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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泄与群体记忆:基于《火烧松明楼》传说“完型化”过程的探讨 董秀团|中国民俗学网发布日期：2018-06-14| 摘要：情节母题不断丰富完善和核心母题趋于明确的“完型化”过程是民间传说不可忽视的变异路径之一。一些关乎地方、族群历史并作为“地方性知识”重要构成部分的民间传说，与历史“选择”的纠葛显得更为密切，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群体记忆是其“完型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大理白族民间传说《火烧松明楼》因与六诏归一史实的勾连，成为民间传说叠累变异及“完型化”发展的典型范例，群体的心理变动和共有记忆是其发展变异的重要动因。 关键词：《火烧松明楼》；文本；“完型化”；火把节 民间文学的文本具有在流传中不断发展变异的特点。一则民间传说从产生、流传、相对定型到进一步流播，往往经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顾颉刚的孟姜女传说研究为解析传说层累、叠加、变异的过程提供了经典案例。在民间传说的变异过程中，既有“加法”，也有“减法”，传说中的情节可能会丢失、增补、置换，在不同的叙事语境中，同一个传说会以不同的繁简面貌出现，有单一性、片段式的讲述，也有整体性、全景式的叙说。但核心母题产生并在叙事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是民间传说不可忽视的变异路径之一。一则民间传说之所以成为它自身，往往是以某一核心母题作为其标志的。主要情节不断丰富完善、核心母题趋于明确并成为民间传说中的标志，这个过程笔者称之为民间传说的“完型化”。当然，“完型化”并非民间传说发展变异中的必经路径，更不意味着一则民间传说变异进程的终止，事实上，民间传说的生命力也就在于某种意义上其变异进程的不会终止。 不同的民间传说其“完型化”的具体进程、内趋力和外因各不相同，但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群体记忆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历史这只'无形之手’实际上可能对林林总总的各种各样的传说进行了某种'选择’。”[1]这种选择并不一定带来传说的“完型化”，但反之，一则传说的“完型化”并不仅仅是源自文本形态和内在的自动力表现，而是某种“选择”的结果。 一些关乎地方、族群历史并作为“地方性知识”重要构成部分的民间传说其与历史“选择”的纠葛显得更为密切。大理白族民间广泛流传的《火烧松明楼》传说因与六诏归一史实的勾连，成为民间传说叠累变异及“完型化”发展的典型范例，在该传说中，情节的出现、复合、叠加乃至于“完型化”的达成，不是文本发展传承中的自发、随意行为，而是有着重要的动因支撑，群体的心理变动和文化记忆是其发展变异的“整体性动力”[2]，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强化此种“整体性动力”的重要推手，亦是促成传说“完型化”进程改变或加速的强大力量。 一、《火烧松明楼》传说的“完型化”过程 《火烧松明楼》传说讲述南诏统一六诏的过程，并被附会于火把节的起源，在白族民间流传广泛且具有深远影响。南诏统一的史实发生在唐代，但在元代以前，未见关于《火烧松明楼》传说的相关记载，唐樊绰《蛮书》和宋《新唐书》等史籍中都没有记录。至元代，张道宗《记古滇说》载：“邓川东十里邆赕诏之妻名慈善者，因诏先被平，慈善筑城负固之。神武王亲率兵去欲妻之，慈善坚执不从，誓约，一女不更二夫，乃居城以自守，王领兵因攻之不克。慈善卒，王嘉其节，赐号德源城。”[3]《记古滇说》提到的主要是蒙氏平服五诏及慈善以死明节的事迹，没有建松明楼和焚之的情节，也没有慈善以臂环认领丈夫尸骨的说法。显然，此处所载虽涉及《火烧松明楼》传说中的一些情节，但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火烧松明楼》这一传说。也正因此，游国恩说：“若夫松明楼之事，既不见于正史，而樊氏《蛮书》及元人所撰之《记古滇说》、《云南志略》等书，亦并不载其事。”[4] 到明代，《南诏野史》中所载《火烧松明楼》的情节内容已经比较完整。传说既交代了松明楼一事的背景，又详述火烧松明楼之情节，也有慈善据铁钏认领夫君尸骨的叙述。此外，在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滇载记》等地方文献中均记载了《火烧松明楼》传说。记载详略不一，但南诏欲吞并五诏、建松明楼、焚死各诏等情节已经具备。《滇载记》述前面几个情节，却未载慈善事迹。 《南诏野史》、《滇载记》等明清之际“白古通”系云南地方史志都与《白古通记》一书渊源密切，或是对《白古通记》的演绎，或者据之编纂而成。[5]清康熙时期冯甦撰《慈善妃庙记》碑文中亦引载于《白古通记》的松明楼传说： 《白古记》载，蒙舍谋并五诏时，为松明楼，招诸诏以六月二十五日会祭。时有邓赕慈善妃劝诏勿往，诏畏蒙舍强，不敢辞。妃因为铁钏约诏臂。祭毕，饮楼上。蒙舍骤下，举火焚楼，五诏俱死灰烬。惟邓赕诏以铁钏故，辨得其尸归葬焉。蒙诏闻之，奇妃智，逼娶之。妃闭城坚守，绝食死。蒙诏徵其城为德源城。……滇中六月二十五日有星回节，然炬遍野，哀妃死也。[6] 从碑记引述来看，《白古通记》中松明楼传说情节完备，并且还将该传说附会于星回节。 除了地方史志，民间口头流传的《火烧松明楼》也有诸多异文，但主要情节与《白古通记》等所载基本一致。从文献记载及民间口述文本，可梳理出《火烧松明楼》传说的主要情节：南诏欲灭五诏——建松明楼并召五诏——慈善以铁钏附夫手臂——火烧松明楼——据铁钏认夫尸骨——皮逻阁欲强娶慈善——提出三个条件假意允婚——慈善反抗失败以死明节——过火把节/星回节/游海会纪念。其中，《白族民间故事选》中收录的口头传说里，在松明楼一事前面附会了白姐嫁给邓赕诏之前的事迹，其余皆是从南诏欲统一六诏的野心说起。与其它异文不同，《白族民间故事选》和《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两书中的文本都在吞并五诏之外增加了火烧松明楼的另一个原因，即皮逻阁来到邓赕看到邓赕夫人的美貌。《南诏野史》和《白族民间故事》中的异文提到五诏中的越析诏路远未至，所以实际被烧死的是四诏。邓赕诏夫人死节母题，地方史志多述是饿死、绝食而亡，而民间口述文本多是投海自尽。地方史志中，冯甦撰《慈善妃庙记》引《白古通记》说到星回节是松明楼一事的纪念，其余未述及，而民间口述传说中大多将松明楼和慈善事附会于火把节、游海会的起源。 综观该传说的情节母题，共有三个重点：六诏归一、火烧松明楼、慈善死节。在这三者中，火烧松明楼当为核心，这是承启前后的关键情节，没有这个核心的连接，则或只述六诏归一，或仅宣扬慈善守节。而火烧松明楼恰恰把这两者衔接合一，成为一个完整的叙事文本，也使得该传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烧松明楼》传说。而文本中三大主要情节可以相对独立地被讲述，说明该传说的主要情节在产生后还发生了一个粘连的过程，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完型化”。《南诏野史》等文献所载的《火烧松明楼》文本其主要情节母题已经完备和相对定型，核心母题也已经成为故事中的标志性符号。在故事基本定型后，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在文献记载和口述文本中相对稳定地传承。从下表可看出该传说主要异文的基本情节。 
在该故事“完型化”的过程中，有几个围绕着核心母题而伸发的重要因素：其一是将六诏归一的史实与松明楼火烧一炬母题相粘附；其二是火烧松明楼与慈善死节的勾连；其三是将松明楼一事改造成火把节起源传说。 先说六诏归一史实与松明楼火烧一炬情节的粘附。 根据前面的文献梳理，可知现存较早记载《火烧松明楼》传说相关内容的是元代《记古滇说》，但该书仅有蒙氏灭五诏及慈善死节的事迹，没有建松明楼的情节，更无慈善以臂环认领丈夫尸骨的说法。那么，元代是否产生了火烧松明楼这一情节？刘小兵认为《火烧松明楼》故事产生的时间是大理国时期，并肯定张道宗当时是知道该故事的，至于为何《记古滇说》只述兼并五诏和慈善以死明节的事迹而没有火烧五诏的情节，他认为是因为《记古滇说》并不是在专门记述《火烧松明楼》传说，“而是在说到邓睒城时顺便引出慈善夫人负守邓睒这一片断。至于火烧五诏的情节因为是发生在南诏都城，所以被省略掉了。”[7]]然而，此推断还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并且《记古滇说》在说到南诏都城时亦未提到松明楼火烧五诏一事。故笔者认为，这恰恰说明此时还未产生火烧松明楼这个具体的情节。 从《记古滇说》的记载，可知元时蒙氏平服五诏和慈善死节的情节已经得到流传。笔者认为，其中蒙氏平五诏的情节在大理国时期可能已经出现。该情节依托于南诏统一的史实，与南诏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状况密不可分。蒙氏吞并五诏的史实在《蛮书》、《新唐书》中均有详细记载。但是，六诏归一和南诏建国也经历了动荡不安和残酷兼并的过程，并非如民间故事中所述仅是付之一炬便告完成。在六诏统一的进程中唐王朝起到了关键性的助推作用，南诏并吞五诏建立地方民族政权得到了唐朝的支持，充分反映了唐王朝在与吐蕃相抗衡的过程中，为自己建立过渡地带的政治考量和历史背景。南诏故地蒙舍川地理物产较为优越，《蛮书》、《南诏源流纪要》对此均有记载。面对吐蕃的逼迫之势，基于蒙舍诏的野心及优势，唐朝在权衡中意欲扶持之以形成与吐蕃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六诏统一事发南诏时期，但与历史事实的发展相比，传说的产生和流传有一定的滞后性，两者之间不太可能完全同步。所以大理国时期有了关于六诏归一的相关叙事可能更合乎实际。尽管蒙氏兼并其余五诏的民间叙事在大理国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但此时的叙事还受到刚刚过去的历史的制约，还没有产生脱离史实的大量虚构，还没有将这个统一的过程简单化、集中化为火烧一炬的情节。再言之，南诏、大理国时期，蒙氏建国乃为正统，民间讲述自然亦不可能完全摆脱正统思想的制约，故后来《火烧松明楼》传说中对皮逻阁的批判以及暗含简单、粗暴等意味的火烧一炬情节在此时都还不太可能出现。因此，大理国时期还没有产生松明楼火烧一炬的情节母题。 及至大理国覆灭，南诏、大理国时期原有正统地位丧失，文化转型势在必然。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火烧松明楼这一核心情节得以产生，并被粘连到原有的六诏归一情节中。这一过程是在明代才得以完成，故元初的《记古滇说》并无记载。火烧松明楼核心情节的出现，反映了民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基于社会、历史需要不断被改造、建构的动态过程。民间传说与历史的纠葛是常见现象，但传说毕竟不等同于历史，因而《火烧松明楼》确以六诏一统的史实为背景，但又加入了民间的想象、虚构、夸张和诉求。 再说慈善死节与火烧松明楼母题的勾连。 《记古滇说》中虽有慈善死节之说，但未明言此与火烧松明楼情节的关联。或者说，《记古滇说》中的慈善死节主要还是与六诏归一有关的衍生情节。但在元明之后，伴随着《火烧松明楼》传说的“完型化”进程，慈善与火烧松明楼这一核心母题发生了联系，主要表现就是慈善对火烧松明楼的预料及用铁钏附夫手臂这一先见性情节的出现和丰满。慈善正因预见丈夫在松明楼被烧死面目全非的境况，才有让丈夫戴铁环之举，这一点又与死节母题顺理成章联系起来。慈善死节与火烧松明楼情节的附着，体现了火烧松明楼这一核心母题的形成及在传说“完型化”进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它以强势之力吸附着原有的不同情节，将它们整合为《火烧松明楼》传说的一部分。 最后再说火烧松明楼一事被改造为火把节起源传说。 在白族民间，《火烧松明楼》常被用于解释火把节来源，属火把节起源传说之一种。但是，《火烧松明楼》并非火把节起源传说的原初表述，也就是说火把节原本与火烧松明楼无关，火烧松明楼与火把节的缀连是明代以来对火把节起源传说的一种改造。 师荔扉《滇系·杂载》列出火把节来源的三种主要说法：武侯南征、曼阿娜之妻阿南、邓赕诏妻慈善。事实上，元代以前的诸多文献，都没有火把节是纪念武侯、阿南、慈善的记载。《记古滇说》同样没有将慈善与火把节相联系。“今考此三说之见于记载者，多出元、明以后。”[8]到《白古通记》中，才出现了建松明楼焚五诏和慈善妃的记载。可知，松明楼为火把节起源传说实际也是以松明焚诏和慈善死节母题的出现为基础的。游国恩指出：“证知宋、元之际，松明焚诏之说尚未有也。然则谓火把节因慈善而起者，其在元、明之交乎?”[9]正是在明代以后，松明楼焚烧五诏以及火把节是为了纪念慈善等说法增补进入到该故事中，《火烧松明楼》被改造成为火把节的起源传说。《南诏野史》等地方史志中对慈善说多加渲染，并开始将松明焚诏和慈善事作为星回节或“火节”的起源传说。有的则进一步将星回节与火把节等同。如谢肇淛《滇略》记载火节民俗，并说火节又谓星回节。清代以后的文献中，星回节即火把节的表述越来越常见，人们对火把节即星回节的说法大多全盘接受。事实上，游国恩通过考证，认为火把节即星回节之说乃为讹误。星回节乃南诏岁终的节日，而火把节是岁中六月的节日，两节均为云南地区重要的土俗节日，星回节早在前蜀《玉溪编事》及《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已有记载，而火把节，则元代文璋甫有七律《火节》描述节日盛况，李元阳《云南通志》“全省土风”条中也记载了六月二十五日束松明为火炬以火色占农的习俗。所以，星回节和火把节是南诏以来包括白族先民在内民众的重要节日，但这两个节日原本各行不悖，和松明焚诏及慈善事也无瓜葛，正是明代以后，伴随着松明焚诏和慈善事迹的勾连和两节的误而为一，松明焚诏和慈善之说才被改造为火把节起源传说。 相呼应的证据就是，在云南过火把节的民族中，并不是只将松明焚诏和慈善说作为火把节的起源，而是还有更多样的表述。杨亮才指出，就火把节的起源来说，“'火烧松明楼’并不是它最早的起源。”[10]白族《火把节》传说，讲述薄邦救民心切，忘了观音先撒五谷、后撒树种的嘱咐，将五谷和树种同时撒出，导致层层树林遮挡返回之路，人们点燃火把寻找薄邦，形成六月二十五日的火把节。[11]另有流传于洱源白族中的《五谷神王》，说跋达到观音那里求得五谷籽种，在撒五个小葫芦里的种子时，背上大葫芦的塞子掉了，掉落的树种长遍高山，跋达找不到回家之路，观音封他为“五谷神王”，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人们点燃火把祭祀跋达。[12]这两则传说将火把节的源起与谷种起源相联系，或为白族火把节起源传说的原初形态。这也说明《火烧松明楼》并非原初型的火把节起源传说，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根据现实需要才逐渐被改造为火把节起源传说。 二、《火烧松明楼》传说“完型化”的动因 一则民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异。不同的民间传说文本，变异路径不一而足，变异的具体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民间传说中那些与地方历史纠葛密切的叙事文本，在其叙事逻辑中注定摆脱不了历史这只无形之手在背后的左右和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火烧松明楼》是一则特殊的民间传说，在其身上汇聚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背景的交织，也映射着族群发展中留下的历史记忆。这则传说的变异和“完型化”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转型的结果，这样的变异轨迹对于其它的民间传说来说可能是特例，但它也说明了作为一种口头叙事的民间传说可能会被不同的群体当作借以阐释自我的文化资本。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火烧松明楼》传说的“完型化”过程，从元代开始，至明代结束。之所以核心母题出现，一些原有情节被粘附到核心母题中，并产生了的相对完善、定型的叙事形态，与此时期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剧烈的文化转型关联甚密。南诏、大理国地方民族政权的灭亡，以及随之而来汉文化更加强势、迅猛地输入，使得当时大理地区的社会文化在前行中发生着巨变。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下，文化的冲击、碰撞、博弈、转型作为隐形之手促使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于民间叙事。具体到《火烧松明楼》传说，这种内隐之力的外显表现就是火烧松明楼核心母题的出现，以及搭建松明楼、火烧一炬、慈善预料性附夫臂铁钏等情节一并与原有的六诏归一和死节母题相联系、相整合，火烧松明楼被改造为火把节起源传说，完成了《火烧松明楼》传说的“完型化”过程。 1、政权丧落后的心理疏泄 前面已述，蒙氏平五诏的情节母题在大理国时期当已产生，该母题与六诏归一的史实密切相关，但此时仅只是对史实的基本描述，松明楼火烧一炬的母题尚未出现。到了明代，六诏归一的史实被民众重新赋予阐释，火烧松明楼这一核心母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母题的产生，是南诏、大理国地方民族政权丧落后民众集体心理的反映。 笔者曾在《论明清时期白族文化的转型》中指出，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是主体民族，居于当时政治权利话语的中心位置。元代，大理国灭亡，独霸一隅的地方民族政权不复存在，主体地位失落必然带来一定的心理郁积。不过，蒙古兵进入大理国境内时，遭到白、彝等族的强烈反抗，元朝统治者采取了拉拢白、彝等族中已投降的贵族的政策。加上元朝统治时间较短，还未能以强有力的方式将征服地纳入中央王权的控制之下，因此，初历丧国之痛的白族在文化、心理上承受的震荡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然而，明代以降情况发生变化。伴随着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进入，大理地区的汉族人口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主体民族由白族变成了汉族。加上明朝实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白族地区的典籍多被焚毁，这给白族民众心理上造成的压力是极大的。这样的心理郁积在《火烧松明楼》中得到了反映，松明楼火烧一炬这一情节在明代的出现就是民众宣泄郁积情绪的需要。 在历史的长河中，皮逻阁是南诏历史上颇有贡献的统治者，对大理洱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有促进的，但在《火烧松明楼》中他却被描述和塑造为残忍、欺压百姓的反面形象，对于这一点，《白族文学史》中认为是因为皮逻阁是南诏国的最高统治者，代表着统治者和压迫者的专横、残暴和野心，所以在民间传说中被典型化。[13]笔者认为，这或许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个传说的主题思想与前述关于南诏王室的传说无疑不尽一致，它除了反映不同族群集团的矛盾以外，还反映了南诏社会的另一面——随着阶级的出现，民间意识与统治者意识逐渐分离。”[14]事实上，皮逻阁的被丑化，还包含了白族民众与官方意识相对的民间立场以及主体地位丧失中夹杂的哀怨。大理国在外来的元朝铁骑下覆灭，而当初皮逻阁也是在外部力量中原唐王朝的扶持下开始了统治之路，所以民间百姓很容易会把皮逻阁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予以塑造。南诏统一六诏的武力吞并在民间口述中被渲染为松明楼的火烧一炬，用看似夸张和简单化、集中化的矛盾冲突来遮掩皮逻阁代表的南诏统治阶层的功绩。因而，只有在南诏、大理国灭亡之后，白族民众才有可能把火烧松明楼的情节纳入到六诏统一的史实当中。而这样的塑造虽然起因在于丧国之痛和对汉文化的反弹性疏泄，但客观上也符合改朝换代后统治阶层的需要，因为中原王朝对南诏政权统一过程中的暗地扶持被隐匿和淹没，民间传说里皮逻阁付之一炬和垂涎美色的行为中暴露的残暴、荒淫正成为后面的政权取而代之的最好理由。所以，民间对皮逻阁的叙述以及火烧松明楼情节附着于六诏归一的史实，是时过境迁后民众解构官方权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既是疏泄政权丧落及伴之而来主体地位丧失的痛楚和郁积情绪的需要，也是中央政权和汉文化立足当地之合理性的宣言。 2、文化转型中的群体记忆 群体记忆是对某个文化共同体拥有、共享某种群体性的记忆这一现象的描述。群体记忆不是自为性的存在，而需承载和表现于一定的中介。文学便是其中之一。相较于作家文学的差异化和个体性写作，民间文学常被视为是集体性交流表述模式的代表，而民间传说因与地方性和族群性的关联也更易成为“地方性知识”和族群历史文化的代言体。在人类学的视野中，记忆是认同的基础，认同是记忆的意义所在。然而并非所有的记忆都会被延续，记忆依附的民俗主体会通过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遗忘抑或记住，这种记忆可能是选择性的甚至也可能是改造性和建构性的。白族民众正是基于南诏、大理国时期政权更迭的大背景来进行自己的选择性建构，并将此种群体共有的文化记忆呈现于民间传说。《火烧松明楼》情节的完型化，是集体文化记忆选择的结果，也是这种文化记忆的隐性表述。前面说到，清代冯甦撰《慈善妃庙记》碑文中说松明楼传说载于《白古通记》，而且详细记载该传说的《南诏野史》、《滇载记》等均被归为“白古通”系地方史志，而侯冲认为《白古通记》成书时间当为明初，并且该书“是明初明军攻克大理并实行强权政策这样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是明以前大理地区历史的记述和民间神话传说的升华，客观上也是在明初这样一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白族民族意识的需要。”[15]记载于《白古通记》或其它地方史志的《火烧松明楼》传说，从大的历史背景和族群意识上说与《白古通记》所体现的是一致的，其中透露了白族民众的群体性文化记忆。 明代以降汉文化全方位输入云南，白族作为区域范围内主体民族的地位消落的同时，白族文化也经历着一次阵痛和转型，白族文化从一枝独秀转为汉白文化的交响协奏。在继承和保持本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汉文化，进而将之与本土传统文化进行整合，成为白族文化发展的新机制。因而，一方面是对汉文化的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在文化的冲击和转型中更加剧了内心的痛楚，此种痛楚又以群体记忆的方式顽强地彰显着自己的存在。 对汉文化的接受，表现于《火烧松明楼》传说就是慈善死节母题与火烧松明楼母题的关联。前面已述，慈善死节之事在元代已有记载，但该母题并未与火烧松明楼之情节相联系，这两个情节的勾连，以及在此过程中死节母题所呈现的忠孝节义观念的不断被强化和放大，均与明代以降汉文化的强势输入和浸染有关。 慈善死节与火烧松明楼情节的联系，一方面强化和突出了慈善的聪慧，其以铁钏附夫手臂的行为是对事态发展具有准确预判的先见之举，当其他人都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只有慈善因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辨出亡夫尸骨，这样的智慧可谓无人能及；另一方面也更突出了文本对于忠义观念的强调，明明已经洞悉南诏皮逻阁的阴谋，却仍碍于“祭祖”之名和南诏权威而不敢不去赴会，比起之前的文本，此中无可奈何之情更甚，对忠义的绝对尊崇愈发体现无遗。在凶残、蛮横、粗暴的火烧一炬情节的映衬下，慈善死节的“大义”体现得更加突出。 女性死节母题一直是汉文化中一个突出的传统，有学者指出，死节母题与汉族典籍中书写贤能女子形象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汉代刘向编撰《列女传》的人物典型可为佐证。[16]在慈善死节的叙事中，亦可找到汉文化源头的影子。与慈善死节相类似的事迹，有汉代阿南之说，还有孟姜女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是阿南的三个条件，这在著名的《孟姜女故事》中也有表现。”[17]此外，大理地区有火把节时用凤仙花染指的习俗，民间解释这是纪念柏洁夫人从松明楼灰烬中刨夫尸体的惨状。而在华北一些地区，端午节时妇女儿童会将手指染红，此风俗也被认为是与孟姜女在长城下徒手挖夫尸骨以致指染鲜血的故事有关。作为汉文化产物的女性死节母题在《火烧松明楼》传说中成为重要的抒写元素。冯甦《慈善妃庙记》中说，历代的忠臣义士、节烈之妇很多已被湮没于历史洪流当中，唯独慈善死节事迹虽乏文献，也无金石，却能口耳相传，“邓之人口传之，历宋、元、明而无遗失若是者，何也?于纲常大义自在人心而不可磨灭也。”[18]此段叙述说明汉文化中的忠义节烈等“纲常大义”在大理地区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尽管没有书面记载，但是慈善事迹仍由民众口碑代代相传。 从上面的梳理可知，女性死节母题虽不是《火烧松明楼》所独有，但却是到了《火烧松明楼》传说中，才把死节母题和松明楼火烧一炬相比附，这与统治政权的更迭和明代以来汉文化的强势涌入是不无关系的。正是由于南诏、大理国的灭亡，在汉文化更迅猛输入的背景下，《火烧松明楼》传说对慈善的死节进行了着重的渲染，并将死节母题与火烧松明楼这一核心母题粘附结合。尽管在汉族地区，早已有死节母题及忠孝节义观念的传统，但负载着此等观念的情节被强化、凸显并粘附到六诏归一和火烧松明楼的传说之中，仍与南诏、大理国政权覆灭所带来的文化转型不无关系。 明代以后，火把节起源传说的诸多说法中，慈善说压倒和取代其它说法，火把节起源的民间原初叙事甚至完全被淹没，这与慈善说最契合汉文化中传统节义观念有着直接的关联。 《火烧松明楼》被改造为火把节起源传说，还与火把节乃星回节讹误之产生关联甚密。前面已述，《火烧松明楼》和火把节起源相联系，以及火把节乃星回节的记载都是在明代以后才成为常见说法。此外，在白族民间，讲到火烧松明楼和对慈善的纪念，不仅有六月火把节，还出现七月二十三耍海会一说，亦旁证了火把节与此事的勾连并非如此唯一和稳定。那么，火把节即星回节之讹误为何会产生？笔者认为，两者被误传为一，实际上恰恰是南诏、大理国灭国后，在汉文化的冲击下，原有文化传统出现变迁的同时顽强保留着文化底层记忆的结果。星回节为南诏岁暮辞旧迎新之节，而火把节是南诏岁中的小年，两节原本并行不悖。但随着南诏灭亡，汉文化的深入，原有的历法亦受到冲击和改变，依旧历十二月为岁首改变为以正月为岁首，“由于大理一带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南诏灭国之后，……与汉族过一样的年节，以后星回节也就慢慢消失了。”[19]历法改革和汉文化的冲击使得“大年”星回节逐渐消失，白族民众开始接受汉族影响过汉族的年节。另一方面，就是对原有的六月小年予以反弹式强调。原本作为本族标志性年节符号的星回节的消失，反而促使民众把原有关于星回节的年节记忆和情感融入到“小年”即六月的火把节中，以此来强化群体记忆，同时又能迎合已经变迁的社会现实。至此，星回节的原有记忆在文化交流的强势力量中被融入火把节之中，而火把节等于星回节的讹误也由此产生并广为流播。星回节本为年节，必有“祭天祈年”、祭祖等文化内涵，而这些，在星回节被淹没于火把节的符号中之后，也都成为了火把节节俗之一部分。承载着祭祖、部族斗争等复杂记忆的《火烧松明楼》也在这场节日更替引起的文化反弹中被纳入解释火把节起源的话语系统。刘小兵指出：“《火烧松明楼》实际上是以民间传说的方式再现了古代藏缅语民族以火、松和巫师为要素的丧葬礼仪这一原始意象。”[20]笔者认为，也可以理解为这则地方性的民间传说在被建构的过程中，吸收了来自藏缅语民族的底层文化记忆。正是有火葬、祭祖等习俗的存在，为火烧一炬情节的出现奠定了最合理的基础，也为六诏归一与火烧松明楼情节的勾连铺就了顺理成章的道路。承载着祭祖内涵的火烧松明楼情节在无形中强化着白族民众的祖源意识，用以标示与中原文化和汉族的不同。这与亡国之痛下的心理需求和文化反弹是相契合的。 三、结语 南诏、大理国时期，火把节和星回节两节并行不悖，此外，民间还存在火葬、祭祖之习俗。结合史实，此时民间可能已经出现六诏归一母题的叙述，但尚未出现松明楼火烧一炬的情节母题，六诏归一、慈善以铁钏附夫手臂和死节等母题都还未能被火烧松明楼的核心母题所吸附和缀连。而在明代以后，政权更迭下主体地位失落在当地民众心目中引起的情感冲突显得愈加突出，伴随着汉文化的强势进入，白族文化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文化转型。以火葬、祭祖等习俗为基础，在心理宣泄和群体记忆的需求下，松明楼火烧一炬核心母题得以产生，六诏归一被附着于火烧松明楼的虚构叙事，在汉文化强势输入的背景下不自觉地接受和认可汉文化中的忠义节烈观念，死节母题被强化和彰显。加上汉文化涌入后历法改革中星回节的逐渐消失，《火烧松明楼》便压倒性地取代原初的火把节起源传说，成为火把节起源的解释性文本。于是在六诏统一的历史事件中，不断融入了火烧松明楼、慈善死节、火把节源起等情节母题，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火烧松明楼》传说得以基本定型。 上面的分析也让我们找到了正史中没有记载《火烧松明楼》传说的答案，因为这则传说在被建构、复合的过程中融入了白族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情感需求，其中不仅透露了南诏、大理国政权丧失背景下白族先民主体地位丧失的怨愤和痛楚，还反映了元明以来汉文化大规模进入后文化转型对本土传统习俗的冲击和改造，而这样的情绪流露无疑是与中原文化的主流意识相背离的，所以不会见于正史记载。地方史志《南诏野史》等虽然记载了该传说，但传说中隐含的上述意识已经被淡化和伪装，突出的是对汉文化中忠义节烈观念的大力渲染。关于《南诏野史》，老一辈学者向达等人已经指出其来源是以大理当地流传的白文史料为主，但在汉文化强劲输入的势头下，作为汉文记载的典籍文献，这样的史籍在书写中也不免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当然，这也成为了本文讨论《火烧松明楼》传说“完型化”进程中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动因的又一例证。 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和口头流传的民间传说《火烧松明楼》，我们看到了复杂的政治斗争，看到了隐藏的群体意识。正是在政权更迭和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外来汉文化和传统本土文化的交锋造就了这一民间传说的“完型化”，核心母题得以酝酿而生，原本独立的情节母题得以融汇、交织，郁积心理的宣泄和群体记忆的延续是这则白族民间传说得以“完型化”的主要动因。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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