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日出版的2020年第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的文章《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疫情防控工作》，杜兆勇律师认为其中有值得商榷之处，今天辑录于此，获作者授权首发。 律师观点 紧急状态不是侵犯公民权利，更不是扩张公权力 ——与江必新副院长商榷 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江必新在2020年第5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具有一些超前思维，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文章声称，“为有效应对紧急突发事件，法律可以授予政府紧急行政权，包括：发布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征用房屋和交通工具，强制疏散、强制隔离，实行宵禁和新闻管制，实行互联网和通信管制，禁止或者限制集会、游行、示威、举行会议等群体性活动，推迟举行选举，中止特定社会团体的活动，限制个别经济活动，延长被拘留和服刑人员的监禁期限等。” 此文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我现在就疫情之准确适用法律与紧急状态下权力运行的性质、状态、公民权利的保障提出以下不同意见，就此请教于江必新副院长（以下不再加头衔）。我要在此感谢江必新在王胜俊院长任内对我律师工作的大力支持，撰写此文仅出于“更爱真理”。 一、我国疫情现实情况是否是江必新担心的是处于紧急状态？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二十）项、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我国并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二、我国疫情现实情况是否是江必新担心的应该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状态？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二条，我国突发事件分为四个等级，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迄今为止，包括国务院在内没有任何一级政府宣布我国疫情是突发事件。 由此可知，我国疫情现在既不是江必新所担心的紧急状态，也不是突发事件。 那么，江必新的担心是多余的吗？不是，那么，他未雨绸缪的紧急状态的权力运行主张是否都正确？我认为值得商榷。 三、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运行的规则与特征，我国立法例的特点。 （一）紧急状态下是克减公民权利，扩张公权力吗？不是。 紧急状态下是公民权利处于隐蔽状态或危机状态，是公民自我限制、克制权利，不是政府必须明令克减公民权利，这时恰恰是突出公权责任和义务的时候，而不是单纯扩大某种公权。比如，军队平时不参与地方活动，但是地震、大洪水来了的时候，军队就要参与救援，这不是将军事权扩张到民宅，是军队勇于承担救援任务，迅速将面临生命危险的公民营救出来。 （二）、紧急状态下权力是不受约束的吗？不是。紧急状态是立法权事先授权给行政权，尤其对行政权行使的期限、方式都有严格要求，行使之中要保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权力、公民权利都有明确严格的规定。但这时，还是主要靠公民权利制约行政权力。如果没有公民权利制约公权，就会出现 “一将功成万骨枯”、“万兆牺牲为一人”的情况。 （三）政府可以发布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吗?不能。人身自由受宪法第三十七条的保护，公民在疫情面前勇于献身冒险犯难开出租车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公权应表示欢迎。另外，政府用消极或原始或保守疗法对付疫情，公民宅在家配合但这绝对不是限制人身自由，更不是种族隔离。政府有必要实行新闻管制吗？没有。即便是战争状态、非常状态、戒严等仍然有战地记者等，所以新闻管制没有必要，更不必要断网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平时就很少兑现，现在公民自然知道更难了，不需要公权杞人忧天。社团活动同上，自不例外。 “延长被拘留和服刑人员的监禁期限”，这是最为学人诟病的。不但在法理上讲不通，更违反行政法的比例原则或最少伤害原则，而且在实践上引起极大混乱和危险，绝对不可行。被拘留和服刑人员有法定期限，绝对不可以超期羁押。即使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一条“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到期就应该宣布被羁押人员恢复人身自由等一切公民权利，被释放人员绝对不能与被羁押人员混押，应该立即区分，可以因地制宜将被释放人员隔离在监区的备勤区等地，或者把他们协调安排在监区外的酒店等。 （四）我国紧急状态立法例的特点是，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国家主席负责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决定省、市、自治区辖区内部分地区紧急状态，属于事前法。好处是，避免行政权过大失控。不好的地方是，行政权收回及考评机制欠缺。 四、域外紧急状态立法例的特点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据我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大约不少于四十个国家有紧急状态的法律或法条规定，一个特点是小国家比较多，第二个是少数大国也有规定。小国家比较多的原因是政局不稳，围绕紧急状态权力制衡呈现多样态；少数大国的规定主要是着眼于事中审查，将议会与总统权力博弈的种种状态都进行了周密的制度安排，比如印度就是这样的。这种议会对政府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的特点，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一些小国家，则特别注意防范总统在任期末年打紧急状态的主意，比如秘鲁、罗马尼亚。像希腊则只给内阁紧急状态的建议权，同时防止总统权力冲击议会，并引入特别法庭制度，这是不多见的。 即使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密克罗尼西亚这样的小国，也都对行政权冲击立法权进行了细密的规定。 综上，认为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公权力可以或应当无限放大，公民权利可以无限缩小的观念是错误的。即使公权力义务增大、责任增大，公民权利仍然是为公民所全部保留，公权力也不可以任意限制公民权利。 未来我国紧急状态立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防止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冲击、对公民权的冲击，用严谨、周密的规范来规制本来已经十分扩张的行政权，迫切地需要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特别关注的。 杜兆勇律师 2020.03.07  申明：本公号推送的文章（含转载、整理），不论其自主设定或修改的部分（亦包括标题、导读和版式等）比例大小，均为本公号权利。任何公号转载均需标注转自李岩玲律师公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