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发现除了感觉材料，心灵还包含四个天赋观念（柏拉图的影响），这些观念并不源于感觉材料。实际上，按照笛卡尔的观点，自我这个观念就是这类观念。其余的天赋观念包括：同一性观念，亦即“相同性”观念；实体观念，亦即“物性”观念；以及全然完满的存在者的观念（亦即上帝）。

笛卡尔证明实体观念（物性）和同一性观念（相同性）是天赋的，他抓了一块蜡在手中，描述他与蜡相关联的所有感觉材料（甜味、花香、黄色、坚硬、冷的、管状、拍打时发出闷哑的声音），然后把蜡放到火上，接着每一种感觉材料都发生了变化（味道和气味变了，现在是白色、柔软、热的并且无声）。但是，不管它怎么变化，他知道它是我们称为蜡的事物（实体），并且它和之前一样是相同（同一性）的一块蜡。这一知识并不来源于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只能提供感觉材料；相反，这种知识笛卡尔称之为“心灵的直观（inspectio）”，这是他用来指称天赋观念的用语。正如我们所见，自我的观念不仅是天赋的而且是真实的，它就不可能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同一性观念和实体观念没有被证明为真，正因为其是天赋的。邪恶精灵可能为了欺骗我们而将它们放入我们的心灵，在这种情况下，我之前说的那种“知识”就可能是错误的知识。那么，上帝观念呢？笛卡尔怎么知道他的明显是天赋的上帝观念不是邪恶精灵放到他心灵之中的呢？笛卡尔必须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且他只能运用他能够逻辑地从给予他的确定性推导出来的那些材料，这种确定性就是他直接的意识状态。（批评者指出笛卡尔忽视了这一事实，即逻辑推导过程恰恰是精灵可以歪曲的一种推理。如果它能歪曲数学，它也能歪曲逻辑。它们基本上是同一事物。）然而，笛卡尔确实（至少令他自己满意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他为此提供了两种论证。下面是第一种：

上帝的存在不能从其本质中分离开，正如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这种性质不能从三角形中分离开来，或山脉的观念不能从山谷的观念中分离开；因此，设想一个上帝（也就是说，一个至高无上地完满的存在者）竟然缺少存在（也就是说，缺少某种完满性），这和设想一座山而没有谷是同样令人无法接受的。

这个论证显然是圣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的一种形式，笛卡尔没有承认他是这种证明方式的创始人。（为对笛卡尔公平起见，我们可以说，正是笛卡尔的诉诸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使他成为一个现代思想家。）

下面分四步对第二个论证作一改述。（对其证明的这种精简压缩对笛卡尔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详尽表述的论证可能更令人信服。但笛卡尔用了 4 页篇幅来展开这一论证！哲学路漫漫，生命何其短。）

（A）我有所怀疑这个事实证明了我是一个不完满的存在。（一个完满的存在应该知道每一事物，因此它不会有任何疑问。）

（B）除非我已理解了“完满”这个观点，否则我无法认识到我是不完满的。

（C）我的完满的观念只能通过完满的东西才能在我的心里产生。（没有什么东西比它自身的原因更加完满，并且在我的实际体验中没有什么东西完满到足以在我的心灵里产生完满的观念。）

（D）因此，一个完满的存在（上帝）是存在的。

请注意，怀疑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在他的方法之下，目前为止它是笛卡尔的主要的思维形式。因此，至此为止，笛卡尔的两种主要的哲学论证可以陈述如下：

1.我怀疑，所以我存在。

2.我怀疑，所以上帝存在。

还要注意的是，这两个证明都预设了柏拉图式的存在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最实在的”等同于“最完满的”，反之亦然。

笛卡尔的上帝存在证明如果成立，那么它清除了邪恶精灵。如果存在一个神秘的无所不在的欺骗者并且导致我犯错误，并且上帝没有给予我认识其存在的方法，那么我的错误必定会被归罪于上帝。但是一个完满的存在按照定义是不会犯错的。因此，上帝存在，而邪恶精灵不存在。

笛卡尔发现邪恶精灵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把数学重新纳入其体系中（对数学的唯一反驳是邪恶精灵假说）。笛卡尔没有把数学应用到通过感官获知的世界（感官从未完全纳入笛卡尔的体系中），而是应用到其有形实体的天赋观念上。这将其带入不是由颜色、声音、味道、气味和冷热构成的世界（对笛卡尔来说，这些性质只存在于心灵中，它们由物质实体所引起），而是以不同速度在空间中移动的有大小、形状、位置和三维的事物组成的世界。这些观念可以以数学的方式处理，而规定其性质和活动的那些数学法则是可以发现的，实际上（多么令人惊讶），这些就是伽利略所提出的那类数学法则，它们不久将由开普勒、牛顿和其他一批人提出。实在世界并非像通过感官所知道的那样，而是像通过数学、物理学所知道的那样。但是，在笛卡尔的体系中，如果笛卡尔不把科学建立在自我的确定性（自我等同于灵魂）和上帝存在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些结论就都是不可能的。没有上帝，那么就只会有混乱和唯我论；有了上帝，才有科学。笛卡尔成功了！他表明人们可以同时拥有上帝和伽利略。

然而，笛卡尔也的确遗留下了某些问题。首先，他替换了关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常识性观点，而事实上代之以一种非常迂回曲折的关系；其次，他将全部可以知觉到的属性（“红”“蓝”“甜”“暖”“动听”）归之于人的心灵，而只留给外部世界数学上可衡量的量——一个由运动着的物质组成的无色无气无声无味的冷冰冰的世界。

此外，笛卡尔的世界图景还不可避免地分成了两种以相互排斥的方式被定义的实体。在这个极端的二元论体系中，心理世界（非空间的、纯粹精神的领域）如何能对纯粹的物质世界产生作用呢？反之又如何呢？笛卡尔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他认为，心灵和身体在大脑中央即松果腺相会。

显然这种解释没什么用。无论心灵与身体在哪里相会，心灵就在这个地方成为身体，因为它这时已具有了位置，而这是物质实体的一种样态。就在此时，笛卡尔在为了向其解释松果腺的作用而谒见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时候“很省事地”死于伤风。所以，他留给后来者的遗产是他的极端二元论。

* 实体被定义为“无需任何其他实体的帮助仅凭自身而存在者”。

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1628—1689 年），在此我想提请注意一件明显的事情：这一时期的哲学家行列中几乎没有女性。事实上，直至 20 世纪，女性在思想世界拥有非常少的发言权。然而，她们通常让人们感受到她们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足够富裕、足够独立或者足够优秀的女性，她们能无视针对有思想的女性的社会偏见。克里斯蒂娜女王启发笛卡尔的东西很可能是非常少的，她有强烈的好奇心，但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对于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1618—1680 年）可不能这么说，笛卡尔在荷兰生活的时候她正在那里寻求政治庇护，她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沉思集》。她和笛卡尔建立了通信，并寄送关于笛卡尔哲学的方方面面机敏的问题给他。笛卡尔给予她的回答表明她让他意识到了他的论证中的一些缺陷。她提出了在一些批评者看来依然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用一个身体对另一个身体的因果作用这一类比来解释心灵对身体的作用，那么我们能用什么样的类比来解释它呢？

笛卡尔还和另外一名女性有思想上的交流，她是安娜·玛利亚·范·舒尔曼（1607—1678 年），虽然最后笛卡尔声明他鄙视她的心智能力。（根据他的最近的传记家的观点，笛卡尔的态度很可能是被以下事实所刺激出来的，即在一场神学争论中她跟他的对手吉斯波特·沃特站在一边。）范·舒尔曼“参加了沃特在大学里开设的神学讲座课，她躲在窗帘后面听，因为女性不允许在大学注册学习”。

尽管不得不躲在窗帘后面来听大学课程，范·舒尔曼写了一本精妙的小册子，论述女性对教育的需求，册子名为《论女性进行学习和高等研究的才智》，并于 1641 年将它出版，和笛卡尔《沉思集》的出版同年。

这一时期的其他我们今天会（即便其同时代人没有）称为哲学家的女性包括艾米丽·杜·夏特莱（死于 1689 年）和 18 世纪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 年），后者嫁给了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她是写了《弗兰肯斯坦》的玛丽·雪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