维钊、来楚生、朱复戡诸人亦卓然而立，平分秋色。其中朱复戡既挟碑版刚猛之风，亦娴帖札迤荡之趣，面貌迥异群俦。陆维钊晚年则皈依帖学，惟“二王”是尚。二十世纪末，对于沈尹默等人的比较评价已然出现。沙孟海为白蕉《兰题杂存卷》题跋：“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陆维钊则说：“沈尹老是近代真正学王之代表，是大家。近代学“二王”的，上海还有一位白蕉先生，白蕉先生学“二王”之字，从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沈尹老，但从个人面貌及其艺术成就上看，其亦无法与沈尹老比。”
沈尹默春蚕词册（局部） 现代帖学复兴是在碑学笼罩百年书坛大势下的振衰起颓。沈尹默、潘伯鹰、白蕉诸人皆欲在对“二王”书系的传续中努力振拔。若论书法个性，则白蕉更为显著。碑学笼罩时期，最为薄弱的是草书，白蕉则在草书方面造诣深邃，较沈尹默、潘伯鹰诸氏均谓前出。但白蕉对草书的认识，尤其是对唐代大草书家之偏见，亦成其理论偏颇与实践局限。“二王”书系最大发展在唐代，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在传续中开启初唐书风。颜真卿、张旭、怀素则在盛唐创造辉煌。颜真卿的雄阔浑茫，与“北碑”之粗犷风格内中暗合，而张旭、怀素之草书，豪放颠逸，既承续了张芝、“二王”的精严法度，又使自由旷放的盛唐时代精神淋漓尽致表现，堪谓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之巅峰。白蕉在书论中对旭、素之批评，完全以“二王”时代的雅逸观念衡量盛唐时代的颠逸，以旷放衡量豪放，观念之局囿必然导致实践之局限。若假白蕉二十年岁月，赶上改革开放年代，云间或许于草书观念与实践上再入深邃，再上层楼。比白蕉年长九岁的林散之，早岁声名未及白蕉，但晚年得“草圣”之誉。对观林、白二家草书，白蕉之法度精严，气度雅逸，难寻瑕疵，林散之则旷放无羁，驰纵驾驭间时见败笔。应该说：白蕉的功力气韵更胜一筹，林散之则艺术面目迥别前贤。衡诸陈师道、傅山乃至徐悲鸿以来“四宁四毋”之艺术观念，在追求变化，崇尚创造的当代，林散之得盛名即其来有自。在他们之后的“新时期”，中国书法艺术得到空前发展，其中草书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则当为续论了。
沈尹默春蚕词册（局部） （转载自书法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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