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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囿旧说 锐意创新 他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既强调继承，又倡导创新，如他对方剂学的研究，绝不满足于君、臣、佐、使的泛泛分说，而更注重从脏腑病机入手辨析统方之法、组方之义和对方剂的疑点、难点、要点分析，因而不仅开创了以五脏为纲类方和从病机入手研究医方的新体例，而且把方理研究推上了由形入神的高度。 更为可贵的是，他在谈治论方的过程中，对某些中医基础理论问题以临床运用为前提，作了创新性发展。如在讨论三焦治法时，为究明三焦实质，吾师在深研《内经》、《难经》，综合百氏的基础上，提出“膜腠三焦”说。认为三焦组织结构包括“膜”、“腠”两个部分，膜是筋的延伸，腠是膜外组织间隙。人体内外上下、五脏六腑、经脉血管，均有膜腠存在。因其无处不在，随处异形，故《内经》能详指其生理病理情状，而《难经》则谓其有名无形。此说不仅以名、实、形为区分，把千百年来以《内经》、《难经》为导源的三焦形质有无之争统一了起来，而且对前人“脂膜三焦”说多有发挥。 前人论三焦仅及于膜，吾师更言及腠，并谓“腠是膜外组织间隙”，即组织及其空间结构才是三焦的完整体现。前人所论三焦之膜较为局限，多指联系五脏、间隔胸腹之膜，吾师所论三焦之膜十分广泛，人体各部无所不及。 前人提出三焦之膜发源于命门，而并未阐明所以然之理，吾师以肝—筋—膜的有机联属，提出三焦之膜根源于肝，有较强说服力。 他以自己的独特见解，不仅拓宽了三焦形质研究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此说符合三焦病变遍及全身、无处不在的病理表现特点，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因而在1995年的全国出师大会上，被王永炎院士赞誉为“中医学新的理论生长点”。 再如，有关五脏气机活动特点的研究，前人只提出了“六腑以通为用”，对五脏气机活动特点是宜通还是宜塞，却从未明确论及。 对此，吾师响亮提出：“五脏宜通”，并通过脏腑生理、病理、治疗等方面的论述，深刻阐明“五脏宜通”的所以然之理，从而指出，在前人创立的各类治法中，无论是解表还是通里，祛痰还是除湿，散结还是导滞，破瘀还是排毒，疏郁还是开窍，无不寓通于其中。 吾师不仅在理论上敢于大胆创新，而且在临床上也有不少打破常规、突破前人思想方法的创造性发展。如他以真武汤消肥减胖，以五苓散治疗前列腺肥大等多种疑、难、顽、怪病证的诊治，无不匠心独运，蹊径独辟。所用虽都是古人创制之方，但对病机、方理的认识，却有较突出的新意。这就既从理论高度，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认识治疗这些病证开拓了广阔前景。 四、辛勤笔耕 硕果累累 他在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的数十年中，为实现济世活人的愿望，一直刻苦钻研，辛勤笔耕，夙夜匪懈。吾师强调，中医科研要从解决中医现存的理论缺陷、逻辑不强、疗效欠佳三大问题入手。人云亦云、全无新意的低水平重复，是不能为提高中医临床疗效服务的，严格地讲，不属于中医科研。 目前中医科研趋势多是对某些病种、某些药物进行单一研究，这样的研究当然也是必要的，但如果这样的研究成果反而把中医灵活的思维方法凝固了，那就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了。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中医疗效？还是简化中医思维？如果简化思维可以提高疗效，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如果简化思维的同时，丢掉了中医赖以取效的灵魂，中医的前途就足堪忧虑了。中医科研必须服务临床，才能为中医所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中医学术源远流长，中医典籍汗牛充栋。有《内经》、《诸病源候论》等理论专著，《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方剂专著，《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药学文献，内、外、妇、儿等各科著述，惟治法专著则未见诸典籍。结合病种探讨病机的著述比比皆是，根据五脏生理探讨病机的著述则至今仍缺。仿效《金匮要略》探求同病异治的著述比比皆是，仿效《伤寒论》探求异病同治的著述则至今未有。古今方书就方论方的著述比比皆是，将理、法、方、药四个环节融为一体，探求四个环节间内在联系和组方规律的著述则至今未见。 从1959年，他就着力研究中医理论中理、法、方、药四个环节与临床运用之间的内在关系课题，并白手起家，独力创编了成都中医学院中医药本科生使用的《方剂学》教材，为我院方剂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他的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他锲而不舍，继续苦求，通过对中医学术发展的深入研究，吾师倾毕生精力完成了以异病同治为基本模式，以理法方药有机联系为基本框架的中医方剂学临床运用研究，最终结出了《中医治法与方剂》这一丰硕成果。 1964年，他精选历代名方，以五脏病证为纲，分析类列，辑成一书，名之曰《中医治法与方剂》。此书选方析理，不因经藏而盲从，不因俚出而轻弃，总以切于实用为目的，方书体例，自此一新。 1983年，他又带领教研室中青年教师编著了《中医方剂与治法》，该书以治法为中心，上承基础理论，下贯药物效用，将理法方药融为了一体。 1988年，他又在“辨证的关键在于捕捉病机，论治的关键在于确定治法……每一病机都是病因、病位、病性三者的综合反映，包含了气血津液的升降出入和盈虚通滞，揭示了定位、定性、定量三个方面的病变本质，体现了以脏腑生理病理为经，病因辨证、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为纬的结构。每一治法均以病机为其理论依据，从消除致病原因，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或补充气血津精三个方面阐述治法原理，力求思路清晰，易于掌握”（《中医病机治法学·前言》）这一认识指导下，采精炼华，酿成《中医病机治法学》。 此书虽不以方书名，实则方论并重，以阐释制方用方之至精至微之理为主旨。至此，方理推演，始由形入神，玄机洞明。 该书以脏腑为本，从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和升、降、出、入立说，系统而又深刻地阐明了病机三要素；而且以五脏统病机，以病机统治法，以治法统方药，结构环环相扣，说理层层深入，使用方有所本，制方有所宗，颇为临床家所重。该书问世后，迅速被日本、韩国翻译出版，流传海外，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医学术专著之一。 1995年，他将《中医治法与方剂》和《中医病机治法学》二书精粹集于一体，仍以《中医治法与方剂》名，意在济世利人，使学者不致因书分而识乱，道歧而羊亡。 全书基本特点仍是方随法施，法因证立，证系于五脏。读是书者，只要抓住脏腑病机这个中心，去求法、求方、求化裁，便能举一纲而万目张，处疑临怪，应变无穷。 此书分上下两篇，总论所列三章，分别论述病机、治法、方剂的不同学术本旨和三者间的内在联系。各论以五脏为核心分成五大系统，每一系统成为一章，加上两脏同病，共计六章。每章均按生理功能及其相关结构分节，探讨发生病变时的致病机理；再据病机探讨治法，并举成方为例，使治法成为有形可征的实体；每方均按据证析理、据理立法、依法释方程序阐述方义，突出理法方药间的联系。 全书包括148条病机，148种治法，622首正方，190首附方，虽未能囊括一切病机和展示一切治法与方剂结构，但已大体反映了五脏病变的病机、治法梗概。 五脏生理功能各具特性，五脏病症的治疗原则亦各不相同：肺主气，宜宣降；脾胃主纳运，宜升降；肝藏血、泌胆液，宜疏调；心藏神，主血脉，宜明通；肾藏精，主水液，宜藏化。 五脏生理功能都与气血津液的生化输泄有关，反映了五脏宜通的共性。 根据五脏的个性和共性去分析病机、治法、方义，可以一目了然，所以五脏宜通也就成为分析病机、治法、方义的主导思想。 每一病机都是病因、病位、病性三者的综合反映；包括了五脏功能的盛衰，筋脉经隧的弛张，气血津液的升降出入和盈虚通滞；揭示了定位、定性、定量三个方面的病变本质；体现了以脏腑生理病理为经，病因辨证、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为纬的结构，每一治法均以病机为其理论依据，以消除致病原因，调理脏腑功能，疏通、补充、固涩气血津精，柔和五脏经隧四个方面以阐述治法原理。揭示组方规律，力求思路清晰，易于掌握。 在分析各脏病机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一是肺的宣降功能可以协调和制约其他脏腑，故称肺为相傅之官而司治节之权。 二是脾胃各自代表消化系统虚实两个侧面，亦即实则阳明虚则太阴之意。 三是肝的疏泄功能统管气、血、津、液、精五种基础物质的运行调节，是因五脏经隧均由肝系筋膜构成，少阳三焦膜原由筋膜延展而来，是津气升降出入之路。经隧稍有弛张改变，就会引起气血津精输泄失度。 四是经隧可见松弛、挛急、硬化、破损、增生五类病变，其中挛急约占十之七八，五脏经隧挛急皆从肝治，故《素问·脏气法时论》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五是少阳三焦包括膜原和腠理两个组成部分。表里上下无处不有，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组织，是津气升降出入的通道，它和心系的脉络存在于一切组织之中，构成了气血津液升降出入之路。 六是手厥阴心包实际是指大脑的功能，并非心外包膜。 七是肾的气化功能涉及气血津液精各种基础物质的生化输泄，气血津精是五脏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一旦亏损都要影响肾脏，所以五脏之伤穷必及肾。 八是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是以气血津液的生化输泄与盈虚通滞为纽带。只有肝木克土、水不涵木，涉及肝系筋膜。 九是五脏六腑宜通的生理特点。 十是气血津液精有不通、太通、亏损三种病理改变。 上述提法，有的是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总结或发挥，有的则是他个人的独特见解。 吾师一生研究病机、治法、方剂，自著、主编、参编中医著作七部，共二百余万言，堪称洋洋大观。其中，《中医病机治法学》《中医治法与方剂》是他以一人之力，呕心浙血而成的专著。 《中医病机治法学》在 198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后又在日本国内的医学杂志上连载。 《中医治法与方剂》迄今在国内已发行近百万册。第三版，由我校韩国留学生徐文俊译成韩文，已在韩国正式出版。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在三版《中医治法与方剂·前言》中说：“只要我还一息尚存，便抱定锲而不舍的信念继续研究下去。”现该书已经连续出了五版，每一版都有不少内容上的修订和充实。真是志士暮年，壮心未已，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吾师自幼受中华传统教育甚深，始终信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道德规范。体现在具体生活中就是： 热爱事业，忠于职守——数十年兢兢业业地坚守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无论多么劳苦，多么清贫，都无怨无悔地为中医学术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尊敬长者，爱护晚辈——对家乡父老、学术前辈恭敬有加，对青年学子，则鼓励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早成材，快成材，成大材。 言出必行，以诚取信——无论是学生还是患者，凡有求于他，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会慨然允诺，而且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兑现自己的诺言。 仗义执言，敢说敢为——他生性刚直，喜怒必形于色，强烈主张当为者，要不畏权势，勇敢执着地去做；不当为者，决不见利忘义，胡作非为。无论是对上司或是学生，凡错误的东西，绝不阿附，绝不姑息，必厉声相向，严辞抨击。对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不公不平之人之事，尤切齿痛恨，无论其位有多高，权有多重，他都会奋不顾身地怒声谴责，直面抗争。在日常生活和课堂教学中，一有机会，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忧愤之情，溢于言表，不时流露出廉洁奉公、嫉恶如仇、舍生取义的凛然正气，确是神峻气烈、铁骨铮铮之士。 谦虚谨慎，礼貌待人——与其刚烈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同道、同事的谦恭揖让和对患者的无比仁爱。 在学术研究中，既不妄自菲薄，更不妄自尊大，提倡多向别人学习，多向古人学习，在与人相处时，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宁可委曲求全，绝不损人利己。 他视儒家礼教为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不仅自己努力学习，忠实继承，还积极倡导以儒家道德标准对全社会进行广泛的思想品德教育，让人们知礼而乐道，在渴求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也追求高雅精神生活和科学文化进步。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进步才能水有源，树有根，常盛不衰！ 在临床上，他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从无高低贵贱之分，无不尽心诊治。遇绝望者，则热情鼓励；遇悲愁者，则温情抚慰;遇贫弱孤残者，则或免收诊金，或助以药资，或上门服务。义风高扬，每令患者感激涕零，俯身拜谢。遇此情景，他总是仓皇挽扶，款款送别，万千感慨，尽在摇头叹息之中。遇有以财物相酬者，他必固辞不受。 如：一老妇患慢性肾炎多年，微薄积蓄耗尽，1994年8月病情复发，因无力支付住院费用，待毙家中，后求治于吾师，吾师慨然允诺，每次步行数里前往诊治。因其面色苍白，舌淡，脉结代，吾师先后以炙甘草汤合真武汤化裁治疗月余，使患者得以康复。其间凡数往返，虽烈日、风雨，绝无懈误。且未收取患者分文诊金。患者全家感激不已，每逢节日，必举家前来吾师家中拜望。 再如：王某，52岁，1985年4月3日因急怒倒仆，不省人事。经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抢救脱险后，遗留右半身不遂，头部沉重昏痛，检查诊断为脑血管痉挛，住院2周无效。转入某医疗机构续治2周，仍无效。5月初求治于吾师，吾师以黄芪 120g、当归 10g、川芎 10g、白芍 60g、红花 10g、桃仁 12g、地龙 30g、附片 30g、干姜 10g、白术 12g、茯苓 15g、牛膝 30g、葛根 40g、全蝎 10g治之，水煎服，1日1剂。服10剂后，头痛愈而颈痛难忍；续服10剂，颈痛止而腰痛甚剧；再服6剂后，腰痛霍然而愈，诸症尽解。为对其精湛医术表示酬谢，患者登门以千元酬谢，虽苦苦剖白意出至诚，吾师终不肯受。 即使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他仍一如既往，安于淡泊清贫，洁身自爱，晚节自珍。慕其医术医风，自费前来向他学习的青年中医，累计不下数百，他仍是一文不取，而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宝贵经验倾囊相授。他常说：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也是中医事业的未来，如果没有一大批有志于中医事业的青年中医迅速成长，中医就不可能有辉煌未来。如果中医事业都衰落了，区区一点个人经验又有何存在价值？只有把个人经验传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继承，去发扬，才能真正起到长江后浪推前浪，促进学术不断进步的积极作用。一个中医专家的高远眼光，博大胸怀，坦露无遗。亮节高风，堪为后学师表。 ——本文摘自《陈潮祖临证精华》 ——编辑整理：李汶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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