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愤怒、恐惧——疫情下的群体性心理冲击

中科院院士陆林老师和他的团队在2020年调查了中国34个省市5万多人，发现居家隔离的人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出现抑郁、焦虑、失眠和急性应激反应，且大部分人在疫情后也未能恢复健康。他甚至提出，新冠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至少要持续20年。和他的研究结果相印证的是，我们这段时间的确会听到有人因为疫情结束自己生命的消息，也会看到一些令人悲伤的事件。

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个研究，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前三个月，武汉地区的死亡率增加了66%。《柳叶刀》上有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新增了5300万例重度抑郁症和7600万例焦虑症患者，其中青少年和儿童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同时疫区之外的我们也会感觉到悲伤、愤怒、无力的情绪，有时候我们担心这些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出现一些所谓替代性创伤这样的症状；但另一方面，人也会有非常大的心理弹性，我们会不断地寻找一些应对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看到希望。

2022年6月1日，李香枝、徐凯文、姚玉红三位心理学研究和实践者，在南都观察“哀伤与抑郁——关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沙龙，分享他们的一线观察和专业思考，希望我们共同感受和理解所经历的悲伤与恐惧，安抚内心的创伤。

嘉宾（按姓氏首字拼音排列）：

李香枝：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平台运营总监

徐凯文：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大儒心理创始人

姚玉红：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治疗学组副主任委员

徐凯文：刚刚主持人提到了一个词叫“疫区”，指“发生疫情的地区”。我的第一反应是，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不是疫区。这是疫情和汶川地震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汶川地震时我们称那片地区为“灾区”，14年前的灾区只是在四川，全国其他地方都是安全的，那几十秒钟造成了近10万人罹难，几千万人受到影响，重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

而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千年一遇的疫情，和汶川事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影响到每一个人，而且持续延绵不断。恐怕地球上没有谁敢说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以前所有乐观的预期都没有被证明。

第二，这场疫情，相比于以往任何一场灾难，对人类的影响最为不同的地方，就是集体创伤。集体创伤的重点并不是我经历了生死，所有的创伤都会经历生死。集体创伤最大的后果，是它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影响我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导致我们产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涉及最大人群、最大程度上的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

很大程度上我们失去了本来习以为常的自由状态，而这种被隔离的孤独状态，对心理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比如我的博士研究是犯罪心理，要在监狱里面惩罚一个不服从管理打架斗殴的犯人，处理就是关单人牢房，不能跟别人交流。绝大多数的犯人两周左右就崩溃了，就会求饶，只要放他出去，能够跟别的犯人一起劳动，他愿意写检查承认所有的错误。

除了被隔绝这种心理创伤，疫情时间我访谈了很多中小企业家。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大一部分是经济上的问题。这不仅是他们，也是全社会在面临的问题。但最糟糕的不只是经济的损失，而是对我们信心和预期的影响。我们对国家未来、对人类、对经济的预期，都变得不确定。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学研究：不断电击试图逃跑的狗，后来即使没有电击的惩罚，狗还是放弃了逃跑。我们在疫情中就像习得性无助实验里面的狗，疫情缓解以后，我们怎么样可以重振旗鼓，充满信心去面对更开放更美好的未来，是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一点，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危机干预。危机干预最重要的思想，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到问题，要注意到，负面的情绪会传染，形成连锁效应。

12年前富士康出现了15连跳事件，我两次去参加调研和提出干预方案，非常清楚地看到负面情绪怎样在几十万人中迅速蔓延扩展，到人人自危的程度。在这个地球上，有几十亿人正在经历疫情的这一切，所以要打断这样一个负面情绪的传播，要有信心在危险中看到改变的机遇和可能。面对未来，可能是我们现在心理学最值得去做的一个工作。

我住的小区里差不多有近3000个家庭，周边出现了疫情，我们是管控区。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是那天晚上24点解封，但到了24点，居民们并没有收到通知。直到1点50分左右，居委会收到区政府的通知，转发给所有人。大家都很高兴。

但当这么一个我们期盼的好消息传来时，有业主的第一条回应是：“我们要对居委会追责。”他质问居委会，为什么拖了1小时50分钟才告诉我们？要求我们业委会代表业主去向居委会究责。

其实居委会并不是故意的，他们也是刚收到通知。他们住在居委会，打地铺40多天，非常辛苦，收到通知第一时间就转告大家。

但我也理解居民们，并不是他们有多苛求，而是大家都有很强烈的负面情绪，一旦有一个导火索，就可以点燃所有人的情绪。

我咨询做得越多，越会认识到，人非常容易受自己的情绪影响和操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流派说，认知决定自己的情绪。当然认知是会影响情绪，但实际上更多时候，是情绪影响我们的判断。当我们处于强烈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把很多事情看得非常糟糕，会有很多并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判断。

在这个时候，管理好情绪尤为重要。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同事中也发生了很多冲突，我们很容易因为不充分的、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发生激烈的冲突。我不认为是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是因为我们都积累了大量的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在相互传染。

我们当然可以从网上获得一些信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些负面的信息和消息，要学会一点回避。

说得具体一点，在疫情之下，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需要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因为手机最容易传播负面的消息和情绪。好消息不太容易传播，进化的需要使得我们对危险信息更敏感，你更容易感知到不好的消息。可能100个消息当中，有90条是好消息，10条是坏消息，但是那10条坏消息占据了90%以上的心理空间，你又做不了什么，情绪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而书当中有人类长期的历史智慧，人类其实经历过无数的灾难和危机，我们都走了过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有长期主义的信念，不仅仅看到眼下的困难，也要看到我们长期的优势和希望。

现在的阶段当中，让自己有更多的理性，同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以合适的方式宣泄，而不是传播给其他人，尤其是家人孩子，这是特别值得去做的事情。

姚玉红：我同意徐老师，相比于以往的灾难，疫情有其特殊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它在灾难的同时还会造成人际隔离。

疫情会隔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空难、地震或者是自然灾害，大家会聚在一起，想办法抱团取暖。但疫情会强调，大家要通过相互隔离来保护彼此，切断传染源等等。这对人的刺激很大，在困难的时候，人们需要互相拥抱，亲人在一起、或者朋友在一起，给予互相支持和传递温暖。而疫情背景下这一切就变得不可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变得相对困难和模糊。我们只能通过网络连接，而这个效果大家还没完全适应过来。

第二个困难是不可控感。刚才徐老师说的那只狗，最后就是习得性无助。面对疫情，我们人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面对新闻，什么都怀疑、什么都质疑。在应激反应下，我们特别希望找出一个可以归咎的原因，“就是因为那谁，是他的问题，他的毛病……”在不可控的情况下，我们特别容易把人割裂成过错方和受害方，于是人群就更加分裂。

本来我们在灾难面前，人与人是握手抱团手拉手的状态，但这次，一方面疫情需要隔绝传染性，另一方面情况太不可控，太让人受挫，我们开始怀疑、质疑、批评他人，开始挑各种各样的毛病，我们以为有个始作俑者，希望把他抓出来，假想一旦把他抓出来，事情就可控了。

小范围内，社区买菜让我们发现了邻居的好处，这是一个好的、小小的补充，在小区域内大家感情好一些，但在大范围或者在一些公共组织机构范围，信任度受到了很多的冲击。

李香枝：渡过是一线抑郁互助社区，有很明显的感觉。原来很多活动是线下互助，疫情之后，我们被迫把活动放到线上。我们发现，疫情后人和人互助的需求更加迫切，尤其是这次上海的疫情，上海同城群的活跃度比原来更高，大家被迫去寻找一种替代的方式。疫情带来了隔离，大家互相倾诉的需求、抱团取暖的需求被迫通过线上去实现。

渡过另一部分工作是青少年抑郁方面的支持，疫情给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青少年居家上网课，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成长时期，社交是非常重要的，居家网课变相导致了青少年减少社交，依赖手机。对于患抑郁症的青少年来说，本来有一些人处于康复期，需要恢复社交，因为疫情居家隔离，他们可能又会出现社交上的退行；有部分休学在家的孩子，本来已准备调试复学，因为疫情，在家上网课，错过了复学的窗口期。对于他们来说，恢复社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姚玉红：我补充一下，关于网课，我发现错过复学的窗口期，其实有一些学生是受益的，因为上网课相对来说轻松一点，他们本来在学校有压力，而在线上，发现我只要点一下腾讯会议，挂一个名，就可以了，对一些学生相当于多了一个校园压力适应期。但是要提醒的是，当他们再度返校后，又要重新适应复学和人际的压力，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主持人：人们在经历了隔离这种很大的事件后，会产生种种创伤的情感体验，例如暴躁等情绪，我们感觉已经有一点创伤和应激反应。那么，在人们经历心理冲击之后，会有哪些正常的反应阶段呢？玉红老师在上海，对这应该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姚玉红：身处上海，确实我是有一些波动的。刚开始大家有一点惊讶，像我会有点侥幸，总觉得这事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我头上。当时正在上班，学校一下子就关了。我有点难以置信，但我们认为马上就能解除。过程中我有点惊讶，有点慌张，后来调整一下，就变平静，在办公室里睡了。

然而后来的封控期是2 2 2……一直加，一直到14天，我后来一共在学校被封控了42天。其中会有很愤怒的阶段，会想，怎么会这样子？哪里出了问题？那一刻我的需要就是找出问题在哪里，好像这样就能够对事情有一个掌控。愤怒的阶段里，我又和家人隔离开来，充分感受到夸大的死亡焦虑和夸大的无能无力感，有一种恐惧，我会不会跟家人永久分开？那一刻很焦虑。

除了需要自己调节，我还需要给学生做咨询，应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又找回一些力量感，从受害者变成助人者。

但是突然在学校里被隔离，刚开始是在校园里、后来在楼里，再之后就足不出户，管控程度越来越厉害。在整个升级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是很起伏的，我不断跟学生说，要有希望，但自己内心还是会有动摇，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应激反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受害者变成助人者。后来发现，光是当助人者不行，因为自己内心也不稳定。后来我对自己重新定位，是助人者和自助者、甚至求助者。我也联系我的老师、我的朋友去聊，努力再次平静。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上会有否认、讨价还价、愤怒、妥协、平静接纳等很多的阶段，但是放在每个人身上，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都会有一个起伏的阶段。

徐凯文：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原因很简单，这场疫情跟以往任何一场灾难都有本质上的不同，汶川地震几十秒后，就是一个重建和抢救救援的过程，灾难本身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场灾难一直延续到现在。武汉疫情发生的时候，武汉精神卫生中心也出现了很多感染。其中武汉精神卫生中心有位我非常尊重的前辈童俊主任，她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她说，我们现在自己创伤都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咬牙挺着，但是疫情过去后，我们可能需要全国的救助，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其实当时童老师有非常多的创伤反应，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想到后来疫情会这么普遍，只觉得是武汉的事情。武汉和汶川不同的地方，是武汉医务人员可以到第一线帮助，但是去的人，一线的医务人员包括心理工作者回来以后，都有严重的替代创伤反应，一直延续到现在。

灾难发生以后我们一般会有一个预期，会有一个英雄期，后来有的会陷入到蜜月期，一个社区同舟共济，接下来渐渐会产生幻灭、不信任、愤怒，再接下来就是在悲伤中前行，因为有人罹难，最后就是重建。但以往的经验不能完全应用到现在这场经历当中，最大的不同是这个事影响到所有人，以及它还没有结束，我们都还没法说现在开始重建。

举个例子，前天我们业委会代表小区去给居委会送锦旗。我们到了居委会以后，看到12个工作人员负责7000多人的工作，已经打地铺40多天。居委会主任是一个妈妈，她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她原来没有高血压，现在血压150、180，很危险。

事实上我想说在灾难过程中，很多大白也好，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好，还是一线的医护人员也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比普通个体受到更大的压力和创伤，因为他们还经历着长期持续的疲劳，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情绪是不太容易控制的。

我们居委会的小姑娘因为工作压力哭了好几次。天天做核酸，医生也会情绪崩溃，加上太累太热，情况就更严重。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同舟共济去理解他们，无论是医生、护士、居委会的社区干部包括警察，他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细致，或者说他们也有情绪，有时候他们的处理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如果放在整个灾难的背景下去看，可能我们彼此的相互支持理解可以多一些，不要让负面情绪使我们产生阴谋论，觉得他们就是来整我们的。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看到积极的东西，才能够从这样的一场灾难中齐心协力走出来。我自己对我们居委会的干部和大白的贡献是非常感激的。今天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校长说，MIT做了很多研究，发现感恩感谢非常有利于大脑健康，我觉得的确是这样的。

主持人：我们既要面对很多情绪，也要学会如何不被这些情绪淹没，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共同面对。徐老师和玉红老师是两种方向，但我不觉得它们是冲突的。一个是我们更加积极，玉红老师讲，面临崩溃的同时，我还要去做助人的工作，我要去找我的支持资源，去诉说交流；徐老师提到，这可能是我们在传播焦虑，但我们不应该让传播焦虑这件事无限扩大，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共存呢？

姚玉红：我认为一定要诉说，包括我们后来设立的心理老师支持活动，都强调了你要诉说。但诉说要分人群，不能见谁都说，不能不负责任地说，不能在公众场合把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用很负面的情绪来说，毕竟还有一个助人者的身份，像我还有一个教育者的身份，成年人还会有一个影响青少年的身份。

鲁迅是一个呐喊的战士，他有一篇文章叫《我要骗人》，文中说，他的内心非常难受沉重，但当他面对十几岁的孩子时，他还是会说更多有希望的部分。不是不说，而是你有很多的面向，在什么情景中、对什么群体，选择什么内容去讲，都很重要。到现在为止，疫情还没有结束，事情完整的面向还没有露出来，我们每个人还在盲人摸象的过程中。需要说的时候，要说，不能憋，但确实要负责任地说，或者要有挑选地说，想清楚、看场合再决定怎么说。

徐凯文：可能我刚刚描述得不是很准确，我认为情绪是要表达，不表达要生病，很大程度上抑郁症就是情绪没有表达而产生的。但我要说的是，我们表达情绪是为了疏解情绪，解除情绪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不让负面情绪影响我们对理性的判断和对未来的信心。

北京很多核酸机构被查了，这让人们很愤怒，但发国难财，该查就是要查，该撤职就是要撤职，这不矛盾。我还是会觉得，人要学会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否则青少年会是最大的受害者。当父母的，如果自己的负面情绪管理不好，自己的孩子首当其冲。

李香枝：刚才有提到，汶川地震可能是爆发性的，是短时间内对局部的影响，而这次的疫情几乎影响到所有人，影响面非常广。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到某个时候某个人，可能影响并不大。我们渡过的公众号这两天刊登了一篇关于黑天鹅事件的文章，黑天鹅是指突然发生的、不可控的、影响很大的事件。最早席勒在《非理性繁荣》里有句很经典的话：“很多事情能够出现黑天鹅事件，并不是大家对一个大的问题置之不理，而使它慢慢扩大最后无法控制。而是很多的小问题，我们常常都不以为然的、认为很轻松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断地变多增加，然后随着时间的前进汇总。当真相出现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大到你无法想象了，大到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

回到疫情的背景下，疫情发生后，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一些不舒适，这个不舒适看起来没有严重到需要就医或者找心理咨询师，但确实会有很多人感受到时常的焦虑，这个时候倡导心理健康就非常重要。微小的、被忽略的小问题慢慢积累，突然几年之后就会有爆发性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因此我觉得南都观察做这样的论坛沙龙非常有必要，提醒我们去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心理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