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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我已经老了”,杜拉斯的爱情神话如何对抗时间?

 自在飞花轻似烟 2022-04-14

《情人》1984年刚出版,就获得了热烈的反响,杜拉斯本人也获得了当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后来,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还将其拍成同名电影,中国演员梁家辉担任男主角,让《情人》获得了更广泛的声誉。在中国,《情人》影响了很多作家,王小波曾经说,“我喜欢过不少小说,但是它们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

(一)情节概述

《情人》采用第一人称,以一个十五岁法国少女的口吻叙述。少女正在越南西贡的公立寄宿学校读书。某个假期结束时,少女从住处沙沥乘车回西贡学校,在湄公河渡河的时候偶遇一位有钱的中国男人。这位男人坐在黑色汽车里,却被站在船边、穿着特别的少女所吸引。

这个男人很富有,他带少女出入最讲究的地方用餐,少女逐渐敞开心扉跟男人聊起家长里短,抱怨自己的家庭,以及对家庭成员的憎恶、恐惧、同情等复杂的情感。男人也介绍自己说,他是独生子,曾经在巴黎生活,家里生母已经过世,只有父亲。他的父亲很有钱,住在沿河宅子里,是西贡周边城市沙沥一带的大地主。

后来有一天,男人来学校接少女坐小汽车去了堤岸的一个房子,那是男人自己的房子。在那里,两人第一次发生了关系。但当少女谈起想要将男人介绍给家人时,男人竟想要逃之夭夭。

后来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男人还是和少女的家人见面了。少女要求男人在她家人不曾见识过的中国大饭店请客。这里,不仅有少女跟家人炫耀的成分,也同时带着跟他们赌气的情绪。

结果,母亲认识了少女的情人后,“突然发了一次疯病”。但很快,或许因为经济原因,母亲接受了事实,不再反对少女跟男人交往。但这种感情会有结果吗?

很快,两个人的去向都已明确。少女即将离开西贡返回法国,男人也要迎娶家里给自己安排的妻子。在最后的相聚时光里,两人则更没约束地、频繁地在一起放纵。最终,“开船的时刻到了”。两个人就从彼此的生命中“消失”了。直到多年之后,少女经历过几次结婚、生子,男人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巴黎。他给当年的少女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二)《情人》是杜拉斯的自传吗?

以上,就是小说所讲述的十五岁少女和她的情人的故事。

联系杜拉斯的经历,了解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就会知道1914年出生的杜拉斯,写这部小说时已经年近七十岁,她将时光拉远,去回忆50多年前的西贡家庭生活。

我们来看看,杜拉斯于1914年出生于越南西贡,也就是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她的父母都在当地担任教师。父亲不幸于1918年去世,留下几乎一贫如洗的杜拉斯、两个兄弟和她的母亲。

1924年,杜拉斯一家搬到了沙沥市,后来又搬到湄公河边一座名叫永隆的村庄。杜拉斯一直过着像亚洲孩子一样的生活,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直到1932年,18岁的杜拉斯回到法国。

而在小说中,少女的父母在法国殖民主义政策下来到越南,她们同样收入微薄,是属于白人殖民者的最底层,与当地穷人唯一的区别就是肤色。小说先从一张家庭照片写起少女的母亲,母亲狼狈的样子,映射着这个家庭经济的窘迫。父亲死后,母亲勉强供养少女和她的两个哥哥。

小哥哥在当地学习会计,却三心二意,不断地换学校,十年后才勉强成为西贡一个小小的会计。母亲最偏爱的是大哥,把他送到法国机电学校读书,但其实大哥并没有入学,最终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甚至偷钱吸鸦片。但母亲却依然认为大哥是最聪明的儿子,对她十分溺爱,哪怕被他欺骗。

对于少女,母亲整日希望少女能够在读完中学以后,赶紧通过中学教师资格的考试,早点成为一名教师,给家庭、特别是大哥提供经济支持。但是少女一再自我表白,她要写作,她要成为作家。对此,母亲只是冷漠地表示,无所谓,但是要等你拿到教师资格以后。毫无疑问,少女对于母亲是极度抵触的。这种贫穷、压抑的家庭氛围,成为少女逃离家庭、扑向中国情人怀抱的背景。

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少女似乎在申诉自己对于母亲的怨恨、同情,对于大哥的厌恶和痛恨;对于与自己同样不受待见的小哥哥,则是有着一种别样的爱,甚至觉得小哥哥和自己是一体的。

这些倾诉,与杜拉斯本人在越南度过的生命最初十八年的时光,是极度吻合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情人》看作自传体小说;而《情人》出版不久,杜拉斯确实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申明了该书的纪实性质,她说:“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写虚构的东西。我以前的书都是虚构。”她说《情人》里的每件事都是真的:服装、“我”母亲的愤怒、家中淡而无味的食物、中国情人的豪华房车……

(三)杜拉斯关于情人的回忆是真实的吗?

那么《情人》真的是自传吗?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关于情人的叙述,则会发现与事实相去甚远。而杜拉斯也一面强调内容的真实性,一面又突出虚构性,比如她在另一个场合又曾公开表示说:“《情人》是一部小说。”

小说,就意味着虚构。杜拉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她笔下的不同“情人”形象,进一步说明。杜拉斯笔下的“情人”,出现在至少五个文本中,每一个版本的形象都在变化。《战争笔记和其他文本》中的雷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与《伊甸园影院》中的若先生,都身形猥琐,少女喜欢若先生送的礼物,却依然拒绝亲吻,他们的故事也无疾而终。

然后就是1984年的《情人》。“若先生”变形为家住沙沥的中国富商之子, 老家在抚顺。黑色利穆新轿车,“风度翩翩”的男人姗姗来迟,她对少女一见钟情。少女接受了男人,她起初以为自己是为了金钱,是为了逃避这个给她伤害的家庭,而后却发现被掩藏的爱情,终于让金钱的交易变成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像故事结尾说的那样:“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此时,情人已成功变形,再也不丑,“我”不会再吐唾沫了。

到了1991年发表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 “情人”更大胆,更漂亮,更健康,还是很爱国的海归华侨,迷倒了母亲,镇住了大哥,成为白人少女眼中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情人”。他们俩开始了“一场令人目眩的爱情”,用小说的话说就是“始终没有结束。永远没被遗忘”。

杜拉斯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把矮小、猥琐的“情人”演变为高大、英俊、自信、优雅、具有男性魅力的崭新形象;把金钱的故事蜕变为懵懂凄美的爱情故事。让雅克·阿诺电影《情人》1992年上映时,78岁的杜拉斯还在继续虚构她的情人,她深情地说,她的情人名叫黄水梨,比电影中的情人要英俊多了,“而且非常温柔”。而真正的情人呢?如今沙沥本地有黄水梨的故居,可以看到杜拉斯这位东方情人的照片,照片中,这个情人并不好看。

在对家庭的回忆逐渐趋向真实的同时‚小说对于 “情人” 的形象以及少女与 “情人” 关系的描写‚却越来越远离历史真实。”情人“,实际上是作家本人塑造的理想神话, 是真正的虚构,这也是杜拉斯强调《情人》是一部小说的内涵所在。

写作这部小说的杜拉斯,已经年近七旬,在生命垂暮的日子里回首往事,杜拉斯的内心无法忍受自己的情人以丑陋的形象留存于世,尽管这个形象最接近历史真实 ;她也无法忍受自己的初恋是为了金钱。年老的杜拉斯像是回到了少女时代,回到了一个普通女性内心深处的渴望,渴望在伤痕累累的家庭之外,一位英俊温柔的中国情人,给她带来无尽的抚慰。

(四)杜拉斯如何书写时间与爱情?

五十年的时间跨度,这久长的岁月,这时间的魔法,成就了杜拉斯的爱情神话,也成就了这篇小说的独特氛围。五十年之间,肉体之爱转变成情感之爱,时间成就了爱情,爱情对抗了时间。

《情人》一开始,作者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爱情对抗时间"的神话。即便没有读过《情人》,很多人也对小说的这个经典开头耳熟能详: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而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段话可以看作杜拉斯为自己,也为那些青春已逝的女性设计的一个经典神话∶爱情可以超越肉体,超越时间,爱情是永恒的。

但是这样的神话,就连杜拉斯自己也不会相信,随后,她就很残忍地戳穿了它∶“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

继而,作者还对衰老写了一段“长篇大论”。“我眼看着衰老在我颜面上步步紧逼,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各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我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纤细的容颜那样,从此便告毁去,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貌是被摧毁了。”

这种对于衰老的描写,如此惊心动魄,在文学史上算是一段奇观。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经历了“冷酷无情的”衰老,重新拾起50多年前的回忆,并对往昔令人神往的岁月进行重新组织。在这对比与交错的观照中,时间似乎不再有意义,老人流露的是一种顾影自怜,一种自我陶醉。

由于早年贫困的生活,和后来过量的抽烟、酗酒,杜拉斯老年时身体非常糟糕,疾病频繁地光顾,使她早早就感觉到了衰老。写作《情人》时,她已经七十岁,岁月侵蚀了她的面孔;这对一个终生追求爱情,耽于肉体欢娱的女性来说,未免过于残忍。杜拉斯在这样一种处境中,追忆逝水年华,重绘少女时代的爱情,感慨万干。这种特殊的"生命挽歌式"的视角,其实构成了作品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内涵——爱情对抗时间的神话。

(五)《情人》为什么广受欢迎?

正是这种在时间沉淀下的感伤,让《情人》一出版就获得了读者的疯狂追捧。1984年秋季在法国出版后,每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一万册之多。如今,《情人》在全球已经卖出了数千万册,成为龚古尔奖作品中最畅销的一部。在中国,得益于同名电影的宣传,再加上王小波的强烈推荐,《情人》同样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追捧,中译本就有六种之多。

让人着迷的,当然还有杜拉斯细腻感人的文字。在小说中,杜拉斯悠然自得地冲破一切规范和禁忌,在现实与虚构之间自如地驰骋文采。我们来读一段书中的文字:“这样一个戴呢帽的小姑娘,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那顶浅红色的男帽形成这里的全部景色。是这里唯一仅有的色彩。”

杜拉斯在《情人》中穿插了许多大段的景色描写,在异域风光中感受着时间的淘洗。还使用“蒙太奇”手法,读者在跟随杜拉斯的文字行在不同场景、镜头之间切换。正是这样一本带有浓郁风格的文学作品,意外地成为风靡全球的畅销读物,成为文学界的“杜拉斯现象”。

《情人》风靡全球,也与其出版的时代背景有一些关系。小说出版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坛掀起一股保守主义“逆流”:在政治经济上,撒切尔夫人加大政府干预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在社会思潮方面,女权主义等自由派力量遭到抵抗。作为反击,西方各国也逐渐兴起了历史上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在《情人》中,作为二元对立的白人和黄种人的高下关系,都被杜拉斯消解了:小说中,白人少女是贫穷窘迫,黄种人则富有潇洒。男女的关系中,白人少女不再是被看的对象,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观看男性,她成熟有主见,而男人却是胆小怯懦,甚至在两性关系上,都是以少女主动为多。以说,杜拉斯是最早用创作呼应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作家。在这种背景下,《情人》也成为当时大众知识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诚然,对《情人》的解读早已众说纷纭。然而只有杜拉斯自己,才能真正完整表达她想要传递的经历半个世纪的情感。这不仅因为,那个少女时代有关异国情人的遥远记忆,是大多数人在人生中都不可能拥有的,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位高龄老人心底依然浓烈的情感的集中释放。

杜拉斯已经逝去二十多年,而她的作品仍在叙述着一个女人对生活、对世界的体验,倾诉着人们被时间和历史所驱赶的磨难,感慨着关于爱关于死亡的古老神话。这些优美徜徉的文字,也让我们进行了一场沉浸式的心灵之旅,感受有关依恋与离别、压抑与自由、时间与爱情,让这些永恒的旋律更深地镌刻入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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