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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今子长县）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和军事战略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23日的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总结。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准备东渡黄河直接对日作战和扩大红军。毛主席的报告引起全会同志的热烈谈论，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  针对与会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分析说，根据陕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敌情，主张必须向外出击，开辟新的战略基地，扩大根据地。而东征山西，北出绥远则是最佳选择。东出山西，是打通抗日出路的需要，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能够将巩固扩大苏区和打通苏联（由绥远通往苏联）两大任务联系起来，使两大任务成为一件事；东征山西还可使侵入陕北的晋军撤回山西，同时，晋军兵力分散，有利于红军在山西扩大战果。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地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主席的主张，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2月24日，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东征山西的方针，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一、一场走向抗日第一线的战略行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1936年1月，彭德怀正在甘泉前线指挥作战，收到毛主席关于东征决策的电报，阅后思之再三，于1月26日回电毛主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疑虑： 陕北是小红军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对红军“围剿”的局面，但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的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  这是专门对付我军的；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这些，对于当时的发展和总局势都不利。东渡黄河开展吕梁山根据地，再向晋中和晋东南发展比较理想。东征可以把抗战的主张发展到华北去，可以解决给养问题，以及筹款和其他物资问题。但是，东征必须保证部队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1936年1月中旬，彭德怀接到中央军委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的电报后，立即发电表示拥护，但也提出了个人的两点疑虑： 我接到军委整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如受挫再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军南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了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当时的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虚弱的实际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彭德怀在电报中所提出的两条意见，与毛主席的“以发展求巩固”的主张似乎有些矛盾。毛主席于1月17日在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 彭德怀的意见是从军事角度出发，对毛主席渡河东征的战略思想进行了很好的补充、完善，对于作战部署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不仅是彭德怀，红军高级将领中不少人对于中央确立的红军东征的战略决策存有疑虑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建议将战略重点放在陕南，并希望中央能批准他带领部队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毕竟是军事政治大家，尽管他对林彪提出的意见是不同意的，但在实际行动中，在东征的准备工作中，仍很重视他们意见中的合理内涵，为了帮助林彪提高对东征问题的认识，12月19日，毛主席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毛主席、张闻天联名复电彭德怀指出： 林来电悉。  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在电文中，毛主席针对他心存的疑惑，提出林彪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林彪本人则可以直接来中央充分陈述自已的观点，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主席，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  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12月24日，毛主席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 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再次电令他来中央，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2日动身返回陕北。1月27日，彭德怀也从前线赶赴延安，参加了1月31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  此时，会上仍然争论很大，与会的同志主要是担心红军东渡后丢了陕北根据地，有些甚至带有恶意指责，特别是李德，他在《对战略意见书》中，称东进是“想挑起日苏战争”。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是： 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早就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归结起来讲，就是如何处理好巩固和发展的关系。有人讲，目前我们刚到陕北，刚站住脚，是巩固一段时间再往前发展呢，还是马上去发展呢？毛主席同志的意见是在发展中也可以巩固。  三、至于向什么方向发展，瓦窑堡会议之前，许多同志提出过不同的建议有的主张往西，向宁远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发展，以便背靠苏联，也有的要往南，打击东北军、西北军的力量，以求巩固陕北根据地。前面说了，林彪的意见是要到陕南打游击……多数同志同意战略方向向东，但有的同志仍怕红军主力东进后，陕北根据地可能丧失。 有的同志则仍提出了所谓张学良抗日不反蒋，阎锡山反蒋不抗日，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因此我们应该南下，或者东进只作佯攻，目的是吸引阎锡山在陕北的四个旅回援山西，在运动中消灭它。李德则在所谓《对战略的意见书》，诬蔑毛主席同志东进是想挑起苏日战争。  因此，毛主席在延长会议上反复说明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阁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能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的根据地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 经毛主席同志说明，大家原则上同意东征，但仍然担心黄河天险，渡过去后有没有回不来的可能。于是毛主席同志又作了补充，就是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们有进有退。参加会议的同志最后同意了毛主席同志的意见。 为了让参加东征的红军干部了解东征的意义，打消心存的顾虑。1936年2月，毛主席在延长县古裕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即抗日先锋军司令部所在地，召集团以上干部进一步作战前动员，分析了东征的形势，批评了李德所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 明确了东征的三大任务：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4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宁新区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这次会议使大家在东征问题上基本统一了思想，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从东征酝酿到准备实施，一直都有过不同意见的探讨和商榷以至争论，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让大家充分地抒发意见，对不同意见，虚心听取，耐心说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 四、通过电报来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循循善诱，最后形成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局面充分反映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以后，党内民主气氛日益浓厚，民主集中制度逐步形成。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都是经过充分讨论甚至争论达成共识，从而保障各项决策的科学合理，这也是党和军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思想通了一通百通。陕甘苏区的党政军民展开了东征山西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主席任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 红二十九军和陕北的一些地方武装统由周恩来、博古指挥，留守陕北苏区。红二十八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待命东征。黄河游击师负责保持主力红军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红二十九军担任后方留守。 为使东征有较稳固的后方，毛主席下令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进击，给北犯的东北军以打击，暂时制止了敌人的北犯。此外，毛主席在战事频繁紧张的情况下，指导了党和红军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多次致电张学良，阐述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指示张子华、王世英抓紧工作，推动国民党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最大可能消除红军的后顾之忧。 黄河以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把山西视作自家花园，绝不许他人染指。为此，他和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曾经大打出手，尸横遍野。到最后，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这位“阎老西”。 1935年冬，阎锡山听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后，下令晋军以黄河天险为依托，构筑了三道坚固的防线。第一道防线在近千里的黄河防线上，修筑高碉、暗堡1000余个，各碉之间距离以火力能够互相交叉为准，兵力达4个独立旅之多。黄河东岸各城镇驻有重兵，构成阻抗红军向纵深发展的第二防线，并随时增援各个渡口。第三道防线是派重兵严把吕梁山区的各个山隘要道。 此外，他还在山西全省实行闾甲、连坐制度，甚至不惜与日本当局实行“共同防共”政策，把山西西部沿黄河的20余个县划为“防共区”，发誓不让红军跨过黄河半步。作为东征总指挥的彭德怀深感责任重大，他和毛主席在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汇合后，立即率人带着电台沿着无定河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考察每一个渡口和红军的渡河准备工作。彭德怀回忆说： 我用了7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确保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 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了15只船，每船乘30人，来往一次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全军14000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下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3至4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这才有了东渡的胜利的保证，和必要时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了空话。 初春虽到，黄河刚刚开始解冻，河水夹着大块冰排汹涌而下，靠两岸的冰层还没有融化。彭德怀通过一个月亲自侦察，掌握了黄河对岸阎锡山部队大部碉堡的兵力和火力配置，为红军渡河选择了最佳的渡点。2月20日，在彭德怀指挥下，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战斗打响。先遣队划着小船，乘黑夜穿过敌人弹雨驶达彼岸。21日下午，先锋军全部顺利渡过黄河天险，进入山西境内。事隔多年，彭德怀对这次顺利渡河还颇为感慨： 选择了正确的渡河点，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这样细致的组织、侦察工作，对那次东渡的保证是没有白费的。我军火力弱，尤其无炮火的掩护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执行军委的指示时，亲自详细侦察，进行各种渡河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汇报了各种准备情况，渡河地点、时间得到了批准。渡河很顺利，两处渡点均已登陆，几乎没有什么伤亡……阎锡山花了数十万元修建的沿黄河的堡垒，一点也没有起到阻止红军东渡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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