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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出土唐至五代刻款白瓷多件，有以往考古资料中较为常见的“盈”字款白瓷、“官”字款白瓷、“新官”款白瓷，还有首次科学发掘出土的“易定”款白瓷、“晋”字款白瓷。本文认为“盈”指“大盈库”，“盈”字款白瓷具有商品属性；“易定”指“易定镇”，“易定”款白瓷是义武节度使官手工业的产品；“晋”指“晋王”，“晋”字款白瓷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有关，应是山西本地窑场的产品。 关键词：晋阳古城；“盈”字款白瓷；“易定”款白瓷；“晋”字款白瓷 2013年4月到2014年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晋阳古城西南城墙和一号建筑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出土唐至五代白瓷226件，其中刻款白瓷16件[1]。本文对这批刻款白瓷做一粗浅探讨，以企就教方家。 一、刻款白瓷 刻款白瓷中除1件“晋”字款白瓷碗修复完整外，其余均为残片，计有“盈”字款瓷片1件、“易定”款瓷片1件、“晋”字款瓷片3件、“官”字款瓷片4件、“新官”款瓷片6件。现以类相从，介绍如下： （一）“盈”字款白瓷。残底（T10503G4∶34；图一，1），平底，外底刻“盈”字。 （二）“易定”款白瓷。残底（TG7④b∶4；图一，2），外底刻“易定”二字。 （三）“晋”字款白瓷。釉色泛黄，胎色偏灰，胎质较粗。“晋”字款白瓷碗（T10605④a∶2；图一，3、4），敞口，厚唇，碗壁斜直，圈足，外底中心刻划“晋”字。“晋”字款残底（T10405④a∶22；图一，5），圈足，外底刻“晋”字。“晋”字款高足器残底（T10404④b∶7；图一，6），喇叭形高圈足，足外墙刻“晋”字。“晋”字款残底（T10503G4∶33；图一，7），圈足，外底刻“晋”字。 （四）“官”字款白瓷。釉色光亮，胎色洁白，胎质细密。“官”字款残底（T10204④a∶2；图一，8），圈足规整，外底刻“官”字。“官”字款残片（T10405④a∶21；图一，9），一面刻“官”字。“官”字款残底（T10204④a∶3；图一，10），圈足，外底刻“官”字。“官”字款残底（T10104④a∶4；图一，11），平底，外底刻“官”字。
（五）“新官”款白瓷。釉色光亮，胎色洁白，胎质细密。“新官”款残圈足（T10303H50∶6；图一，12），圈足呈唇状，足跟粘砂，圈足内墙刻“新官”二字。“新官”款残底（T10405④a∶19；图一，13），圈足，足跟及外底粘砂，外底心刻“新官”二字。“新官”款残片（T10603④a∶34；图一，14），一面刻“新官”二字。“新官”款残片（T10405④a∶20；图一，15），一面刻“新官”二字。“新官”款残底（T10404④b∶8；图一，16），圈足，外底心刻“新官”二字。“新官”款残片（T10404④b∶9；图一，17），一面刻“新官”二字。 二、刻款白瓷的产地和年代 （一）产地 发掘者认为“官” “新官” “易定”款白瓷为定窑产品，没有分析“盈” “晋”款识白瓷的产地[2]。崔剑锋先生对晋阳古城出土部分陶瓷残片做了ED-XRF分析，认为：“细白瓷主要是定窑所烧，当然也有部分可能是本地窑口所产” [3]。 “盈”字款白瓷只在邢窑遗址发现过，故多数学者倾向于“盈”字款白瓷为邢窑所产。晋阳城出土的“盈”字款残底，不施化妆土，釉色洁白泛青、有失透感，胎质洁白细腻，胎釉特征与邢窑产品一致[4]，应该是邢窑产品。 “官” “新官” “易定”等款识白瓷，器壁较薄，圈足狭窄，足底粘砂，有的器形还模仿金银器，釉色洁白，胎质细腻，符合定窑特点[5]，应该是定窑产品。 “晋”字款白瓷胎色发黄，胎质较粗，釉色白中泛黄，与河北窑口白瓷有较大差异，当是山西本地窑口的产品。 （二）年代 崔剑锋先生对部分刻款白瓷进行了ED-XRF分析，认为“盈”字款白瓷的时代可以早到北宋早期，“官” “新官”款白瓷至少可以早到北宋早期，“易定”款白瓷可能是北宋中晚期产品，“晋”字款白瓷虽然化学成分符合金代定窑特点，但应不晚于宋初。这些结论，把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出土刻款白瓷年代上限推后了，且没有给出年代下限，其原因可能是“晋阳古城延续时间非常长，遗址出土瓷器来源和时代特别复杂” [6]，并且，ED-XRF分析所用的数据库还不够丰富。 发掘者注意到一号建筑大部分墙内柱础上都有柱子灰烬，屋内陆面也有成片灰烬和未充分燃烧的木质建筑构件，一些墙面也经过烈火烘烤，认为这些现象应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火焚晋阳城有关。大火后一号建筑基址再次遭到破坏，可用的建筑材料，被彻底取走。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又水灌晋阳城，此后晋阳古城遗址鲜有人类活动。因此，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出土的刻款白瓷年代下限当为980年。 发掘者认同彭善国先生关于“盈”字款白瓷流行于9世纪的观点，认为“官”和“新官”款白瓷片的烧造年代不会早于晚唐，最晚不会晚于北宋。发掘者没有对“易定” “晋”款白瓷做明确断代，但根据发掘者对地层年代的判断，可以看出发掘者认为“易定”款白瓷为晚唐五代产品，“晋”字款白瓷为晚唐到980年产品。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探讨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出土刻款白瓷的年代。 从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出土的“盈”字款瓷片推断，原器应为平底，在入窑烧造前刻划“盈”字。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考古出土的平底“盈”字款瓷器还有以下这些：1960年山西省长治市东郊唐墓出土白瓷枕[7]，1991年河北省隆尧县旧城镇唐墓出土白瓷罐[8]，1992年陕西省西安市青龙寺出土白瓷执壶[9]，1992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白瓷碗[10]，2002年陕西省西安市唐长安新昌坊出土白瓷执壶和白瓷盘[11]，2003年河北省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M19出土白瓷碗[12]，2003年河北省内丘县南郊天颐温泉宾馆工地M1出土白瓷罐[13]，2004年河北省邢台市煤田地质局唐墓出土白瓷罐[14]，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白瓷罐[15]，河北省内丘县礼堂遗址出土白瓷执壶底、白瓷碗底、白瓷盘底[16]。 西安市青龙寺出土的白瓷执壶，底部有墨书“大中十三年（859年）三月十三日……送来”，其年代应与墨书年代相近或略早。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M19为9世纪以后墓葬[17]。西安市新昌坊出土白瓷执壶与河南省陕县刘家渠大中四年（850年）唐墓出土白瓷执壶[18]、江苏省扬州市东风砖瓦厂唐代后期砖室墓出土白瓷执壶[19]、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北宅砖室墓出土唐晚期白瓷执壶[20]、河北省临城县大中十年（856年）唐墓出土白瓷执壶[21]、陕西省耀州黄堡窑三期（757~840年）Ⅰ式白瓷执壶（ⅠT13③∶9）[22]、河南省巩义黄冶窑第四期（841~907年）白釉绿彩执壶（ⅡT35⑨∶224）相似[23]。 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邢台市煤田地质局唐墓、隆尧县旧城镇唐墓出土的白瓷罐与西安郊区隋唐墓出土第三期（8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Ⅰ型二式白瓷罐（504∶6）[24]、巩义黄冶窑第三期（684~840年）白瓷罐（ⅡT5⑩∶5）相似[25]。 河北省内丘县礼堂遗址出土白瓷执壶底、白瓷碗底、白瓷盘底处于第三期（7世纪末9世纪初）[26]。 上述平底“盈”字款瓷器的年代，除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瓷碗外，都集中在8世纪末至10世纪早期。耶律羽之下葬于辽会同五年（942年），但其墓葬中的“盈”字款白瓷碗似乎要更早。吕成龙先生曾指出，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与晚唐越窑青釉碗相似……其烧造年代亦应为晚唐而不是五代。” [27]笔者亦持同样见解。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在尺寸、形态方面与河北省临城县射兽唐墓（编号84LSM2）出土的白瓷碗极其相似[28]，且两只碗都是芒口，显示出相同的装烧工艺。因此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应是一件前代珍品，其年代应为晚唐。 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盈”字款白瓷残底出土于4号水沟，通过分析4号水沟的伴出物，可以探讨“盈”字款白瓷残底的年代。A型Ⅱ式花口碗（T10503G4∶19）与耀州黄堡窑第四期（841~907年）Ⅱg式青釉碗（ⅠT13④∶4）相似[29]。B型葵口盘（T10603G4∶2）与巩义黄冶窑第四期（841~907年）圈足盘（标本ⅡY6∶12）相似[30]，邢窑花口白瓷碗、白瓷杯出现于第五期（晚唐五代）[31]。B型敛口深腹钵（T10203G4∶8）与河南省密县西关窑晚唐B型青釉钵（T1④∶16）[32]、河南省鹤壁集瓷窑遗址第一段唐末青釉钵相似[33]。莲花瓣形盖（T10403G4∶4），盖顶置瓜蒂形小纽，这种做法与江苏省扬州市田氏纪年墓（937年）出土白瓷执壶壶盖[34]、后梁开平三年（909年）高继蟾墓白瓷壶、白瓷盂、白瓷盖罐的盖形相似[35]。D型白瓷钵（T10503G4∶30）与安徽省六安市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卢公夫人墓出土三鱼纹白瓷碗相似[36]。因此4号水沟出土瓷器年代应为晚唐五代。 综上所述，“盈”字款白瓷残底年代应在8世纪末至10世纪早期。 “易定”款白瓷片，出土于7号探沟，其所处的地层年代为晚唐至北宋初。传世的两件“易定”款瓷器，为五代制品[37]。笔者认为“易定”是“易定镇”的简称（详见下文），易定款瓷器与易定镇（782~929年）相始终。因此，“易定”款白瓷可能生产于8世纪末10世纪初。 “晋”字款白瓷碗（T10605④a∶2）与密县西关窑晚唐CⅠ式白瓷碗（T2②∶20）[38]、鹤壁集瓷窑唐末五代Ⅰ式碗[39]、邢窑第六期（五代）白瓷碗相似[40]。 “晋”字款白瓷高足器残片（T10404④b∶7），圈足甚大，器身较矮，整器应该不是炉，而是杯、盘或盒。高足器一度流行于隋代，唐代早中期罕见，唐末五代重新开始流行。长沙铜官窑第三期（唐咸通以后至五代）出现高足盘[41]，长沙市晚唐土坑墓出土两件高圈足方形盒[42]，杭州市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出土高足海棠杯、高足盘[43]，都是高足器流行的例子。 可见，“晋”字款白瓷片年代应为晚唐五代。 “新官”款白瓷残圈足（T10303H50∶6）与钱宽墓及其夫人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海棠杯的底足相似[44]。其余“官” “新官”款白瓷，残缺甚重，无法通过器形推断年代。依据出土地层，这些器物处在第四层，即中唐到北宋。 因此，“官” “新官”款白瓷的年代应为晚唐五代。 三、刻款白瓷的性质 （一）“盈”字款白瓷 1957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后，学人一直追寻“盈”字款白瓷的性质。李知宴先生认为窑址发现的带“盈”字款的细白瓷可能就是专门纳入“大盈”库中的贡品[45]。谢明良先生认为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邢窑碗，可能是进奉“大盈库”的贡瓷，这种贡瓷以官员采买的形式进奉并被大盈库纳藏，同时也可以流通买卖，为一般人使用[46]。陆明华先生认为邢窑“盈”字白瓷是以百宝大盈库之“盈”字作为标记、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47]。 陆明华先生的观点一经发表，受到学界广泛认同，不过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王会民先生认为“盈”字款为意在取得商品竞争优势的一种标记符号，与“大盈库”没有必然的联系[48]。彭善国先生认为“盈”字与“张” “徐六师记”等款识一样，可能也是意在表现制作者的名号，是邢窑白瓷精品用以自高的一种标记。这类白瓷质量上乘，成为地方土贡或进奉的首选[49]。齐东方先生认为把“盈”字直接与大盈库对号入座的看法还应仔细斟酌，也许带有“盈”字款的器物在唐代供皇室宫廷使用，却并非专用，在民间和市场上也使用和出售[50]。 笔者以为“盈”字的含义应为“大盈库”： 1.“翰林”款白瓷是翰林院在邢窑的定烧品[51]，“盈”与“翰林”刻划于同一件器物底部[52]，表明“盈”与“翰林”具有同等地位，非私人窑场标记，而是官府机构的简称。西安市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罐和“翰林”款白瓷罐尺寸相当[53]，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质量上乘，都应出自官方管理的窑场。 2.2001年邢台市出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残片[54]，由此似乎可以建立“盈”——“大盈”——“大盈库”这样一个逻辑关系。质言之，“盈”就是“大盈库”的简称。 “盈”字款白瓷是土贡朝廷的名品，但并非皇宫专用，同时也具有商品属性，会进入市场流通，供各阶层消费： 1.“盈”字款白瓷是土贡名品。《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载：“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国郡，天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载：“河北道……厥贡：……（注）邢州（贡）瓷器。”可见，邢窑在唐玄宗年间已开始向朝廷土贡瓷器[55]。唐后期还在邢州设立专门管理土贡瓷器的“进奉瓷窑院”，茶器是“进奉瓷窑院”的主要品类。《唐故赵府君夫人墓志》载“季子公素，食粮进奉瓷窑院”。《大唐故赵府君墓志》又载“府君进奉茶院十将，讳公素”，“男，长曰进奉茶院驱使官元霸” [56]，赵公素卒于咸通二年（861年），他与长子赵元霸都为“进奉瓷窑院”工作，可见“进奉瓷窑院”设立于唐晚期，持续时间较长。西安地区出土的“盈”字款白瓷，达到了类银似雪的艺术效果，属邢窑贡瓷的代表。 “盈”字款白瓷本身质量较高，又是进贡朝廷的上品，从而影响到当时的瓷器审美，引发追捧邢窑的热潮。官方窑场产生的高等级瑕疵品，正好满足了民间的这种需求。这些瑕疵品一般采取就近销售的办法，就目前看来，其消费区多集中于邢窑附近的长治、邢台地区。长治出土的“盈”字款白釉枕釉面失光严重，应为欠烧后埋藏所致。长治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罐或是烧成温度欠缺，或是器身有窑粘[57]。邢台市内丘县天颐温泉宾馆出土的“盈”字罐釉色偏黄，色泽暗淡[58]。 2.“盈”字款白瓷并非皇宫专用。出土“盈”字款白瓷的遗址类型较为丰富，有皇城禁宫大明宫、太液池，有佛教名刹西明寺、青龙寺，有皇亲国戚耶律羽之墓，更多的则是普通官吏墓[59]、城市遗址[60]。这些遗址中，大明宫、太液池与皇宫直接相关，可视为高等级遗址，耶律羽之墓较为特殊不做讨论，其他遗址可视为一般遗址。从器类看，高等级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仅有罐、碗，一般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要丰富一些，有碗、碟、罐、执壶、盏托等。从数量看，高等级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远远少于一般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一般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来源应是多元化的，可以推测其中一部分来自商业流通。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海域发现了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船上装载了六万余件主要产自长沙窑、越窑、邢窑及广东窑系的9世纪瓷器[61]。其中的一件“盈”字款绿釉碗可能是河北地区窑厂的产品，它由扬州装船，被运至室利佛逝的巨港（Palembang）登上了黑石号，在前往爪哇的途中沉海[62]。黑石号是一艘来自阿曼的商船，船上发现“盈”字款瓷器，显示了“盈”字款瓷器的商品属性。 （二）“易定”款白瓷 “易定”款白瓷，存世完整器仅见两只白釉碗，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据传出自同一墓葬。陆明华先生将“易”和“定”单独解释，认为碗底刻字实际上是“昜”而非“易”，“昜”是“阳”的简体，“易定”就是“阳定”，应是“曲阳定碗”或定瓷、定器一类名词的简称。“易定”款白瓷为五代后期之产物，其下限不会晚于显德末年，是定州入贡后周朝廷的贡瓷[63]。吕成龙先生认为“易定”中的“易”似乎可以理解为“交换”，“易定”可理解为“用来交换的定瓷” [64]。贾敏峰先生认为“易定”是一个联合的地方名称，即古时的易州和定州，“易定”款瓷碗是领有易州、定州的统治者在定窑定烧的标志[65]。 笔者以为“易定”指“易定镇”： 1.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出土的“易定”款残底，其刻划文字字形明显为“易”字，因而也就不可能有“阳定”及“曲阳定碗”的演绎。 2.“易”如果指“交易”的话，“易定”刻款白瓷理应发现较多，而实际情况却是“易定”刻款白瓷仅见两件，“官” “新官”款白瓷已达到一百九十一件[66]，各地出土没有刻款而用于交易的定窑白瓷就更多了。 3.唐宋时期没有单独以“定”字表达“定窑” “定瓷” “定碗”的习惯。唐末定窑称为“瓷窑冶” [67]。定窑在宋金文献中被称为定州白瓷、定州花瓷、定州红瓷、金花定碗、定器、定磁、金装定器等，如“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定州花瓷琢红玉”，“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某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莹净可爱”，“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 [68]。 4.“易定”作为固定搭配，从唐末到宋初，都指地名，是易州和定州的合称，如建中三年（782年）“以孝忠检校兵部尚书，为义武军节度、易定沧等州观察等使”、元和十二年（817年）“义武军节度使浑镐丧师，定州兵乱，乃除楚易定节度”、会昌元年（841年）“易定军乱，逐节度使陈君赏”、大中九年（855年）“以吏部侍郎郑涯检校礼部尚书，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武军节度、易定州观察处置、北平军等使”、乾符六年（879年）以王处存“充义武军节度使、易定观察处置、北平军等使” [69]、同光二年（924年）“契丹寇易、定北鄙” [70]、建隆二年（961年）“执易定节度使、同平章事孙行友，削官勒归私第” [71]。 “易定”款白瓷是义武节度使官手工业的产品。易定镇设置于建中三年，从成德镇中析出，由张孝忠任节度使，其常辖为易、定二州[72]。易定镇建立之初困难重重，政治上成德镇、幽州镇两个强藩虎视眈眈，经济上“易定地狭人贫，军资半仰度支”，“民无蓄积，饿殍相枕。孝忠所食，豆豉而已”。为应对这些危机，易定镇在政治上依靠朝廷，不与河北藩镇为伍，经济上大力发展手工业，尤其是瓷器制造业[73]。正是由于易定镇重视定窑的生产，强化了定窑的管理，使得定窑烧造水平突飞猛进，在晚唐五代取得长足发展：白瓷制作精细，造型优美，胎色洁白细腻，瓷化程度很高，具有一定的透明性；造型上模仿金银器皿，胎体轻薄，采用花口、起棱、压边等做法[74]。五代时期，易定镇在政治上奉行独立政策，周旋于契丹与中原王朝之间，将瓷器生产作为其重要的财政来源，在高档白瓷上刻划“易定”“官” “新官”等款识以提高定窑白瓷的识别度，无形中达到了广而告之的目的。 因此，“易定”款白瓷可能生产于782~929年间[75]，与易定镇相始终。 （三）“晋”字款白瓷 “晋”字款白瓷出土于唐末五代的太原，“晋”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地名的“晋阳” “晋阳宫”，二是作为封号的“晋王”。 “晋阳”在唐代为县名，“晋阳县……在州南二里” [76]，与“太原县”同为附郭县，它们的上级行政区为“太原府”。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以县域名称为款识的唐末五代瓷器，“晋”字几乎没有“晋阳”的可能性。 “晋阳宫”为太原府城重要的建筑之一，“又一城南面因大明城，西面连仓城，北面因州城，东魏孝静帝于此置晋阳宫，隋文帝更名新城，隋炀帝更置晋阳宫，城高四丈，周回七里” [77]。“晋阳宫”是李渊起兵的大本营，“高祖发迹太原，因晋阳宫留守库物，以供军用” [78]，“晋阳宫监”裴寂是李渊起兵的得力助手。五代“晋阳宫”地位依然，后唐庄宗诞生于晋阳宫，他在后梁争夺天下之时，不忘到晋阳宫册封皇太后。“晋”指“晋阳宫”的话，则为宫殿用瓷，但“晋”字款白瓷质量不甚高，况且又如何出现在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 “晋”字作“晋王”理解倒是顺理成章。李克用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受到唐政府重用，883年被封为河东节度使，895年受封晋王。908年，李克用死，子存勖袭晋王。923年，李存勖建唐（史称后唐），都洛阳[79]。895年~923年之间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割据河东，与朱全忠争夺天下，在官营窑场生产的白瓷上刻划自己的封号“晋”，一方面表明政权是出于唐王朝册封的正统，另一方面意在表达与朱梁争天下的决心。 因此，“晋”字款白瓷的“晋”字意指“晋王”，其生产时间大约为895~923年间。 附记：本文图片承蒙晋阳古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韩炳华研究员提供，特致谢忱。 （作者：安瑞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赵凡奇，山西博物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 责编：段姝杉 审核：方 勤 陈丽新 ——版权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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