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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如何从禽兽、小人进化为君子、圣贤的呢？ 欧阳兆熊是曾国藩的好朋友，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主谋者，可谓有“知人论世”的契谊。欧阳兆熊《小窗春呓》评价曾国藩有“人生三变”说，说曾国藩开始是词赋之学，考进士，当翰林；在京为官，从唐鉴、倭仁学经世理学，一变为程朱之学；创办湘军，二变为申韩之学；丁巳戊午之悟之后，再度出山，三变为黄老之学。 这种说法正确吗？我并不以为然。
一、曾国藩在懵懵懂懂之中习得上层“技艺” 曾国藩28岁中进士，30岁开始师从唐鉴学程朱理学，32岁那年十月初一按照倭仁的办法写日记，“变化气质”。 32岁之前的曾国藩，有点痞气，“人性”以“弱点”在他的身上一一显现。譬如说，好动、急躁、愤怒、爱慕虚荣、好色、谩骂等。老乡郑敦谨，今长沙县金井镇人。他曾与郑敦谨一言不合就大骂。33岁那年正月初三，也就是在写日记之后的三个月，他与老乡金藻吵架。 曾国藩有一股“倔强之气”，即好胜逞强之心，也即“人心惟危”，争作“强人”。这个“强人”之心，是“无靠之人”在社会博弈之中自动习得的结果。人人皆有之的心理特征，无可厚非。
譬如说，曾国藩好动，不喜静，晚上要出门上街看热闹，也是社会习得的结果。不能说正确，也不能说错误。生活在社会上，必须及时从他人那里获得一些“信息”，并作出“反应”，以适应社会。如果一个人坐牢30年，出来之后，难以适应社会了。 问题是曾国藩的身份变了，他不仅需要获得各种“信息”，还需要提高内心的操持技艺（传统术语曰工夫）。 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要有相应的内外操持技艺。这个简单解释，大家可以理解。 譬如说，木匠要有当木匠的技艺，天子要有当天子的技艺。 孟子曾说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有六个手指头，不畏艰难险阻，千里迢迢要去找医生做手术，割掉“多余”的手指，但是对提高内心的操持技艺没这个干劲。 正如一些人希望自己升官发财，却不考虑自身的操持技艺。于是乎，江湖上有一句话：德不配位。 曾国藩从湘乡的乡下到京师当官了，不提升内心的操持技艺，也不行了。 我倾向于认为曾国藩学程朱理学，是进入京师各大“关系圈”的“门票”。曾国藩也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说过，京师内有各大风云人物。 在传统中国，低级的“关系圈”，吃吃喝喝是“门票”；中级的“关系圈”，宗教信仰是“门票”；高级的“关系圈”，读书是“门票”。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在传统社会，上层社会以读书为主，读书读得越繁琐复杂，越有利于治理天下，越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社会底层，没这个成本来读书，只能靠吃吃喝喝来维持“关系圈”。 在古代，读书人受到尊重。因为读书人即使在野，也是社会的栋梁，有利于维持公序良俗。 曾国藩买了《朱子大全》，可惜他不懂得这些道理，读不进去，走上了“杂学”之路。 杨露禅的太极拳，以静、柔、慢、虚、无为主。这是适合上层社会的“操持技艺”，所以在京师十分流行，权贵们都练习杨氏太极。中国的武术，是用身体去“体验”的哲学，不假也。 曾国藩不懂得这些道理。因此，他从唐鉴、倭仁那里学习“研几”“静坐”，一开始也是失败的。 当然，曾国藩一旦上路了，就在实践之中慢慢习得了一些“技艺”。 二、曾国藩在屡战屡败之中的觉醒 42岁那年，丁忧回家了，朝廷命令他办团练，保境安民，抵抗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43岁，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长沙办团练。 这个身份有点尴尬，是“上级派来的”，没有实权，而地方官给面子的话，配合一下，若是不给面子，敷衍了事。 办团练，要有地方官支持，要有钱，要有权。曾国藩可谓是“三无人员”。 我读了湘军的制度设计，相对于当时的绿营，颇为完美。但是，曾国藩是“三无人员”，难以驾驭好湘军。 他在长沙设立“审案局”，抓捕盗匪，杀鸡儆猴，侵犯了地方官的权力，损害他们的利益。他去筹军饷，勒捐的形式带有一点绑架富人的味道，遭致舆论谴责。据说，曾国藩“绑架”了陶澍的儿子、胡林翼的舅子、左宗棠的女婿陶桄，要求捐款。 目前，是否“绑架”了陶桄，无法考证清楚。但是有一点，曾国藩派人找陶桄“劝捐”是真事。 曾国藩这样办事，得罪了一大批人，众怒人怨，在长沙待不下去了，他被迫移师衡阳练兵。 在当时，办团练的人还有江忠源、王錱、罗泽南、刘长佑等人。曾国藩是“三无人员”，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这些人并不完全服从曾国藩。 也可以理解，江忠源、罗泽南、王錱、刘长佑等人办团练，也是急于“成功”。这个时候，曾国藩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他压制这些人。打仗成功了，请求朝廷赏赐，曾国藩怕这些人翅膀硬了会飞走，更加难以驾驭，所以尽量不为他们请功，便于让这些人听话，长期服从自己。曾国藩报战功，只奖励300人。胡林翼报战功，奖励3000人。一时，人人都说，“投曾不如投胡”，大家不愿意跟着曾国藩混，升官发财没希望。 矛盾就来了。罗泽南的学生王錱公开对抗，曾国藩就坚决压制他。譬如说，王錱去招募士兵，规定只招募三千人，结果王錱招募了一万人，曾国藩担心他坐大，想尽办法惩罚王錱的“擅自罔行”。 曾国藩想“征服”王錱，收他做学生，岂料，王錱说：“我的老师只有罗山一人。”罗山，即罗泽南之号。 王錱在江西军营病死，其父说：“吾儿不死于贼，而死于小人也。”意思是说，曾国藩是小人。 江忠源被困庐州，曾国藩不去救援。江忠源战败之后，跳水自杀。后来，罗泽南离开曾国藩，投奔胡林翼，也是有诸多原因。 可见，曾国藩的操持“技艺”不足，没能力驾驭好这些湘军将领。 曾国藩在这一时期，可谓是处处碰壁，大多是禽兽、小人之行径。处于劣势，谈何道德！我是同情之理解这一时期的曾国藩。 又譬如说，曾国藩见湘军取得湘潭、岳阳、武汉之胜利后，急躁、轻浮起来，乘胜追击，结果，在湖口打了败仗，被困江西两年。 曾国藩在江西最为困苦。在十分危险的时候，信息不通，依靠蜡丸送信，据说信使也被太平军杀了几百人。 有一点，还是要表扬湘军将领们的坚苦奋斗。譬如说，彭玉麟冒着生命危险，穿着草鞋，伪装成乞丐，穿过太平军控制区，来到南昌，帮曾国藩统领内湖水师。 曾国藩与江西地方官也处于了敌对关系。太平军杀来了，马上礼请曾国藩出来打仗。太平军走了，马上就嫌弃、蔑视曾国藩。 咸丰七年春，曾国藩的父亲去世，接到讣告后，他总算有理由撂挑子了，不干了，回家奔丧。 三、曾国藩“丁戊之悟”：走向尊重他人，有求必应 曾国藩撂挑子，自暴自弃，咸丰帝也同意他在家守制三年。 咸丰七年，是丁巳年。咸丰八年，是戊午年。在这两年居家期间，曾国藩不断悔悟，提升自己的操持技艺，为此命名为“丁巳戊午之悟”。恰好是曾国藩47岁、48岁。 欧阳兆熊说曾国藩创办团练变为申韩之术，是错误的认知。法家，开中国古代法治之端。儒家，成中国古代法治之体。从汉代开始，儒家消化、吸收百家之说，综罗百代，自成一体，建立官化儒学体系。儒家利用传统资源，运用法术势，岂可归入申韩之法家？ 曾国藩在“丁巳戊午之悟”之后，走向儒家的“大同”，尊重并回应每个人的需求，岂可归入黄老之道家？ 曾国藩28岁之前，居下位，其生存策略是正确的。28岁中进士，开始居上位，其生存策略当然要有所改变。可是，曾国藩哪里懂得这些？ 此“大同”，我归入“克己复礼归仁”，或者曰“尊王进夷”。 曹德旺办公室的一副对联：“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此联是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赠与左宗棠的。 居上位，要有“上道”。我承认《道德经》确实针对“居上位”者的言说。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难以听懂《道德经》。 当然，我甚至于认为老子、庄子是儒家，属于“极端”一派。 曾国藩从28岁开始，社会地位在上升，内心的操持能力却没相应上升，所以不懂得其中的道道，不断惨遭失败。 曾国藩咸丰八年再次出山，操持技艺提升了，样子变了。他领悟到了儒家“居上位”的“秘笈”：虚、无、慢、静、下、圆与公、正、中、仁、义。 周敦颐在《通书》《太极图说》里面早就讨论了这些问题。只是说，外行看不懂里面的门道，只能看热闹。 古代，官，负责价值判断；吏，负责事实判断。当官，首先要“养体”，有一个样子。“养体”，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古代一个痞子，即使穿上官员的“制服”，也做不出那个样子。 曾国藩在京师追随唐鉴、倭仁训练“养体”，初具训练。在43岁到49岁之间的受磨炼，是坚苦训练。 曾国藩总算“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次出山，胡林翼评价曾国藩说：“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这次到了江西，“人人惬望”。 从此，曾国藩“有信必复”，具备了压制住禽兽之心的操持技艺，总算做到了“有求必应”！ 曾国藩在反思之中，特别拈提“悔”“硬”两字的工夫。 曾国藩在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写信给曾国荃说：“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名子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九载，与四十岁以前泅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辞，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尚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贬，必有大进。立达二字，吾于己未年，曾写于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但于能达处尚欠体验，于不怨尤处，尚难强制。吾信中言皆随时指点，劝弟强制也。赵广汉本汉之贤臣，因星变而劾魏相，后乃身当其灾，可为殷鉴。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 曾国藩在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写信给曾国荃说：“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朱子尝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如落。凶字如冬，万物初调。’又尝以元字配春，享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曾国藩在47岁、48岁的“丁巳戊午之悟”，欧阳兆熊评价是转变为“黄老”，其他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是向世俗的妥协，而我认为一是转向“正义”之形式，二是领悟到了儒家“居上位”之操持技艺。 有此“丁巳戊午之悟”，曾国藩实现了自我超越，初步完成了“养体”训练。之后，他才有此能力担任两江总督。 我们也不要小看咸丰帝以及其身边的智囊团，他们是熟悉曾国藩的。曾国藩没这个操持技艺，当大官会误事。看到曾国藩有了这个操持技艺，咸丰帝于是任命他当两江总督。 我认为，虽然曾国藩不断悔悟，但是他也未必真正认识到“真谛”。只是说，他在妥协之中实践措施符合了“真谛”。 当然，认识到，做不到，也没什么用。没认识到，做到了，也是善莫大焉。
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探花出身，当过贵州学政，而岳父陶澍当过两江总督，二人都富有“居上位”之经验。胡林翼从父亲、岳父那里学到了“秘笈”，所以35岁捐官贵州就政绩显著。 曾国藩出身不好，没有好的老师教他。唐鉴、倭仁虽然是经世理学领袖，但是实践方面可能有欠缺，曾国藩领导湘军的困苦算是补了一课。同样，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有类似的经验，也做到两江总督，却没学到曾国藩的操持技艺。 如果没有创办湘军这一段历史，曾国藩想脱胎换骨，有点难度。现实的博弈，成就了他。真可谓刀不磨不快，人不磨不成器。 我认为，关键处就是儒家的“克己复礼归仁”，“尊王进夷”，“大同”。何以谓之“大”？不同而同之，谓之大。仁者爱人，尊敬每个人的尊严，保护每个人的尊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做到“有求必应”。曾国藩自己可能并未领悟到这一点，但是他在努力争取做到这一点。
宋儒将“万物一体之仁”“民胞物与”，王船山讲“人物一体”“人类一体”，都是“尊王进夷”的“苞符之秘”。大禹讨伐三苗，三苗不服，修文德，乃服之。此“文德”是中华文化的大智慧！也是中华文化典雅高贵之处！ 曾国藩谋刻《船山遗书》之前，读过王船山的《宋论》《读通鉴论》。据曾国藩的日记，大概从同治元年开始，曾国藩白天打仗，晚上校读《船山遗书》，涵养其气体，由此真正转入了他人生的巅峰。从曾国藩以及其身边幕僚赵文烈、张文虎等人的记录来看，曾国藩从刊刻、研读《船山遗书》开始，由实践之领悟、现实之妥协，到涵泳王船山思想，证成有体有用，才确立其宏伟规模，见其远大格局。 黄守愚于阙一庐 夏历壬寅二月初七 西历2022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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