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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当然，流派最终都必须回复到文本的原点，一切必须靠诗歌自身的成色来说明或验证。二十年来，新死亡诗派在不同的阶段确实出现了重要的精神性文本。那么我们就应该坦然而合理地接受这一诗歌流派的“新”的冲动和精神征候。 陈仲义：道辉的书写方式，采用的是超现实的半自动书写，其幻像生成几率，转瞬即变，在同代诗人中非同寻常。开阔、突发、诡异。当他控制好的时候是一位高级魔术师，能写出诸如“多重的寂静被磨成细粉”、“月光就是自己心灵的漩涡”这样的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的句子。正面说，道辉的语词一贯维持很强的弹性与注塑，有一种巴罗克风貌。形形色色的语词积木，是无中生有的勾搭，无事生非的冲撞，畸联得心惊肉跳。像上面那样类型的句子，我比较欣赏，在繁复的语词运动中，既保有强大的张力又在任性中加以节制。道辉另一个显著的书写特点是基本摒弃理性预设，完全是在前意识观照下，全方位打开感觉、联想、意念，于稀薄处撒下某些精神元素，形成语词的沙尘暴和精神的“可见光”混杂的文本。但是，这样的文本许多时候是背离阅读共鸣的。大面积的语言冲撞、转换，在瞬间中消失、分延、又在不断涌冒中闪烁、凸显。它们被快感、灵感催生着，又很快被自身的弹性囚禁着，“在过程中完成语言的不可经验性和不可还原性”。说句老实话，道辉的文本我只能接受到2010年的长诗《大呢喃颂》为止。其煌煌3万行的发掘是有诗学上的实验意义，但语义与语义之间相互挤兑，撕打一团，将现实、幻象、臆想、妄念、呓语，连同自产词组，有可能搅成“山体滑坡”甚或“雪崩”。语词的张力并非越大越好，正如陌生化不是越多越好：当它达到超强或超超强时，语词的张力与张力之间会产生自我耗散与自我抵消，诗歌的阅读效果可能最后走向“无用功”。故而借这次研讨，我希望道辉的语言能“后退一些”。 沈奇：诗歌语言的意象就像种庄稼，种太密了，必然适得其反，没有好收成；太稠密，产量不高，关键在于平衡点。不过，我们应该知道，美女、丑女都是一种存在，都应该接纳、包容。 杨克：从编辑者角度考虑，选择阳子、何如的作品公开发表，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读者更容易接受一些。 叶逢平：近几年参加了新死亡诗派的几次活动，最有印象的是新死亡诗派的葬书活动。最近又有几次跟道辉在一起，共同探讨了很多，才真正进入了新死亡诗派的文本阅读。 连占斗：我们应该思考诗人的使命问题。作为一位诗人，我很支持道辉的创作观点和方式，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会有更宽广的天空，每个个体的诗人都应该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到极致。因此，我也不太同意陈仲义要道辉回头的主张。 卢辉：更确切的说，新死亡诗派的语言是由多元的“死亡”资源相互刺激所组成的“新死亡”整体，用乔伊斯的“缩合词说”就是一个“混乱的宇宙”，是宇宙通向混乱之门，是被玄想穿越并撕毁了的一种近似禅意的痛觉。 董辑：道辉、阳子、林忠成是中国当下真正超现实意义上的超现实诗歌的代表诗人。而超现实主义，正是推开新死亡诗派的一道暗门。超现实主义是新死亡之母，也是新死亡诗人想象力的指南针（不是之一）。 霍俊明：我曾经在文章中多次强调诗歌必须是有“体温”的。这就是可靠的诗歌！在此，我认可多年来道辉、阳子等人的诗歌努力。我愿意从个体的意义上来阅读和谈论他们的诗歌。因为我看到了更为可靠的诗歌的成色。让诗歌自身说话比什么任何“外来”或“庞大”之物都要重要得多！在这些新死亡诗派的诗歌中，我更得以印证诗歌就是一种疗治。 梁晓明：中国先锋诗歌的创作道路走得很艰难，在被广大读者，甚至大多数专家学者接受上，都自然地创设了一个高度和难度。一开始，他们就自觉承担起了这条孤独的道路。新死亡诗派在整个中国新诗创作的历史上可谓之独具一格，它对语言竭尽全力的探索，几乎完全实践了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彻底精神。可以说，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到在诗歌语言上的实践能有与之比肩的现象。而他们已经无怨无悔走了二十年。只要他们存在，只要他们不改初衷地坚持走下去，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就永远有一个被激励的动力和精神鼓励。我本人其实也是保有这种永不妥协的精神的实践者，虽然和新死亡诗派的创作有所不同，但在某种诗歌的精神上，可谓之殊途同归。因此，我要为新死亡诗派鼓掌！如果说，诗歌也是一整块大陆的话，我们就是在各个地方不断丰富和扩展着这块大陆的边缘与内涵。 杨克：我认为面对死亡的诗有大人文情怀，对死亡的思考应极端性地表现出来。写作其实无所谓哪一种才是对的，不同写作都可能存在各自的价值，新诗因为它的自由更是如此，每种风格的诗人完全可以独执偏见，一意孤行。这么多年来，新死亡诗派关于死亡新的探索可以更为精炼、充分，更具特色，经典作品再重新集结出来，充实印象、扩大影响，可以再进一步延伸下去。 霍俊明：新死亡诗派最初的印报创刊也同样呈现了每一个诗人社团和流派的工作作风。但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新死亡诗派在最初就呈现出了开放性的眼光，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在其年度诗歌专号上看到众多“外省”诗人的名字，我想无论是这份刊物还是其流派性都以其打开性呈现了包容性。由此再反观新死亡诗派，我想道辉、阳子等人的付出是值得的。不管是否有人对这一诗歌流派存在不解或不满，但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能将诗歌作为与生命比肩的重量来对待的诗人和同仁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向他们致敬！向1992年诞生了新死亡诗派的的旧镇上的这所石头房子致敬！实际上，中国诗坛值得致敬的人不是没有，而是我们的读者和批评者们以及更为庞大的与诗无关的人们缺乏这份敬畏之心！ 沈奇：显然，民间诗刊的普及与壮大，已成为新世纪前后近二十年来激发并支撑当代汉语诗歌空前繁荣的主要力量，仅由“史的功利”而言，实在是功不可没。 岸子：新死亡诗派的年刊大型诗丛《诗》一直是又厚又重的“大书”，我的朋友们看了，都惊吓不已。我认为新死亡是一个永恒，人生延伸的诗写问题，用个人去表达是另外一个意义，而流派，就是源头延伸的事了。 霍俊明：平心而论，我对新死亡诗派感兴趣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它沉静的气息。这也许和“死亡”有了某种同构性质。尽管20年间他们推出了如此多的报纸、刊物、年刊以及专号，甚至也有过几次规模不等的研讨活动。但是较之烟雾弥漫的同时期的诗坛而言，他们显得仍然是如此安静。安静地让人觉得与周边的中国诗歌江湖有些格格不入。而这正是诗歌的常态和常态的诗歌。诗人和诗歌从来都不需要热闹和追捧甚至自吹自擂。
道辉：在先锋诗歌创作中，新死亡诗派作为一支新生力量更加需要大家评判的准则，这是对我们进行一场“痛疼针灸”，能够起到消解均衡新死亡诗歌语言存在的焦虑语义与诗意失效的作用。新死亡诗派的语言结构与精神倾向只是创作中的技巧问题，是创作自身的要求。我所要强调的是新死亡诗派的现时写作困境与未来的心理焦虑。“死亡”被提取出来，与诗结合，并且以一个流派团体的影响力出现，无疑是给这门艺术贯注了一个冒险的实验时空和一种遭受传统现实非议的创作行动。这同时也体现了几位坚持“新死亡诗”写作的诗人们突出的精神准备和勇敢的探索志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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