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将他们二人的关系形容为“狂风暴雨式”的,恐怕都显得保守含蓄;这种关系有如火山喷发。里维拉是一个自大狂,一个有着极强性欲的高大男人。弗里达著名的肖像《我脑海中的里维拉》(Diego On My Mind)中,里维拉的脸嵌入了她带着头饰的面庞,而这幅画被很多人视为是对弗里达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削弱。她对迭戈这个“典型的主导型男性”的爱是无可否认的。他的不忠可谓臭名昭著——甚至在自己家里和弗里达的妹妹都有过风流韵事。弗里达的性生活则是偶像追寻者们好奇的源泉;她是双性恋吗?她是一个滥交的人吗?显然这二者皆是,她也为此自豪。当列昂·托洛斯基在里维拉的支持下来到墨西哥后不久,他就与弗里达陷入爱河,而在他惊心动魄地被迫到处逃亡,并最终被斯大林派来的人所杀的过程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妻子娜塔莉,却成为了牺牲品。弗里达显然并未感受到与娜塔莉之间存在着女性的团结,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这个卓越不凡的革命者的关注中感到受宠若惊。对此当然要做出评判,但将错误或矛盾的缺失作为钦慕的条件,恐怕并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我们很清楚,尽管弗里达的身体是残破的,但她依旧是一个充满激情而感性的女人,而她所吸引的不仅仅是别人对她痛苦的简单同情,还有男人和女人对她的爱。《我脑海中的里维拉》,1943年 在她的故事之外是她的想象力,她的眼界和作为艺术家的能力,而这些总是处在无尽的个人轶事下,或是迭戈·里维拉巨大的阴影之下,有着消失的危险。但她本身就是一名艺术家,她的作品承载着她的个人生活,滑入了社会想象和文化斗争的领域之中。她终究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几乎可以确信,在政治上她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则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这里,她的两幅鲜为人知的作品《在边境》(At the Border),特别是《我的裙子挂在那里》(My Dress Hangs Here),值得我们去考察。这两幅画作于20世纪30年代,里维拉陪她来到美国的时期。画作有着非常清晰的文化批判意义。边境是美墨国界。画中一边是北美的摩天大楼,林肯纪念堂和无处不在的美元符号;而另一边则是色彩、感性和强大的墨西哥神话(可以联想一下她死前的最后一幅画作,《西瓜万岁》(Viva La Vida Watermelons))。在同样的边境,她的裙子悬挂于厕所马桶和高尔夫奖杯之间,一边是梅·韦斯特(Mae West)破烂不堪的肖像,一个十字架被包裹在美元符号和其它工业时代的伪遗迹中。这幅诙谐,怀旧还带着愤怒的画,一如既往是个人化的愤怒与痛苦的宣言,而非公式化的政治宣言。《我的裙子挂在那里》,1933年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的自画像》,1932年 《西瓜万岁》,1954年将这些主题带到一起的则是一幅不知名但非常戏剧性的画作。《多萝西·黑尔的自杀》(The suicide of Dorothy Hale)记录了一个被丈夫抛弃了的美国名媛之死,她被鼓动去办一场派对以抚慰自己的悲痛,并随后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幅画里裙子仍然很重要;这是一个设计师的裙子,价值一千美元。我们看到她躺在人行道上,裙子仍穿在身,而她一跃而下的摩天大厦就在她身后。这不是一篇报道,而是对女性地位的声明。与里维拉的作品不同,她的艺术很亲切,描述的内容常常很细微,通常也非常的个人化。《多萝西·黑尔的自杀》,1938年 2019年7月16日迈克·冈萨雷斯(MikeGonzalez)是苏格兰一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曾任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of Glasgow)西班牙语系拉美研究教授。原载爱尔兰网站Rebel原文题目:The Art ofFrida Kahlo原文链接:http://www./2019/07/16/the-art-of-frida-kah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