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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复戡（1900—1989），浙江鄞县人。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40岁后更名起，字复戡，以复戡字行。一生致力于金石书画，书法诸体皆擅，尤善大篆和行草书。16岁时篆刻作品入选《全国名家印选》，17岁参加海上题襟馆。南洋公学毕业后留学法国，回国后历任上海美专教授、中国画会常委。20世纪60年代由上海迁居山东，80年代返寓上海。历任山东省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书协名誉理事、西泠印社理事等。1922年出版《静龛印集》，晚年出版《朱复戡金石书画选》《朱复戡篆刻》《朱复戡修补〈草诀歌〉》《朱复戡补秦刻石》等。 主要艺术观点 ●二王之中，右军笔笔沉着，特重结体，大令轻巧取媚，尤乱法度，故献不及羲；逸少沉着雄健，子敬潇洒奔放，故若能合而兼之，便可胜蓝。
●大凡学艺者，资质禀赋中等以上，经过五至七年的刻苦磨炼陶冶，大抵即使未成大器，也可成才成家。然亦非易事，至于通博赅洽，集多种才艺且有大成于一身者，则断非常士之所可能。●近来，有不少人要求学草书，说是“《草字汇》太芜杂，很多字分不清；《草诀歌》字太少，不够全面”，要我另写一本，加以补充。我认为，《草诀歌》不是字典，是单讲些方式方法的工具书；不够全面，可以补充——原书写的是“知其然”，我只补充一些“所以然”。“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就可以融会贯通、机动运用了。朱复戡 草书条幅 海天鹤望思悠悠，一别浑忘几度秋。岁岁凝看今夜月，相期同上逍遥楼。张大千曾评价朱复戡：“大千漫游南北，数十年来，所见近代名家书画篆刻，能超越时流，直入周秦两汉晋唐，熔合百家，卓然开一代宗风者，唯朱君一人而已。”自称一介布衣的朱复戡，有何种从艺经历，其书艺发端何处，融汇哪些元素，又体现怎样的美学观念，能得此美誉？朱复戡经历了少年盛名、中年坎坷、晚年再度辉煌的成长、成熟直至攀登巅峰的从艺之路。他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5岁便在其父指导下用毛笔蘸着清水在砖上练字，6岁即习《石鼓文》《说文解字》《史记》等，7岁已能集《石鼓文》写大字楹联。海派大师吴昌硕看到他书写的“渔渊散鱼蒸，载道驾鹿车”大字集联（如图）后，亲切地称其为“小畏友”，自此快70岁的吴昌硕和7岁的朱复戡成为“忘年交”。同为浙江鄞县人、时任南洋公学总理（校长）的张美翊亦十分关注这位少年才俊，主动提出做他的老师，《菉绮阁课徒书札》（张美翊斋号为“菉绮阁”，由此定名为《菉绮阁课徒书札》）是1920—1924年张美翊生命最后几年写给朱复戡的信札，记载这位同乡给予他艺术、学养以至人生修为等多方面的教诲和培育。为了开阔朱复戡的眼界，张美翊还经常带他拜会康有为、冯君木、沈曾植、罗振玉、徐乃昌、郑孝胥、马公愚等社会名流、文化大家切磋书艺。“闻之先辈谆谆言，书刻先须通金石”。正是早年吴昌硕和张美翊的奖掖、提携和指点，与诸多艺术大家的交往与翰墨交谊，极大地增强了朱复戡对艺术的强烈自信，无论金石书画，还是古文诗词，抑或是考古研究，他无不涉猎。这使得朱复戡的书名大望，“年未二十”便“驰誉海上”，甚至连张大千、邓散木等书画大家都前来投师学艺，直至发现其仅为一少年方才作罢。1920年，国人创办的首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上海开业，未满18周岁的朱复戡担任上证所场务科长，因无暇染翰弄墨，一年半后他就辞职回家。之后为了接触社会、了解世态，1926年在通商银行南市分行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便应刘海粟力邀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自此专心从艺，不问他事。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中年的朱复戡被迫颠沛流离于大别山、武汉、南昌一带，数次险些罹难。1949年后，受历史影响，他难以获得正式工作只能自谋出路，生活窘迫。20世纪50年代末，应山东省政府之邀，赴济南设计“山东省工业交流展览馆”，自此在山东济南、泰安工作、生活了20余年。晚年的朱复戡，面对逆境没有沉沦，始终遵循“一不做官，二不经商”的家训，毅然沉浸于金石书画艺术中，凭借多年积学，深入考证，按李斯笔意复原《泰山刻石》（全文223字）、《峄石刻石》《碣山刻石》，补全《秦诏版》。同时，他又致力于青铜文化研究，将平生收集的青铜、古玉铭文等结合自身研究与思考著成《商周艺文精华集》，所收铭文均有释义，可谓青铜文字研究的“宝典”。朱复戡晚年对金石文字的研究及考订之功，足以令其载入史册。马公愚评价朱复戡：“余生平最钦服唯老友朱君复戡，君渊博多才，工诗文，精金石，擅书画，精研六书，饱览群籍，融会贯通，识力兼臻，凡有所作，无不古浑秀穆，度越前人，别开蹊径，自成宗派，实千年来一人而已。”朱复戡篆、隶、楷、行、草诸体兼擅，以篆书、行草书成就最高。寻其源头，在对于《石鼓文》的钟爱和追摹，《石鼓文》铺就朱复戡的书学入门之路。受康有为“尊碑抑帖”书学思想影响，朱复戡时刻铭记张美翊缩临《石鼓文》“必须审定释文，不使稍有罅漏，贻笑通人”的教导，以及吴昌硕“应多刻点周秦古玺、石鼓铜诏、铁权瓦量，以打好根基。你有这样的根基，更应取法乎上”的谆谆教诲，并作总结“予写大篆，先写《毛公鼎》，取其藏锋，复写《盂鼎》，取其露锋，又写商器铭文，加进捺脚，如做菜一样，光是单味不好，要多加佐料，得'复味’”“把《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记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摹写，由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金石文化的学习与研究贯穿朱复戡的一生，金石气象成为朱复戡终其一生的艺术总体风格和美学特质。有论者以为，“论及作品的面目多样，在那个年代，与朱复戡同龄的篆刻家鲜有他那样的深刻”，无论甲骨文、金文、石鼓文、陶文、古币文、秦刻石诏版、汉碑刻瓦当等书写文，还是古玺文、秦汉印等印刻文，朱复戡皆有涉猎，这一点从他的《为疁（liú）城汪氏刻百钮专集》的印例便可知其师古之心。朱复戡早年便赢得了“诏版专家”的美誉，诏版书法参差有致的风格在他的书法、篆刻作品中多有体现。谈及自己的书法创作方式，朱复戡说：“出土诏版很多，书法优劣可鉴，将好字挑出来，集中写一诏版，则是源于诏版，复高于诏版。”朱复戡学习取法的是书法最原始、最具原则性的方法和规范，从书法的源头起步推进学艺过程。20世纪40年代，朱复戡批阅刘华若著《鬲室旧藏夏商周汉彝器考释》一书时，对贝簋、白侯父盘、海马葡萄镜等青铜器中的铭文出处、归属等均作了详尽考证，题写释文、题跋，撰写前言、后记共14则，足见其学识之渊博、功力之深厚。20世纪70年代，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增多，朱复戡在博览精鉴的基础上，出版《朱复戡大篆》，对新出土的28件青铜器铭文重新考证、摹写、题跋，一器一幅作品，或瘦硬健劲，或疏朗清逸，或朴茂浑穆，参照原铭，亦有创作，足见朱复戡才智之高。观其篆书特别是金文作品，既具金石韵，又有书卷气；既具画面感，又有书写味，用笔有强烈的形式感，尤其是起笔、收笔处如枪似戟，如箭似钩，力能扛鼎，雄强劲健；线条苍劲，墨色厚重，堪称近百年来“金文大篆第一人”。有学者将他的金石书法艺术审美观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密厚”“变化”“飞动”，可谓恰如其分。青少年时期，朱复戡对金石书法篆刻的孜孜以求，对其一生的从艺生涯奠定基础和方向。中年以后，他的书法篆刻创作，摆脱了海派华丽堂皇的气息，取而代之的是大象无形、大朴不雕的通脱面貌，其蕴含之“厚”，造境之“朴”，在之后的书家中几无人能及。可以说，篆书不仅是其一生研究和创作的重点，也是其篆刻、绘画等艺术的源泉，更是奠定其在近现代书坛不可替代地位的根基。朱复戡青年时代便崇尚二王法书，除每日临习《戏鸿堂帖》外，还深入研究、考证《淳化阁帖》和《十七帖》中张芝、王羲之的传本书迹，并兼学章草、癫旭狂草。40岁后由碑及帖，在《澄清堂帖》《馆本十七帖》等法帖上下了大功夫，但只遴选二王帖中较好的字，对结构、形态稍差的字则不予采用。至50岁前后，先后题跋《澄清堂帖》《馆本十七帖》共50余则。在题跋中，辨论真伪，考证史实，涉猎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朱复戡总结毕生所学、所感、所悟，创作完成《修改补充〈草诀歌〉》《草书〈千字文〉》等草书经典著述，主要目的是因为“原书写的是'知其然’，我只补充一些'所以然’。'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就可以融会贯通、机动运用了”。这些著作是朱复戡集草书理论与艺术实践为一体的代表作。
朱复戡遗存的行草书精华部分收录在《朱复戡墨迹遗存·行草书札卷》《朱复戡墨迹遗存·行草诗词卷》中，收入其二百余件信札和诗词手稿。两部行草书卷集中展现朱复戡行草书的整体风格，即“以篆作草”，以石鼓、大小篆为根底，从近人沈曾植、吴昌硕入手，旁及黄道周、倪元璐、王铎明末3位书法大家，由此上溯晋唐，出入羲献，用篆书笔意书写二王谱系草书，在金石气中融入书卷气，在碑帖融合上闯出了一条新路。朱复戡披荆斩棘、勇于创新，“以篆入行，以籀写草”的创作路径，一改原有行草书过于飘逸、只求婉转之流风，从而使笔法、字法等更趋丰富多变。
朱复戡行书手札 朱复戡的“以篆作草”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强调篆书笔意，即“古意”。朱复戡认为：“伯英草书失传，若以篆隶笔行之，当可想见形神。”“羲献体势已纵横，每想运以篆隶笔。写本不落魏晋度，便已直入秦汉室。”第二层含义是指草书创作要有规则、法度。在他看来，所谓的规则、法度就是要符合《说文解字》框架下的文字规范。这即是朱复戡反复强调的“《说文》基础”。他认为：“作草须先辨识字理，然后观其笔法，察其体势，多加观摹，而后下笔，庶几近之。”“草由篆出，是古代简笔字，是最严格的书体，稍不留意，便要搞错。草书是给内行人看的，外行人看不懂不足惜，倘内行人也看不懂，则要考虑作者的草法是否是正确的了。”刘海粟曾复函朱复戡称：“余爱君狂草，夭矫苍劲，不可端倪。祝枝山、傅青主弗足道也。”朱复戡行草书所走过的由碑及帖，进而碑帖相融、独具面目的创作道路，以及所特有的规矩性、金石气、学术感、实用性，是对书法创作特别是二王传统的突破和开创性贡献。
“所谓'古欢’，是说在金石拓片的摩挲与研玩中，他们获得无限的乐趣，而正是这种乐趣，将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以及那个伟大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薛龙春《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一代书家有一代书家的时尚。在清中晚期及民国，如果一位书家对金石文化没有辨识与利用能力，就仿佛没有掌握进入那个时代书法文化的密码。“浸淫于兹年复年，怡然自得忘岁月”，朱复戡作于1982年的《白头吟》诗句，正说明其在“金石古欢”的愉悦中，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一代金石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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