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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徐来 ——陈豫钟篆书董其昌跋《柳公权〈度人经〉》 ■薛元明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学者、书画篆刻家。陈豫钟是一位与阮元有渊源的书家。其因擅长摹制商、周青铜器铭文，阮元任官浙江时，邀陈豫钟为文庙铸钟镈（bó）铭文，深得阮氏赞赏。古代一些书家印人，常以幕僚身份出现。像阮元这样的大官特别喜爱书法，自然结交颇多，此外还有吴大澂、毕沅等，帮助了很多人。当然，陈豫钟在书法篆刻史中的地位，绝不是仅仅靠这样的关系获得，而是以作品见证实力。陈豫钟出生于金石世家，文字学造诣很高，精鉴别，收藏甚富。工书画，篆隶苍雅圆劲，花卉笔墨潇洒出尘，皆负盛名。陈豫钟最负盛名的是位列“西泠八家”之一。实际上，大家对于陈豫钟并没有很好地挖掘，这和他的早逝不无关系。 不过，对于陈豫钟的早夭，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考：一是古人寿命长短不能直接和今人相比，应该与相应时期的平均寿命相比。像诸葛亮活了54岁，在当时已算高寿，欧阳询活到85岁，这是凤毛麟角的个案，属于“超长待机”，不能作为普遍标准来看待。二是对于书家来说，需要矫正长期以来的一个错误观点，不是因为书法而成就长寿之道，而是因为个人长寿才有书法成就。“人书俱老”经常被提起，实质上很少有人能做到，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三是有关“作品”最大数量的问题。很多在书法史中影响巨大的人物，作品必定具备量大质优的特点。不过，书画和印章有别。印章数量通常分为四个等级：极少数人可以过万甚至达到数万方，大多数人是几千方，少数人是几百方，也有的人在十方之内，影响力差别悬殊。书画作品达到几千件有可能，达到几万件基本不可能。 就陈豫钟来说，他主要是以印人的身份出现，书法作品数量很少，更不用说篆书了，隶书作品相对多几件。“西泠八家”书印风格不易统一，不作篆书无疑是原因之一。这是创作上无法解决的阻隔，影响他们艺术的进一步发挥。陈豫钟这件书写董其昌跋《柳公权〈度人经〉》的篆书作品（图1）极为珍贵，风格秀雅、整饬严谨，笔调清新俊逸、明丽工致，富有书卷气。从书写内容来看，十分奇特，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证明陈豫钟对于书法的研究是不遗余力的。陈豫钟印章的创作影响最大，所以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印人。但千万别忽视各种综合因素对于其印章创作的影响，“功夫在印外”，阮元有论：“秋堂深于小学，篆、隶皆得古法，摹印尤精，与曼生齐名。”
图1 陈豫钟 篆书董其昌跋《柳公权〈度人经〉》条幅 余曾见柳诚悬小楷《度人经》，遒劲有致，蔡君谟《茶录》颇仿之，世未有传者。此《清静经》似永兴《破邪论》，海上潘氏所藏宋拓也。 对于陈豫钟的研究不够深入，或者是因为视角的局限，需要做到熟悉的陌生化、陌生的熟悉化。举个例子来说，眼下各类字帖和印谱出版“爆棚”，但质量良莠不齐。比如《张迁碑》，有的涵盖碑阳和碑阴，但大多数只有碑阳，高下立判。就印谱而言，出于版面设计的需要，将原本有边款的也裁去，只留下一个印面，屏蔽了很多有益信息。对于“西泠八家”，尤其要关注他们印作的边款，因为他们中有人喜欢刻长边款。陈豫钟在“最爱热肠人”一印款识中说：“盖余作款字，都无师承，全以腕为主。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为之，而不以为苦。或以为似丁居士，或以为似蒋山堂。余皆不以为然。今余祉兄索作此印，并慕余款字，多多益善。”世评其印作边款文字“饶有隋、唐人遗风，精严绰约，温婉华美”，黄易对其印作边款颇为推许。陈豫钟印作的长款极有名，有时不谈印章本身，只说创作情境和感受，甚至只谈书法也独具一格，这正是他篆刻暗藏的“法门”，留待有缘人去发掘。如“赵辑宁印”“素门”连珠印（图2）边款，强调创作要循序而进：“书法以险绝为上乘，制印亦然，要必既得平正者，方可趋之，盖以平正守法、险绝取势，法既熟，自能错综变化而险绝矣。”再比如为陈希濂所刻“濲水审定”印（图3）边款言：“昔人云善书者不善鉴，善鉴者不善书。秉衡宗兄富于收藏，复肆力笔墨，可谓兼之矣。其铭心绝品，余曾尽观，无一赝本。所作诗与文又能时出新意，令人真不可及，视为畏友者，岂余一人已哉。”
图2 赵辑宁印、素门（连珠印，附边款）
图3 濲水审定（附边款） 关注名家印章，不能只限于技法，边款和文辞都很关键，可谓“大有学问”，比如吴昌硕所刻印作有多件为唐宋以前的词句，高古莫测，也因此有迂腐气；赵之谦雅俗共赏，清丽俊逸，与印风极为匹配；齐白石有情有景，很多虽是大白话，却充满乡情，也蕴藏人生哲理。陈豫钟选择常在印作的边款中谈书法，也称得上是别出心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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