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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中庸”之道，即耦合之道，即求存之道。“中庸”之“中”，即中国文化之精髓及其特有思维方式下的求存方式。  （一）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 学过《物演通论》的人都明白，纵向视角下，万物存在度递弱、代偿度递增，但横向代偿的要求却是代偿度的代偿效力必须补偿存在度的缺失，使自身存在度和代偿度之和始终维系在存在阈上。存在阈，是万物实现自身存续的基准或资格。万物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其存在度或代偿度的差异，但万物的一致，是其存在度和代偿度之和达到了存在阈的一致。所以，同样都在存在阈上，但万物使自身落实在存在阈上的代偿差异让万物的代偿表象也随之不同：越后衍的存在代偿度越高，稳定性越差。这种差异，落实在具体的生命阶段，则表达为生理波动、心理波动的不断加剧。也就是说，单细胞生命最稳定，没有生理波动、心理波动，因为在这个阶段，复杂的生理结构尚未形成，导致心理波动的神经也未形成。随着生理结构和神经系统的复杂化，生理波动、心理波动也渐次发生并越来越强烈，这也是只有人类疾病缠身——是为生理波动的极致后果，乃至文明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后，心理疾病越来越多——是为心理波动的极致后果的根本原因。 《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八章的心理波动示意图（即下图）所表达的其实不仅仅是心理波动，因为生理和心理在纵向衍存序列中的同一性——即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同一，只不过是同一人体的不同角度阐释罢了——进一步而言，因为结构属性和感应属性的不可分割性（因为整体结构的实现离不开结构内部更小层级的不同结构之间的感应属性关联，而感应属性本身也是特定结构的总体功能表达），心理波动示意图也可以作为生理波动示意图，乃至万物随着存在度递弱、代偿度增加导致的以存在阈为中轴的越来越不稳定的代偿状态（或波动存在形式）示意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后衍越来越不稳定的代偿状态或波动存在形式不能理解为后衍存在的代偿围绕着存在阈波动，而应该理解为波动本身就是后衍代偿的实现（即代偿使自身达至存在阈）方式。须知，纵向视角下的衍存示意图（见下图），包括上述示意图（即上图），表达的都是万物纵向的演化运动，而万物横向的依存运动在简约原理（即代偿有效遵循的最小化原理）的制约下，会表象为某种循环或波动，如四季的循环，如人的生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把地球上生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定义为“生物圈”，这里的所谓“圈”，就是一个表达着生态平衡关系的“圆”。但这种依存关系或平衡关系在纵向视角下，其实是不同生物层级的衍存关系，即后衍生物以前衍生物为依存条件，其生物质量和存续时间是依此递减的，即存在度递弱，表象上则呈现为后衍生物的能力递增，即代偿递增。 换言之，横向视角和纵向视角在感知结果上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也决定了感知者在不同视角或不同目的下，所缔造的逻辑模型的差异。如《物演通论》的目的是为了回答“存在是什么？人是什么？”这样终极的“是什么”的问题，而农业文明乃至渔猎文明，乃至更早的旧石器、新石器阶段，初民在面对自然的生存压力下，更关注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所以，他们在“怎么办”的驱使下，首要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认知时间、空间乃至依存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使得人类有了最早的宇宙观模型，而这个阶段的宇宙观模型是天然的时、空、物一体的。  刘宗迪在《失落的天书》中通过对《山海经》的解读，乃至b站上神都俗人的进一步解读，说明了古人如何通过观察星象、观察东西南北二十八座山头的日出日落、月初月落规律来确定时间和空间，制定了阴阳合历的连山历（即夏历）以指导当时的渔猎耕作。而以地上二十八座山头对应天上二十八星宿，是最初天地人合一的初步表达。总之，初民在白天黑夜的轮回规律中有了“日”的概念，在月亮盈亏的轮回规律中有了“月”的概念，在四季变化的轮回规律中有了“年”的概念，并通过连山历（最早以具体的山为参照物，后来可自己任意选择固定的参照物）让普通百姓都能判断方位和年月日时。这时，老百姓都是随着空间的属性变化感受时间、划分时间，通过时间变化中万物的变化感受空间、划分空间，时、空、物始终一体。 但这时人类的感知，主要是横向视角的与自然依存关系的感知，所以，缔造的太极模型等宇宙观模型都是为实现与自然的依存服务的。虽然，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和《周易﹒序卦传》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的表达也蕴含了纵向视角，但从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开始，中国文化的宇宙观模型就偏向了横向视角的依存关系表达，并以追求横向依存的最佳耦合为求存目的，即以追求天地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最佳平衡、最佳耦合为目标，“中庸”正是以此为指归的文化表达。共工怒撞不周山的神话传说，表达的也是古人在最早的宇宙观模型选择中，曾经有着在纵向视角下的单向之不周与横向视角下的周而复始的矛盾，但实用的依存需要使得初民选择了“周”的追求平衡的认知模型。所以，《道德经》一方面有纵向追本溯源的思路，一方面直言“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周行而不殆”（第二十五章），归根到底都是纵向与横向视角差异下的矛盾所致。而当时的低信息量和对感知本身的零基础认知，也不足以解决这个矛盾。 初民在认知有矛盾时的本能选择，深刻地说明了“求存”的本质内涵。所谓“求存”，求的就是自身的稳定，求的就是自身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以及自身与自然外部关系的稳定。具体而言，落实在身体上，形成了中医的理念，以身体的整体平衡为最高追求；落实在社会管理上，社会整体的和谐始终是中国政治的最高追求，虽然这个追求的达成也以不平等的“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伦理来实现——这从本质上也表达了追求社会和谐乃至平等都是相对的，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才是绝对的；落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顺应自然规律，追求生态平衡，始终保有对自然的尊重、爱护和敬畏。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处于前神学阶段，所以，一直保持了时、空、物一体的天人合一理念，始终没有与自然割裂。气一元论始终是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的哲学基底。而西方文化随着开放地理地貌下的频繁交流，放弃了象形文字而使用拼音文字，使得思维方式越来越逻辑化，并在理性逻辑的抽象中，用抽象的不存在的绝对的点、线、面，割裂了数与物；用抽象的不存在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割裂了时、空与万物；最终割裂了人与自然，乃至肉体和精神。所以，在西方精密逻辑的链条下，滚动出的是急剧分化的认知，以及分化认知下破碎不堪的世界。越来越破碎不堪，意味着耦合的越来越艰难，正是在这种正反馈的滚动下，西方的求存完全本末倒置了，所以西方的求存是对代偿的极致追求，从对知识的追求到商业刺激下欲望的不断膨胀，科技的创造不断的把人类的奢侈品变成必需品，我们终于在依存条件越来越多的状态下越来越濒临整体的存亡危机，虽然，从个体而言，依存条件越来越多同时表象为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 总之，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衍存位相和求存本质决定了东西方文化在目标导向和最终结果上的差异。《物演通论》作为哲学书，表面上在耦合或整顿已经急剧分化的西方哲学和科学知识，其证明方式也是纯逻辑演绎，但它缔造的宇宙观模型从根本上回归了时、空、物一体的人类最初的尚未分化的时空观。所以，物演思想也是“知”，但其“知”的功用是指导人类整体耦合依存——不仅包括人类社会的内部耦合，也包括人类整体与自然的耦合——一如初民的求知目的是通过改善内部结构的代偿失匹配问题而耦合求存。 也就是说，人类的“知”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增加代偿量的分化之“知”，西方在精密逻辑上滚动的科学之“知”都是这种“知”；一种是调节系统内部结构失耦合的“知”，代偿量不增加或增加的很少。当然，这里说代偿量不增加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西方科学来说的，正如物演中的“侧枝盲端”也是相对的，是相对于后面不断分化的分化物而言的，因为相对存在不可能永远不变，丰满的有限衍存区间也是一个动态的衍存区间，依存平衡或衍存序列是在永续的动态变化中保持和实现的。《物演通论》就是前一种指导耦合的“知”，中医等人类早期的非科学知识都是属于这种“知”。这种“知”的典型特征就是追求的是物演的衍存关系或依存关系，亦即更大范围的万物之间的普遍的关联关系而非狭义逻辑关系。而且，衍存关系或依存关系本身与广义逻辑（即感性、知性、理性）的衍存序列或依存规定在整个物演中是统一的，所以，一方面，对衍存关系或依存关系的追求也在人类的形而上学禁闭下，也就是先验的感知规定性下，另一方面，这种关系本身和广义逻辑（即感性、知性、理性）本身共同的表达着同一存在本身，即存在纵向的分化倾向和横向的合一倾向。  （二）“中庸”的本质 通过前述的铺垫，明白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中庸”的内涵或本质也就显而易见了。它绝不是简单的折中，也不是无原则的没有是非，而是整体视角或本原思境下的求存，是最大限度的通过文化改善人类对内对外越来越难的耦合问题，是通过改善耦合维系最后衍人类的越来越动荡的生存态势，即通过维系存在度，通过最小的代偿维系人类求存。虽然，在必然的分化趋势下，国学的分化也和西哲的分化一样越来越肤浅，尤其在后续应用层面愈发粗糙和混乱，正如庄子担忧的“道术将为天下裂”那样，道术终为天下裂，以致于国人对“中庸”的理解也越来越肤浅，再也搞不清它的本意和源头。  “中庸”的“中”字在甲骨文中是古代测风工具的象形字，其标杆一般立于四方坐标之中心，故引申为中央之义。古代测风、测日影等都是很重大的事，因为据此把握自然规律是最重要的求存事件。裘锡圭指出：卜辞经常有“立中，无风”的表达，但后来的“中”慢慢引申为“标准”之义。《尚书﹒盘庚》中有记载“各设中于乃心”，指在心中树立能分清是非的主见或正确的标准。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还指出：“立中”测风标杆后来演化为氏族部落的旌旗，每逢部落有大事，就立起旌旗，所有人就聚集到一起，共商大事。这和“标准”的引申义异曲同工，代表所有人必须趋附、抵达或应该遵从的所在。 所以，《中庸》开篇就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中”，是天下之大本。这里的“本”有点类似西方哲学本体论中“本体”的“本”，也类似《物演通论》中“本性”的“本”，如果放在认知层面，则类似“本质”的“本”。也就是说，“中”是万物之所以成其为万物的标准或基准，直接理解为开篇提到的“存在阈”就更有贴切了。所以才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须知，“存在阈”落实在心理角度上就是“心理等张线”，亦即“苦乐均衡律”中的无聊回归线。我们没有喜、怒、哀、乐的时候，是心理最稳定的时候，而喜、怒、哀、乐得以发生都是自然通过情绪化的心理反应赋予我们的实现依存的趋利避害之本能。但这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反应首先是维护个体生存的，在人类整体求存有了整体趋利避害的要求时，文化成了超越个体求存反应之上的集体求存需要遵守的规则。这就要求个人的求存不再只依靠先天的自然本能，还有更后衍因而显得更重要的文化熏陶下的后天本能。所以，每个社会人喜、怒、哀、乐的反应，不仅是先天心理的自然反应，更是特定文化范畴下的后天本能反应。故才有“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说法。如果都是动物那种先天纯自然心理的情绪表达，自然也没有“中节”与“不中节”的区别，因为所有动物都一样。唯有人，在文化范畴的规定下，才有“中节”与否的探讨。也就是说，“和”的标准（即“中节”的标准）就是合乎集体求存要求的标准，而“中”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自然也就是集体求存的要求和标准：对内，需要最大限度合乎所有人的利益，实现社会内部的和谐或平衡；对外，需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好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让人类与自然始终得以维系最佳的生态平衡。这就是《中庸》第三十章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学过物演的同学都该明白，任何具体的存在都是一个特定位相下的相对稳定、相对平衡的存在。这里的“相对稳定、相对平衡”是指万物存续必须通过代偿达到存在阈，即必须通过横向耦合达到的依存实现，即金观涛《系统的哲学》中指出“稳定即存在”的认知模型下的那种稳态。换句话说，金观涛说的稳态是“相对稳态”，和“相对平衡”所表述的内涵一样，只是特定衍存位相下的依存实现，即达到存在阈规定的有效代偿的实现。这种相对稳态的绝对稳定性在纵向的衍存序列下是逐层递减的。 所以，万物都有在纵向上延续为“代偿等位线”、在横向上表达为“存在阈”的“本”或者“中”。它落实在个体的生理上、心理上，是最佳的身心平衡点，亦即最健康的状态。它落实在社会结构上，是社会整体的最佳平衡点，亦即社会最和谐、最稳定、最健康的状态。但无论个体还是社会，要维系这样的最佳，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个人养生又叫“养中”，而帝王之术归根到底就是平衡之术。当然，帝王基于个体或家族利益的平衡之术只是权术，能基于本原思境（即最大的格局）平衡人和自然，平衡整个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才是对社会整体的求存维护，才是真正维护社会求存的平衡之术。其实，无论农业文明还是商业文明，所有社会经济危机乃至其他社会危机的爆发，归结到最后，都是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到一定程度，社会的正常运行都会被打破，经济无法运转（即经济危机爆发），政治控制能力丧失（即权力约束不了资本），文化控制不住欲望（即人越来越自私），如果无力解决，离崩盘也就是不远了。在资本主义扩张殖民的年代，资本家可以把经济危机一次次转嫁到其他国家，当人类的经济和命运越来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尤其是自然生态危机、军事危机等各种系统性危机聚集越来越严重时，人类是存亡与共的。 明白了“中庸”的内涵，便可知“中庸”之难。所以，子思在《中庸》第九章指出：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翻译过来就是：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禄可以放弃，雪白的刀刃可以踏过，中庸却不可能做到。”事实也是如此，作为最后衍的人，我们的代偿本身就只能以波动的方式维系在存在阈上，所以，我们可以一时心静而无喜、怒、哀、乐等情绪化反应，或反应的让所有人都舒服，但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做的很好。任何一个帝王，也能够一时做的很好，但无法永远做的好。没有人是圣人，是神仙，可以任何时候完全没有私心，且做得都正确。圣人也不过是相对俗人而言做的最好的。 所以，《中庸》才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翻译过来就是“达到了中和的状态，天地万物就都各得其所了，就都能欣欣向荣的永续存在下去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悟道或有了本原的思境，并始终以合乎道的行为模式践行，天地万物（即自然与人类社会），便都能安稳的繁衍生息，一直存续下去。显然，践行“中庸”之道很难，即“致中和”很难，所以，人类今天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各种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庸”，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所在。“中庸”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故，特成此篇，以开宗明义。 如果人类要存续下去，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宇宙观模型是未来文明最重要的奠基，也是拓展《物演通论》、应用物演思想，重塑各个行业基础理论的基础工具。路漫漫其修远兮，愿越来越多的物演学子都能成为为未来文明奠基的一分子。  注：限于篇幅和重点，本文仅仅针对“中庸”之道的正确理解下笔，很多具体的东西没展开，尤其是很多内容都建立在对《物演通论》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涉及《物演通论》相关知识点的地方也没有过多的说明。这对于没读过《物演通论》的朋友肯定是不友好的，甚至难以真的读懂本文。但要把涉及《物演通论》相关知识的点都详实的说明，又不是一篇文章应该承载的。当然，没展开的内容也都是很重要的内容，有机会会另外成文单独论述和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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