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百题》（8）易律夫撰

易律夫 2022-06-13 发布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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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百题》（8）

易律夫撰

古《易经》（64卦《易》）与《周易》的混淆，是与新朝王莽时期的刘歆敕辑《七略》分不开的。《七略》载卜筮蓍龟书38卷本《周易》，不管主观企图如何，但客观上为后来的《易经》与《周易》混淆问题提供了条件。致使200来年后的魏朝王弼著《周易注》《周易略例》（还当包括晋韩康伯），首开《易经》与《周易》混淆的先河。王莽作为政治家、改革家，为了自己的权力，褫夺汉室典章，一味复古倒退，以致篡经改典，其错误影响是甚大的。卜筮38卷《周易》为周朝的解《易》方法之一，况且此书久已逸亡。今通行本《易经》上下篇是有史以来的传承物，在商以前就形成了的。商的卜辞是《易》的一种方法，分署辞、前辞、贞辞、兆辞、果辞、验辞六部分，与《易》的一卦相似。《周易》有“之卦”形式，是一种变卦，是随时事变化的，是现实中的应用。如《左传》中的几例：《左传.庄公22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左传.襄公9年》“是于《周易》曰”，《左传.昭公7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左传.昭公29年》“《周易》有之”，《左传.宣公12年》“《周易》有之”。而同时代的《国语》也有些这种卜筮记录。而《易经》名称在战国就出现了（见汲冢竹书、《晋书.束晰传》）。但是，此《周易》是汉刘歆《七略》中的卜筮书38卷本《周易》，与流传于今的古《易经》即64卦《易经》根本不是一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得从王莽改革或王莽改制开始。

王莽（公元前46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皇帝位。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王莽24岁为官，一路顺风，并打倒政治对手，成为年轻的大司马，直至“假皇帝”。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公元8年12月，王莽以假禅让真篡位的方式，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

王莽的改革，主要是（1）更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黎民百姓都分得了土地。（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3）实行“五均六管”制，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山泽等。（4）改革币制。（5）改革中央机构，加强相权、兵权；重新划分郡县，更改地名。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6）改革少数民族名称、首领称号。

王莽改革失败的原因：

（1）动欲慕古，不切实际。王莽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在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因此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们的反对而废止了。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例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可以看出，五均六管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管法实质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富商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虫蝗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致反对。六管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管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管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载的奴隶制国家的典则，损益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而且拘泥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其进一步发展，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动天地，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以复古为解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正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2）性情躁扰，轻于改作。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3）刚愎自用，所用非人.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到的，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是必然的，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用非其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4）客观原因即自然灾害严重。天时对王莽改制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应该说，秦汉以来，对《易》就象《诗》《书》一样重视。对治学者，立了“博士”名谓。博士，为古代学官名，始于战国。秦及汉初，博士的职务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人。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教授弟子，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汉初，《易》、《书》、《诗》、《礼》、《春秋》每经只有一家，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汉承秦制，诸子百家都有博士。汉文帝时，始置《书》、《诗》的一经博士，并立诸子传记博士，有博士七十余人。景帝时，又置《春秋》博士。此时，博士虽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不仅《书》、《诗》、《春秋》有博士，《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也有博士，并且《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毋生、董仲舒两家。这说明此时儒家在学官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罢传记博士，又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汉宣帝时增置博士为十二类：《易》为施、孟、梁丘；《书》为欧阳，大、小夏侯；《诗》为齐、鲁、韩；《礼》为后氏；《春秋》为公羊、谷梁。西汉的儒学博士，对经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厂重要作用。汉武帝罢黜原有的诸子传记博士，唯立五经博士，使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和政权紧密相连，从而确立了儒学和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致使儒家以外的诸子学因元进身之路而日益衰微。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由于博士翰林多是世袭制，经学规模日趋庞大。

王莽的改革，全盘排汉，势必造成混乱。在经学文化上，反映就十分强烈。如《周官》改为《周礼》、《山海经》杂入“三易”说等。故东汉班固《汉书》云王莽“惑乱五经，令学士惑。”由于经学队伍大，人数众多，地位也不低，王莽要在此做足文章，实现政治企图，绝非易事。王莽虽然也懂经学，曾专师名儒，学习《论语》，但从政治角度，要在短时期内企图全盘否定汉以来（西汉）的尊经历史，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或许他想出了办法，或许是阴差阳错，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被《周易》搞得云里雾里，一部书，究竟称《易经》，还是《周易》？有人认为，《周易》包括《易经》、《易传》，显然是把卜筮38卷《周易》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易经》本为典经，解释的多种多样，卜筮《周易》能概括得了？而主要地是：《易经》并非卜筮书，而是一部历史日记、政典箴言，其中不乏科学发现（如排列组合原理），尤其是有卦名爻辞之后的《易经》，本身就有历史实事在内，何用推衍其它？《易经》的卦爻变化只是一种方法，后人学的也是这样的方法。同时，还有变招和创新。如卜筮《周易》的“之卦”等。但是，《易经》毕竟是《易经》，以其历史的久悠，不能以《易传》杂和的，就象《诗》《书》有它本文一样，是不能与解释的各种文章相混淆的，否则，典经就会殆亡，为一些阴谋者利用。

（注：本文资料参考了《汉书·王莽传》、孟祥才《王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等，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