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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经学昌明，涌现出一批经学名家，仅武帝一朝，“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1]武帝之后，经学家不断涌现。在众多的经学名家中，梁（今河南商丘）人焦延寿的《易》学研究是较有特色的。焦氏《易》学研究著作有《易林》、《易林变占》等。《易林变占》已失传，今仅存《易林》一书。《易林》亦称《焦氏易林》，依据《周易》而作。此书与《周易》之关系，“诚如左右手不可或缺，有《易林》更能显《易经》之变化。有《易经》方能寻《易林》之本体”[2]，在《周易》研究方面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焦延寿的生卒年月，史无记载。唐王俞曾为《易林》作序，称之为西汉元帝、成帝之间人，其云：“延寿传经于孟喜，固是同时，当西汉元、成之间，凌夷厥政，先生乃或出或处，外比包蒙，辄以《易》道上干梁王，遂为郡察举，诏补小黄令，而邑中隐伏之事，皆预知其情。”[3]现代学者陈良运依据延寿是京房的老师，推定其生年或在公元前95年。陈氏又依据相关史实及《易林》本书的创作情况，认为延寿的卒年或在公元前10左右。[4]陈氏的推测是有道理的，本文从之。
关于焦延寿的身世，《汉书》未曾为其专门立传，而是在介绍其学生京房时附带介绍的，其云：“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5]3160由此可知，焦延寿字赣。颜师古《汉书注》曰：“赣音贡。”[5] 3160也有史料称之为焦贡。如《太平御览》卷286引《陈留风俗传》云：“昭帝时蒙人焦贡，为小黄令，路不拾遗，囹圄空虚。诏迁贡。百姓挥涕守阙，求索还贡。天子听，增贡之秩千石。”由上述王序及相关史料可知，焦氏由于好学曾得幸于梁王。此梁王，据张文智考证为梁敬王刘定国（公元前85年～前46年在位）。[6]焦氏后任小黄令积极作为，深得一方百姓拥戴。焦氏《易》学长于灾变，更直日用事，长于占验，“邑中隐伏之事皆预知其情”。后来，延寿将其所学传于京房。 关于焦氏《易》学之源，《汉书·儒林传》曾作介绍，其云：“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学。”[5]3601—3602由此可知，延寿先从孟喜问《易》，后又将孟氏《易》学传给京房，京房又传给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等人，由是形成京氏《易》学。 关于孟喜，《汉书》说他“从田王孙受《易》”[5]3599，而田王孙的老师即梁国人丁宽，即梁孝王时期的丁将军。《汉书》还说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厀，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茲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白'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繇是有翟、孟、白之学。”[5]3599如此，则延寿的《易》学源流亦甚清晰：丁宽传《易》于田王孙，田王孙传于孟喜，孟喜传于延寿，延寿又传于京房。另据《汉书》的史料记载，孟喜、焦延寿、京房三人均好阴阳灾变之术。可见此三位师徒在《易》学传承方面恪守了自己的家法，自成一派。此派《易》学主要发展了《易》的卦气说，形成了《易》学中的“象数”学派。该学派主要特点有三：其一，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文；其二，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其三，利用《周易》讲阴阳灾变。[7]  由上述所引《汉书》史料可知，班固在《汉书》中曾先后提及孟氏之学与京氏之学，但未曾言及焦氏之学，在《汉书·艺文志》中亦未列焦氏《易》。而孟、京氏《易》学还先后被汉宣帝、汉元帝立于学官，被官方正式认可，可焦氏《易》学却没有如此幸运。既然焦氏上承孟喜，下启京房，且京房承焦氏之学并“用之尤精”，那么班固也应承认有焦氏之学才是，官方也应立焦氏《易》学为官学才是。遗憾的是，此两点均未发生在焦氏身上。连镇标先生认为，班固不著录焦氏易的最根本原因是焦氏“离经叛道”，其学不能入易家。他进而解释说：“众所周知，班固不仅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而且也是个正统的儒家。他生活在东汉，与焦氏活动的西汉时代相隔不远，对焦氏的生平及其著述情况，应该说是相当了解的；可是他在《汉书·京房传》里只提及焦氏的生平活动并予以褒美之辞，在《儒林传》里也只是把焦氏易说的渊源作为一段公案载册而已，却只字不提焦氏的著述情况。这并非班固的一时疏忽，可是从儒家的眼光看来，焦氏学说不同于正统易学，无异于离经叛道（西汉刘向考易说也持这种观点），其著作自然不能列入《艺文志》的易学类。”[8]连氏将焦氏易学归为“离经叛道”是很有道理的。南宋叶适《习学记言》曰：“吾家有焦赣《易林》、京房《易传》二书，大抵皆卜筮、阴阳、气候之言，不复更及《易》道。”[9]正是由于焦氏易学“不复更及《易》道”，从而被传统《易》学视为异类。如此，则官方不立其为官学亦是理所当然的。 说焦氏易学的“离经叛道”，其实就是承认其标新立异。焦氏易学源于孟喜，“孟喜创立孟氏学，开辟了以阴阳灾变说解易的新蹊径”[8]。孟喜的卦气说主要内容是以四正卦主四时，直二十四气，以四正卦之外的六十卦配月、直候、直日。孟氏的卦气说仅限于理论上的创新，真正落实于实践的才是焦延寿。焦氏撰《易林》，继承并发展了孟氏的卦气说，“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焦氏的“分卦直日”法，《汉书》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5]3160这种“分卦直日”法，具体是把六十四卦分别置于从立春到大寒的二十四节气之中，每两节气凡三十日配五卦，其中《震》、《离》、《兑》、《坎》各直一日（二至二分），余六十卦各直六日。
焦氏的六十四卦分配与排列完全同于孟喜。但他同时又创造出六十四卦变占的方式，即在确定了六十四卦所直之日后，便以直日之卦为本卦，以本卦所直之日内行占所筮遇的卦为之卦。而之卦又有六十四种，这样以六十四个直日之卦为本卦就会形成4096种变卦。焦氏又在每种变卦下面另作卦辞（林辞），这样就有了4096条卦辞，每条卦辞乃为四言韵语（极少数为三言）。由于焦氏在卦象下面未作分爻，因此每卦只有卦辞而无爻辞。 焦氏在易与象数之中，别为占侯一派，独创一家之说。焦氏《易林》创造了4096种变卦与卦辞，主要是将由孟喜创造的象数学运用于筮占上。占蓍时，查阅直日之内的本卦所统摄下的之卦卦辞，就可以推论出吉、凶、祸、福的结论了。如此，则4096条卦辞即成为他筮占、占候的解说辞。黄伯思对焦氏的占蓍之法曾作这样的概括：“世人谓延寿之法，凡筮得某卦，则观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动，则但观本卦林辞爻本影”。[10]黄氏提及的卦林，就是该卦的卦辞。由于焦氏“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往往“各有占验”。唐人王俞曾为此书作序，对利用此书占卜一事做过总结，其云:“大凡在变化象数之中者，莫逃乎《易》。唯人之情伪，最曰难知，系称卜筮尚占，忧患兴虑，……自三古以降，杂说歧分，矧卜筮多门，亡羊殆尽，……夫自知知人，乃曰明哲，则隗照易数于龚使，焦赣发诫于明君。照既殁，不显其占；赣明且哲，乃留其术。……所著《大易通变》，其卦总四千九十六题，事本弥纶，同归简易。其辞假出于经史，其意雅合于神衹。但率洁精专，事无不中，而言近意远，易识难详，不可渎蒙，以为辞费。”[3]而利用《易林》之法进行卜筮，往往灵验，《易林纪验》载有两条占验的实例，便能证明之。  《易林》林辞用韵语写成，模仿《诗经》而作。作者也是有意识地将其当作诗来写的，其《大有》之《贲》云：“楚乌逢矢，不可久放。离居无群，意昧精丧。作此哀诗，以告孔忧。”作者在作诗的过程中工于拟象，语言质朴自然，不尚文饰，继承并发扬了先秦以来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但由于林辞广泛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使韵语达到诗的审美标准，富有文学价值。 林辞仿照《诗经》而作，在表现手法上也惯用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增添了诗句的文学性。如赋，林辞语言虽简，但善于铺陈其事。大多数林辞基本上通篇敷陈，如：“典册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坤》之《大畜》），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典籍藏于兰台，虽经战乱亦不会遭劫的事实。也有部分林辞在叙事时增添了想象与夸张的成分，如：“金牙铁齿，西王母子。无有患殃。扶舍徙道，到来不久”（《小畜》之《大有》）将西王母之子想象成金牙铁齿，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再如比，林辞善用比喻的手法，如：“季去我东，发栉如蓬。展转空床，内怀忧伤”（《比》之《复》），句中“发栉如蓬”写出了女子在丈夫远去后无心梳洗打扮的情形。“敏捷劲疾，如猿升木。彤弓虽调，终不能获”（《泰》之《蛊》），将拉弓者的敏捷身手比作猿猴攀木，形象生动。再如兴，如：“凤凰在左，麒麟处右。仁圣相遇，伊吕集聚。时无殃咎，福为我母”（《讼》之《咸》），以“凤凰在左，麒麟处右”起兴，从而引出仁圣相遇时的非凡场面。当然，林辞中的比兴手法常常是联合在一起的，形成比兴的体式，如：“豕生鱼鲂，鼠舞庭堂。奸佞施毒，上下昏荒，君失其国”（《蒙》之《比》），作者用“豕生鱼鲂，鼠舞庭堂”起兴，引出“奸佞施毒”，同时又将奸佞比作豕、鼠，做到了比兴合一，增强了批判与讽刺效果。 《易林》的文学价值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宋陈振孙说它“皆韵语古雅，颇类左氏”[11]。明钟惺、谭元春认为：“焦延寿用韵语作易占，盖仿古谣辞，如'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之类也。其语似谶似谣，似浑似隐，似愚似脱，异想幽情，深文急响，取其灵警奇奥、可纯乎四言者，以存汉诗一派。”[12]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关注到《易林》的文学价值的学者是闻一多，他曾打算将其写进中国文学史，并对《易林》的文学价值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其云：“如果我说汉代文学不在赋而在乐府与古诗，想来是不会有多少人反对的。如果我又说除乐府古诗外，汉代还有着两部分非文学杰作，一部分在《史记》里，另一部分在《易林》里；关于《史记》你当然同意，听到《易林》这个名目，你定愕然了。《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它的'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这意见在我心里远十年以前就已确定了。”[13]
晚于闻一多的当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易林》的文学价值，给出了更高的评价，他认为《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镬焉”。[14]同时，钱先生还以独到的眼光在《管锥篇》中另立《焦氏易林》专题，对《易林》的文学价值进行大力挖掘，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论述了自《乾》、《坤》至《未济》等三十林林辞的文学价值。现代学者陈良运先生认为：“钱先生称赞《焦氏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镬’，确非虚语，他的阐述和慧眼独具的评点之作，给我们认识《易林》的文学价值大有启发。”[15]  《易林》林辞常为四句韵语，偶有三句、五句、六句不等。每句四言，偶有三言。林辞原为焦氏解读卦象的解说辞，但内涵丰富，包含了从上古至汉代的神话传说、历史评判、社会现实、生命意识、人生哲理、男女爱情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神话传说。受汉代宗教文化及民间神仙观念的影响，林辞糅合了很多神话人物、仙草丹药等内容，指出了神能助人间摆脱愁苦与暴乱，恢复人世的平安：“众神集聚，相与议语。南国虐乱，百姓愁苦。兴师征讨，更立贤主”（《屯》之《节》）；“十乌俱飞，弈射九雌。雄得独全，虽惊不危”（《履》之《履》）。林辞中所写到的神话内容，无疑与当时社会滋生并得以发展的养生文化观念分不开的。汉初，养生文化就得到了较大发展，并形成一股养生热潮。人们在狂热追求养生的同时，也开始热衷于求仙。武帝时期与以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5]1260受社会上盛行的养生文化的影响，林辞描写大量的神话传说也就不足为怪。 （二）生命意识。受养生文化的影响，林辞除了描写大陆的神话传说内容外，还涉及到对生命意识的关注。林辞对生命的来源进行了探索，认识到阴阳的结合才能产生生命：“阴阳精液，膏熟脱拆。胎卵成魄，肇生头目，日有大喜。”（《夬》之《小畜》）“鸑鸣岐山，鳖应山渊。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文王以成，为开周庭。”（《乾》之《井》）这些思想显然是对《周易》“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思想的继承。当然，林辞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作者认为若使子孙后代旺盛，或能封侯晋爵，必须男女婚姻合配才行：“婚姻合配，同枕共牢。以降休嘉，子孙封侯”（《需》之《大壮》）；“良夫淑女，配合相保。多孙众子，欢乐长久”（《旅》之《艮》）。 此外，林辞中还描写了人们对长生的追求。既写到了人们想延长生命的办法：“文山紫芝，雍梁朱草。长生和气，王以为宝。公尸侑食，福禄来处”（《同人》之《剥》）。同时也写到了延长个体生命，在于能更多地繁衍后代：“长生无极，子孙千亿。柏柱栽青，坚固不倾”（《比》之《泰》）。还写到了在饮食方面延寿的技巧：“白茅醴酒，灵巫拜祷。神嗜饮食，使君寿考”（《临》之《蒙》）。 （三）社会现实。林辞多层面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一方面写出了朝廷的政治现实，刻画了盛世之后朝廷的昏暗与腐败，表现政治的危机：“君子失意，小人得志。乱扰并作，奸邪充塞。虽有百尧，期不可救”（《家人》之《履》）；“郁怏不明，为阴所伤。众雾集聚，共夺日月”（《奚》之《噬磕》）。同时，林辞对穷兵黩武、战争的惨状以及战后的惨相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两虎争斗，血流漂忤。城郭空虚，蒿藜塞道”（《同人》之《鼎》）；“文巧俗弊，将反大质。僵死如麻，流血濡橹。皆知其母，不识其父，干戈乃止”（《讼》之《讼》）。林辞对下层人民艰难的生活也予以揭示：“国乱不安，兵革为患。掠我妻子，家中饥寒”（《师》之《旅》）；“蝗啮我稻，驱不可去。实穗无有，但见空藁”（《豫》之《师》）。
另一方面，林辞对当时社会的商品经济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有所展现：“范公陶朱，巧贾货资。东之营邱，易字子皮。抱珠载金，多得利归”（《兑》之《恒》）；“逾江求橘，并得大栗。烹羊食肉，饮酒歌笑”（《履》之《大过》）。由于作者官微职卑，却“爱养吏民，化行县中”，有大量时间接触底层生活的民众，记载了大量的平民生活实例。林辞对社会现实的多层次刻画，为我们展示了汉代社会从上层到地方的社会真实面貌，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四）历史评判。林辞时而还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为“象”，对其进行评判，反映了作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如：“兵征大宛，北出玉门。与胡寇战，平城道西。七日绝粮，身几不全”（《需》之《履》）。此韵语的内容出自汉武帝征讨大宛之事。汉武帝为了获取大宛的汗血宝马，在太初年间曾两次出兵大宛，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兵力、财力，而且过度的穷兵黩武导致了民生凋弊、骨肉分离的人间惨象。该林辞对征讨大宛的战争虽未加以褒贬，但末句“身几不全”既警示了统治者，也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厌恶与反感，对战争造成的悲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五）人生哲理。《易林》作者善于透过万物之象来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人生哲理，张文江先生云：“《易林》本占筮书，如变象破执以读之，乃得哲理之用。”[16]是得作者旨趣的。书中的哲理思想是丰富的，特别是在祸福相依相存方面，给了我们诸多的哲理启示，如：“鸱鸮破斧，邦人危殆。赖其忠德，转祸为福，倾危复立”（《坤》之《遁》）；“方船备水，傍河燃火。积善有征，终身无祸。田福吉昌，永得安康”（《泰》之《履》）。《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是矛盾的对立面，也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既可以互相依存，也可以互相转化。《易林》认为，常积善德，可以“转祸为福，倾危复立”，从而“永得安康”。 （六）男女爱情。《易林》林辞涉及到较多的男女爱情的描写，写出了少女对爱人迎娶的期盼，已婚女性对外出丈夫的思念，以及遭遇恋爱婚姻不幸后女子的悲惨境遇等。 首先，写少女对爱人迎娶的期盼，主要写她们焦急地等待爱人来迎娶，在等待不到时又长吁短叹，泣涕涟涟。如：“三女求夫，不见复关。伺候山隅，长思忧叹”（《乾》之《家人》）；“三女求夫，伺候山隅。不见复关，泣涕涟洳”（《坤》之《井》）。有时还写出了在嫁娶之日，少女没有等来迎娶的车船，但仍在痴痴地等待，以及在等待过程中的失望之情。如：“夹河为婚，期至无船。淫心失望，不见所欢”（《坤》之《小畜》）。
其次，写已婚女性对外出丈夫的思念，主要写出了她们对无休止的役使的谴责，表达出对外出服劳役丈夫的思念与担忧。如：“东山家辞，处妇思夫。伊威盈室，长服羸户。叹我君子，役曰未已”（《家人》之《颐》）。有时还写出了思妇因丈夫的外出而愁肠百结的情态，白天不梳洗，发乱如蓬；夜晚辗转发侧，难以入眠。如：“伯去我东，发扰如蓬。寤寐长叹，展转空床。内怀怅恨，催我肝肠”（《姤》之《遁》）。 再次，写遭遇恋爱婚姻不幸后女子的悲惨境遇，主要写出她们嫁不出去或是去家庭后的悲惨、孤独的生活。如：“涂行破车，丑女无媒。莫适为偶，孤困独居”（《困》之《艮》）；“冬生不华，老女无家。霜冷蓬室，竟为枯株”（《蒙》之《兑》）。 ——————————————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18. [2]徐芹庭. 焦氏易林新注[M].北京：中国书店，2010:2. [3]王俞. 汉焦小黄周易卦筮叙[A]//焦延寿.易林.清毛氏汲古阁影元钞本. [4]陈良运. 汉代《易》学与《焦氏易林》[J].中州学刊，1998（4）:63-69.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张文智. 孟、焦、京易学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2013:223. [7]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l08. [8]连镇标.焦延寿易学渊源考[J].周易研究，1996（1）：3-9. [9]中国历代经籍典[M].台湾：中华书局，1985:557. [10]黄伯思.校定焦赣《易林》序[A]//焦延寿.焦氏易林.清嘉庆张海鹏《学津讨原》刊本. [1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北京：中华书局，1985:361. [12]钟惺.谭元春.古诗归[M].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闵振业三色套印本 [13]孔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10）[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61. [14]钱钟书.管锥篇（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21. [15]陈良运. 《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镬——钱钟书论《易林》述评[J].周易研究，2002（5）：64-71. [16]张文江. 管锥编解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23. 作者简介 陈功文，1971年2月生，安徽六安人，2011年7月毕业于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副教授，现任人文学院（应天书院）教师、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汉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骨干；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研究工作，主讲《中国文学史》、《大学语文》等课程；主持国家社科资金项目1项，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主持全高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1项，主持省教育厅项目6项；主持安徽省教育厅教学质量工程项目1项；发表学术论文47篇，其中CSSCI期刊14篇；博士学位论文《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曾获江苏省2012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文章转自商丘地方文献馆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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