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素说《论语》：八佾篇（九）

  一、原 文  

八佾第三

03.09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二、释 解  

先师说：“夏代的礼仪制度，我是能够讲述的，但是，现在在他的后人居住的杞国，已经难以得到考证了；商代的礼仪制度，我也是能够讲述的，但是，现在在他的后人所居住的宋国，也已经难以考证了。这是因为夏商二代遗存至今的典章文籍，已经残缺不足了；精通二代礼乐仁德精髓的贤达圣人，也已经很少了。如果有足够的二代礼乐典籍的保存，有足够承继二代礼乐流变损益的贤士的话，我就能够用这些来验证我所说的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了。”

  三、释 字  

徵（征）

《说文》：徵：召也。从微省，为徵。行于微而文达者，即徵之。陟陵切。，古文徵。段注：召者，也。《周礼·司市》《典祀》注、《乡饮酒礼》注、《乡射礼》注皆曰：“徵，召也。“按，徵者，证也，验也，有证验斯有感召，有感召而事以成，故《士昏礼》注、《礼运》注又曰：“徵，成也。”依文各解，义则相通。从𡈼，从微省。

《约注》：徵：徐灏曰：“说解恐后人有所窜改。”朱骏声曰：“壬（注：应为，下同）微者，自微而之著。微者也，当以明信应验为本义。”舜徽按：物之最明信应验者，莫如播种之后不久即出地挺生也。故《集韵》即以壬为徵之古文。徵字今读声在舌上，古读舌头，则为壬矣。徵之初形，本当作。从壬，耑省，从攴。壬、耑皆象植物之初出土；从攴，犹从又也。物出地挺生，以手验之，此即徵信之义所由起。今本许书所收古文，形讹为，原意晦矣。徵本作，水部澂字从之，亦一证也。至于徵召、徵求，乃召字之借。徵与召，于古为双声，故可互通。

《说文》：：正行也。从辵正声。诸盈切。征，或从彳。

《广韵》：徵：召也，明也，成也，证也，经典省作徴。又姓。陟凌切。

汉字“徵”从从微省。，草木出土挺生之象，微，为徵兆初现，隐隐微显。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述林·释徵》中按：“许说从微从壬之义，牵强无理。朱骏声谓此字当以明信应验为本义，说亦未明。余谓徵字当以徵兆为本义。字从微者，徵兆为事物初见之端，隐微未显。徵兆象物之萌芽梃生，故从。”本义为迹象、征兆，引申有验证、证明、寻求、责问、询问、征召、召集等义。注意汉字“徵”和“征”原是两个不同的字，本章“征”为“徵”的简化字。

献（獻）

《说文》：獻：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从犬鬳声。许建切。段注：此说从犬之意也。《曲礼》曰：“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按，羹之言良也，献本祭祀奉犬牲之称，引伸之为凡荐进之称。按，《论语》郑注曰：“献犹贤也。”献得训贤者，《周礼》注：“献读为仪。”是以伏生《尚书》“民仪有十夫“，古文《尚书》作“民献”。《咎繇谟》古文“万邦黎献”，汉《孔宙碑》、《费凤碑》、《斥彰长田君碑》皆用“黎仪”字。皆用伏生尚书也。班固《北征颂》亦用“民仪”字。

《玉篇》：獻：许建切。奉也，进也，上也，圣也，贤也，奏也。

汉字“献（獻）”从犬鬳声。“鬳”是“虎、鬲”的组合，金文“獻”多从鼎从犬。本义指祭祀宗庙时用作祭品的犬。引申为献祭，进献、进奉、贡献、献俘、投降等义。又借为仪，表示表现、呈现、仪表、贤人等义。《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朱希祖笔记：“文献之献乃仪之借，仪与表同，谓师表也。”

  四、素 说  

前一章通过子夏之问，先师以“绘事后素”顺序次第的隐喻，使子夏察觉领悟到礼的本质，从而把握素之质的仁德信实是礼之文之本。本章先师通过文献“足，则吾能征之矣”的教导，让人们体察把握礼乐文明传承中典籍记载作用和通达仁德之本的圣人贤士的弘道扬善的不可缺，期望仁德君子能在礼乐崩坏之世，慎守礼乐仁德的素真之本，不让“郁郁乎文哉”的周礼象夏礼、殷礼那样随着时间的流变而丢失，使得先王圣贤的“仁之为人”的礼乐仁德得以流传后世。

先师说：“夏代的礼仪制度，我是能够讲述的，但是，现在在他的后人居住的杞国，已经难以得到考证了；商代的礼仪制度，我也是能够讲述的，但是，现在在他的后人所居住的宋国，也已经难以考证了。这是因为夏商二代遗存至今的典章文籍，已经残缺不足了；精通二代礼乐仁德精髓的贤达圣人，也已经很少了。如果有足够的二代礼乐典籍的保存，有足够承继二代礼乐流变损益的贤士的话，我就能够用这些来验证我所说的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了。”

本章需要注意的有二：一是注意“文献”的理解。朱熹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高尚举《论语误解勘正》中勘正说：“'文献’二字联用，《论语》为今见最早的记载；二字凝固为一词，表示'文章典籍’义，则是在元明时期。元代马端临始用'文献’名其书，名曰《文献通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马氏所理解的'文献’,'文’指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指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及稗官记录等材料。也就是说，'献’已不指'人’了。……今人与古人所说的'文献’,涵义是有区别的。”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文，指典籍；献，指熟悉典故的贤人。二是本章通过夏礼、殷礼因时间的流变而丢失的事实，期望“郁郁乎文哉”的周礼能从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让礼乐文明通过文籍和贤才君子得以传承于后世。我们读到这里，可以感触到孔子虽能尽其力地做到博学多识，但是在谈到礼仪制度时还是那么谨慎小心，还是在期盼可靠的文献资料和精通礼仪制度传承的贤者的出现，期盼在得到足够的证据支持后再下结论的治学态度。同时还会顿生感慨的。今人若不能重视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将会慢慢模糊，终会面目全非，直至最后消亡，从而让往圣先贤之学成为绝学。崔栢滔《论语大义》中说：“孔子的时代，礼为代表的文化的传承已经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周礼在继承发展了夏商文化的基础上成熟起来，周礼成熟起来以后，夏商的礼制就变成了文档资料，随若时间流逝的冲刷涤荡，关心了解它们的人就很少了。在周礼的制度安排上，杞国和宋国有保留夏商文化的职责，然而，事实上，两国都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想要彻底的恢复其原貌，几乎成为不可能。……至于《论语》本章中引用孔子之言，在谋篇上与上下文有贯通之妙，旨在说明孔子慨叹夏商之礼消亡，是由于文献资料、文化遗迹和承载传承这种文化的贤人已经不足够了，曾经辉煌的夏商两代文明与文化，变成了历史残迹，不能够使她再现于世了，这就实质上为当时虽然开始礼崩乐坏，但资料和人才还相对完备的周礼，敲响了警钟。孔子最后之言，'足，则吾能征之’，恰恰是对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周礼而言的，微言之中妙涵警策之语：鉴于前车之覆，周礼可要注重文与贤的保存呀！有足够的文与贤，我还能够还原他的本来面目，否则，必将也同夏商之礼一样，仅仅作为人们怀恋的历史遗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