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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继成 平凉人一提及本地的历史名人，大都言必称皇甫谧、牛僧孺与赵时春等。牛僧孺为中唐党争中一派领袖，为著名政治家（言中唐历史，必会言及僧孺），而且，他还有部小说《玄怪录》传世。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一本由张友鹤选注的《唐宋传奇选》（1959年初版，后数次再版），其中就有一篇选自《玄怪录》的《郭元震》。于是，知晓牛僧孺的人就更多了。不过，比牛僧孺早先三百多年，平凉（隋代中鹑觚，在今泾川、灵台附近）牛姓还出过一位贡献更大的文化名人——牛弘。 《隋书·牛弘传》称“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又言其“性宽裕，好学博闻。”牛弘生于公元545年，先任北周内史下大夫。入隋后，因其博学多闻，文帝杨坚任他为秘书监，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档案局局长兼国家图书馆馆长。牛弘对这份工作十分敬业，上任不久，发现由于多年战乱，天下图书破坏严重，所剩无几，此种状况必将严重影响国家典章制度的建设及教育文化事业的正常发展。于是他上表文帝，要求开“献书之路”。提及献书，先朝早有前例。相传西汉初年，由于秦末的战乱纷争，不仅经济破坏严重，人口流离失所，图书焚毁也极其严重。于是景帝下令各郡国贡献图书。其子河间王刘德献书最多，被人称为“献书王”，今河北献县即得名于此。牛弘上表的目的，就是要在全国再兴起一次大规模的献书运动。 他在表中着重讲了“书五厄”。即隋代以前中国图书的五次厄运。其一为“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典扫地皆尽，此书之一厄也。”指的是秦始皇焚书之事。此前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诸侯各国所藏典籍十分丰富。然而入秦之后，始皇帝为了巩固一家万世基业而罢黜百家，独尚法术，除生产实用、医药之书外，其余书籍焚毁殆尽。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即与焚书有关。这不仅是图书的一大厄运，更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劫难。 其二为“王莽之末，并以焚毁，此书之二厄也。”但此次焚书并非王莽所为，因为王莽的目的在于改制。著名的经书校订编辑家，大学者刘歆被王莽尊为国师公，故像他这样一个重视制度变革的政治家是不会主动焚书的。其时的焚书者当为杀入关中，焚毁皇家宫室园林的赤眉、铜马起义军。 其三为“及孝献移郡，吏人扰乱。图书缣帛皆取帷曩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坟典三厄也。”这里所说实为东汉末年董卓专权，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进兵洛阳，董卓扶献帝西迁长安。时当纷乱之际，吏人遂用宫中的帷帐将重要典册胡乱一包，装了七十余车运往长安。至董卓被杀之后，部将李榷、郭汜等继续作乱。长安频遭饥饿与火灾，皇帝尚不能自保，何论书籍存亡！ 其四为“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代承之，文藉尤广。晋秘书监荀最定魏内经，更著新薄。属刘石冯陵而先坠，此书之四厄也。”此指西晋末年政治腐败，先有“八王之乱”，后继“五胡乱华”，中原涂炭，王室南迁。中原图书，经此大乱，遭遇巨毁。首乱者为匈奴人刘渊、刘聪，继之者为羯人石勒、石虎等。 其五为“永嘉之后，寇窃竟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七万余卷。及候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侯景，收文德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及国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城外，所收十才一二，此书之五厄也。”此次焚书发生在公元555年，牛弘时年十岁，印象十分深刻，故记述甚详。 牛弘在表中详述了“书五厄”后，建议在全国范围收集民间藏书，“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隋文帝阅后当即采纳实行，“下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于是百姓纷纷献书，国家藏书日渐丰富。 由于牛弘忠诚王业，贡献巨大，被晋升为吏部尚书，晋爵奇章公。又“奉敕修撰《五礼》。又请依古制创立明堂。”后改任太常卿，与辛彦之、何妥等人一起修订雅乐，即典礼时演奏的音乐，可见牛弘对礼乐制度非常内行。 《隋书·牛弘传》云：“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性宽厚而笃于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惟弘一人而已。”作为一名前朝旧臣（仕于北周），能在新朝受到如此待遇与评价实在是极为难得的。 《隋书·杨素传》云：“素少落拓有大志，与安定牛弘同学，精研不倦，多有通涉，善属文，工草隶。”杨素为隋代重臣，在南平陈朝，北破突厥的征战中都曾屡建奇功，深得文帝杨坚器重，“加上柱国，封越国公”，晚年更是威重朝野——跟李靖夜奔的红拂即为杨素的贴身侍女。倘若牛弘的道德才华不出类拔萃，能与杨素这样的勋臣贵戚为友吗？ 纵观历史，中国的图书之厄远不止五次。在牛弘去世后的一千四百余年中，图书的大灾大难时有发生。其中尤以金人入侵汴京，掳去大量图册为甚。特别是在近代，图书的焚毁与流失更为严重。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纵火焚毁了圆明园，大量的珍册典籍被抢掠一空，著名的《永乐大典》就是在这场劫难中丧失的。清末民初，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魔手更伸向了内陆。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人手写经卷图籍多被转运至国外。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破四旧”运动，对图书的残害仍在继续进行。这些，都是牛弘无法想象的到的厄运。 图书是人类思想创造力的结晶，是完美艺术的载体，是人类不断进步的阶梯。数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古圣先贤为它不辞辛劳，不避刀斧，耗尽心血，以惠后学。然而这些饱含着无数先哲血汗的瑰宝竟然遭遇了如此巨大的灾难，细想起来真令人痛惜万分。可是只要人类心中理想的薪火不灭，总会有人去传播它，继承它，而牛弘不正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传薪人吗？ 写于2012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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