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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对于劳动者来说并不陌生，也事关切身利益。而《工伤保险条例》，就是为了充分保障工伤职工的救治权和经济补偿权。 当然，能否享受工伤待遇，就必然涉及到工伤认定的问题。对此，《工伤保险条例》虽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理解上的不统一。 2019年山东青岛，就发生过这样一起有些“毁三观”的工伤认定争议。父亲在工作期间、工作地点竟然招嫖，结果却意外猝死。儿子认为，父亲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应当属于工伤。 但人社部门认为并不构成工伤。为此，儿子提起了行政诉讼，历经一审、二审，一直到了山东省高院的再审程序，才算尘埃落定。最终如果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2019年4月1日，管某经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物业公司”）面试通过，与之建立了劳动关系。后经物业公司培训后，管某被派遣到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货运公司”）从事保安工作。 2019年5月19日晚，管某照常来到货运公司上班。（但管某的儿子小管却不曾想到，父亲管某竟会一去不回，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当晚，管某在岗期间因身体不适倒地不起，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接到120急救电话后，于21时57分到达了管某工作的地点——货运公司的某处仓库，当场确认管某已经死亡。 父亲突然离世，儿子小管既感到意外，又十分痛心。安排完父亲的后事之后，小管于2019年9月25日向人社部门提起工伤认定申请。 2019年10月14日，人社部门受理该申请。后经调查核实，管某系因冠心病急性发作导致死亡，死亡诱因包括精神心理因素紧张、剧烈的体力活动、过度疲劳等。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小管认为，根据上述规定，父亲管某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按理说认定成工伤，问题并不大。 但人社部门的认定结果却出乎小管的意料。 经人社部门查明，管某虽死于上班时间，但管某在上班时间竟然在保安室嫖娼，随后因身体不适倒地后死亡。 人社部门认为，管某的死亡是因其嫖娼行为导致，并不属于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因此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 据此，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了《工伤不予认定决定书》。 小管收到该决定书后，五味杂陈。但对该认定并不服，遂向青岛铁路运输法院（一审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小管认为，事发当晚根据急救病历及证人证言，均可证实管某的死亡发生在工作时间，而且死亡的地点正是其工作岗位，即货运公司某仓库的保安室。 （为证明该主张，小管还提交了父亲的同事杨某和王某的证人证言） 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关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视同工伤的规定情形。 至于人社部门认定的管某存在嫖娼行为，小管认为，该行为是否属实并无明确证据。而且即便存在嫖娼行为，管某也未离开工作岗位，而且该行为也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排除情形。
因此，小管认为父亲管某的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人社部门作出的。 人社部门则答辩称，在受理了小管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就管某死亡一事曾前往当地派出所进行调查，管某生前存在嫖娼的事实是确定的，真实的。 而小管提交的管某同事的证言，也仅仅能证明管某系在工作地点经抢救无效死亡，并不能证明管某的死亡发生在工作岗位上。 管某在工作期间进行嫖娼，明显是擅离职守的行为，故认定管某并非在工作岗位上死亡，并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了工伤认定的法定情形。同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无论是哪种法定情形，均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因工作原因”。 2、本案中，管某系物业公司职工，并受其指派到货运公司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管某应当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要求，严格履行其工作职责。 但根据查明的事实，事发当晚，管某系在嫖娼后身体不适引发死亡。虽发生在工作时间，但其从事的活动与履行其岗位职责无关，不具有“因工作原因”这一基本前提。 3、小管虽然主张管某是在工作时间突发疾病死于保安室，明显是发生在工作岗位上，符合视同工伤的情形。 但需要注意的是，“工作岗位“并不等同于“工作场所”，其不仅包含了地点要求，还包含有履职要求。 管某死于保安室，虽然满足了地点要求，但其生前行为与履行保安的岗位职责无关，并不具备履职要求。 4、同时一审法院还指出，对工伤职工的保障应以职工尽职履责为前提，管某的死亡不仅与其本职工作无关，而且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进行嫖娼，明显违背了公序良俗，亦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如将这样的行为导致的死亡也认定为工伤，是严重违背《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的。 最终，一审法院认为，人社部门作出的《工伤不予认定决定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驳回了小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小管负担。 小管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其上诉称： 1、管某的死亡原因是冠心病急性发作。即便管某生前存在嫖娼行为，但嫖娼时间与死亡时间间隔问题并未查明，也无法证明管某的死亡与嫖娼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无法证明二者存在关联性。 对该问题，人社部门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且120急救人员到场时，死者管某的穿戴是齐整的，据此也反映出，管某的死亡与嫖娼行为之间缺乏足够的关联性。 2、再者说，管某虽有嫖娼行为，但一直没有离开保安室，管某作为一名保安，其工作岗位就是在保安室看守，因此认定管某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而且就保安的岗位来说，就是负责夜间看守工作，只要管某处于保安室内没有离开，便可认定其履行了岗位职责。 3、《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工伤认定的除外情形。但管某的行为虽然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但并不属于犯罪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其存在醉酒、吸毒，自残、自杀行为。 因此，管某的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 人社部门针对小管的上诉，其答辩与一审阶段的大致相同。认为管某于工作时间，虽身处保安室内，但从事的是嫖娼行为，并非履行其看守职责。其死亡也与履行岗位职责无关，故不构成工伤。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1、关于管某的死亡是否因工作原因在工作岗位上造成的问题。 除了《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可以认定为工伤。” 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在工伤认定中，一般来说应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以及“工作原因”。其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素。 根据本案证据及进一步查证，管某在上班期间，在发生死亡结果前，曾与女性当事人马某在其工作地点保安室发生了不正当两性关系。 在120急救车赶到事发现场前，管某的同事杨某及女性当事人马某均在现场，并对管某实施了简单的救助。 上述证据均可证明，管某虽死亡于工作岗位保安室内，但并非因工作原因造成。小管关于“管某未离开保安室，就是在履行岗位职责”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也明显不合逻辑。 原审认定管某的死前行为与其履行岗位职责无关，且该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2、关于管某的死亡与嫖娼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 根据相关证据材料也可证实，管某在与女性当事人马某发生关系后，便突然倒地，面部朝下，且口喘粗气。 尚未离开现场的马某见状，当即给管某的同事杨某打电话，让其赶来帮忙。杨某赶至保安室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一同等待急救人员。 根据法医解剖结论可知，管某的死亡诱因包括“精神心理因素紧张、剧烈的体力活动、过度疲劳等。” 结合事发现场有杨某以及尚不及离开的马某，足以证实管某的死亡原因与嫖娼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二者明显具有关联性。 最终二审法院认为小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小管负担。 小管还是不服，又提起了再审申请。 山东省高院受理了小管的再审申请后认为： 关于管某的死亡是否是在工作岗位上因工作原因所造成的，以及管某的死亡结果与嫖娼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原审法院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本院也予以认可。 工伤职工之所以享有救治权和经济补偿权，源于其履行了工作职责。对工伤认定中关于“工作岗位”的理解和认定，并不以外在表现为标准。 身在工作岗位上，身处工作地点、工作场所中，并不意味着就是在履行工作职责。 管某虽死于工作岗位保安室内，但其死亡与履行工作职责无关。其嫖娼行为不仅违反了岗位职责要求，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对其行为应予否定评价，对小管的工伤认定申请，亦不应支持。最终驳回了小管的再审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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