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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进行治理。但是，秦朝野上下，还有一些儒生，极为主张复辟殷、周时期的分封制。他们借《诗》、《书》、百家语为论据，建议废郡县，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无疑，这是一个复古倒退、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丞相李斯抓住儒生“是古非今”这一点大做文章，肆意把这场政治上的论战扩大为一场思想独裁运动。他指斥儒生们是各尊私学、诽谤朝政的不法之徒。采取措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全部送交地方官“杂烧之”。有敢聚谈《诗》、《书》者，斩首示众；以古非今者，灭族；令下三十日不烧，罚修长城四年。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这就是古代图书的第一次大厄运。秦火一炬，不仅把自战国以来形成的百家争鸣、自由民主的学术空气扫荡一空，而且把自夏至秦两千年文化、思想的结晶焚毁殆尽。秦始皇所焚，只限“非博士官所职”的私人藏书；秦政府藏书，则在项羽入关，火烧阿房宫时绝灭。两汉。刘邦消灭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公元前190年，汉惠帝刘盈解除秦禁，为图书事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到文景时期，“诗始萌芽”，很多过去被禁止的图书开始流通。汉武帝之后，昭、宣、元、成四帝，继续奉行以儒学为一尊的文治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政府典藏。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为了统一保管和检索这些图书，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令刘向领导校书工作，刘向校书19年后死去，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公藏目录——《七略》。同时，经刘向父子校写的新本，也被统一存放在汉王朝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中。《七略》反映了西汉一代典籍之盛。它著录的图书分为6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我国古籍被秦火一炬，项羽再炬之后，经西汉上百年的搜集，又达到如此水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盛事。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很快触发了汉末农民大起义。公元24年，赤眉军与更始军在长安互攻，汉宫室被焚，“礼、乐分崩，典文残落。”《文献通考》说：“王莽之乱，焚烧无遗。”西汉上百年的辛苦经营，在王莽改制引起的大动乱中，全被消灭。此为书厄之二。东汉光武帝刘秀极为重视政府典藏的恢复。《后汉书》上说：“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术阙文，补缀漏遗。”在刘秀的感召下，王莽之乱时携带图书，隐匿林野的学者“莫不抱负典策，云会京师。”公元25年，刘秀迁都洛阳，“经牒秘书”装满了两千余辆车。其后，明、章诸帝继续征集遗书，汉藏书最盛时“书增三倍，以其数计之，当为六千余乘。”汉末，天下大乱。公元190年，董卓扶持汉献帝西迁长安，行前纵兵大肆烧掠，“典策文章，竞共剖散。”乱兵把用绢帛抄写的图书拆开，大的粘连起来，用做车的帷幔和顶盖，小的制成口袋。运抵长安的图书，只有30余乘。公元195年，董卓部属李郭屠长安，随后，又在城中混战，使“符策典籍，略无所遗”，政府藏书，毁于一旦。此为书厄之三。魏、晋、南北朝，曹魏政权建立后，即着手搜集图书。政府典藏又渐丰富。公元280年，西晋统一全国后，公藏目录《中经新簿》著录的图书，多达29,945卷。但晋立国不久，先有延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继而于公元311年，刘聪率匈奴军攻破长安。经过这数十年大动乱的蹂躏，政府藏书“靡有孑遗”。后来，东晋著作郎李充以《中国新簿》检校政府藏书，已十去其九，见存者不过3,014卷。此为书厄之四。东晋至陈，政治动荡，干戈不息，晋怀帝时，士人们大批逃往江南，从中原地区带去了一些图书。公元417年，刘裕消灭羌族人建立的后秦，攻战长安，流落在中原的图书又都归于南朝。公元421年，谢灵运造《四部目录》，著录图书64,582卷，但不过60年后，梁武帝萧衍攻灭南齐，“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公元549年，侯景叛乱，兵逼宫城，烧“东宫图籍数百厨”。后来，梁元帝派大将王僧辩等平定叛乱，将幸存的文德殿藏书及公私典藏共7万余卷载运江陵。5年以后，西魏大将于谨、杨忠攻江陵。梁元帝见城将陷，“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14万卷”（包括文德殿藏书）。并振振有词地说：“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城破，魏军于余烬中收拾残遗，所得仅4,000卷。此为书厄之五。随、唐。公元581年，隋文帝灭周，接收周朝图书15,000卷，以梁代书目检校，只得其半。583年，秘书监牛弘上书，指出自春秋之后，图书已历五厄。如今承南北乱离，政府典藏，亟需扩充。随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同年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此后，“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公元588年隋灭陈，大将高颖接收陈朝图书。自此，分散的图书，开始向统一的王朝集中。隋炀帝即位后，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典藏，在继续征书的同时，增补学士官120人，专事修撰新书。《唐书·艺文志》说，随藏书最盛时，有37万卷，为封建社会中政府藏书的最高峰。以后，虽经秘书监柳校定，除去重复，尚有77,000卷。隋末，天下大乱。隋炀帝于公元616年逃往江都。618年，隋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攻入宫中。37万卷图书，经兵火后“其目中并无一页传入后代”。此为书厄之六。江都之外，洛阳尚有8万副本。公元628年，李世世攻占洛阳，派人押运这些图书沿黄河西上，欲送归长安。结果“皆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唐代聚书，自高祖时即已开始。以后太宗、高宗、继续征集遗书。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政府典藏，达于极盛。公元719年，唐玄宗“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写定“两都（即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以前图书53,915卷，唐学者自著书28,469卷，总8万余卷，可谓大观，开元藏书，至安史之乱，一朝倾覆。史称“禄山之乱，两都覆灭，干元旧籍，亡散殆尽”。又说：“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此为书厄之七。安、史乱后，唐政府极力重建政府典藏。唐代宗时，以千钱购书一卷，并设立拾遗史到江南寻访图书。唐文宗时，“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到公元836年，聚书又达56,476卷。但不过4年后，黄巢领导的农民军攻破长安。兵火之中，“内库烧为锦绣灰。”此次聚书，又成虚话。不过，据史书所载，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闾里晏然”。因此，足证唐宫室并非义军所焚，而是唐溃兵所为。此为书厄之八。宋王朝对于民间图书的征集，也很重视。公元966年，宋太祖下诏征募遗书。以后，北宋每一个皇帝，都倾全力搜集图书，凡献书者，不仅能得到优厚的赏赐，而且有可能被授以官职。因此，当时民间献书十分踊跃，政府藏书增长极为迅速。总历朝所得，共6,705部，73,877卷，可称一时之盛。但若与隋、唐盛时相比，则所差尚远。北宋末年，金朝入侵。公元1126年，金陷汴京，“即取秘书录”。次年，金朝扣压宋钦宗为人质，索取北宋全部藏书及印版。两个月后，宋援军云集京师，金军仓皇北还，“秘阁图书，狼藉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此为书厄之九。宋高宗建立南宋后，命令秘书省负责重建政府典藏，并“屡下搜访之招”给献书者订下优厚的赏格，“自是多来献者。”公元1177年，秘书少监陈编制《四库书目》，著录图书42,817卷，到宋宁宗时续作书目，补进14,943卷，从数量上看，与北宋藏书已相去不远。但据宋代学者洪迈考，宋太宗时辑成的大类书《太平御览》，引书1,690种，至此已十之七、八。可见南宋藏书，多为新着。南宋末年，与元军攻战频繁。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随后，又追逐宋端宗，宋卫王于南海。战乱中，南宋图书尽皆遗散。此为书厄之十。 钱谦益绛云楼大火。清初钱谦益（1582--1664）的绛云楼大火，便可以说是中国藏书史上一大损失。钱谦益自己则以为："汉晋以来，书有三大厄。梁元帝江陵之火，一也，闯贼入北京烧文渊阁，二也；绛云楼火，三也。"虽然沉痛与惋惜中的不无自负、自夸的成分，但是，把绛云楼火与社会动荡带来的灾难相提并论，足可见其受损失之惨。 乾隆焚书，是由大规模征集图书发展而来的。公元1772年，乾隆征书；到1774年，各省运抵京的图书已达万余种。这时，乾隆撕去伪装，下达了焚书令，表示要将有违碍字句的图书“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并告谕满汉官员，见到诋毁本朝的图书，应“共知切齿”，对搜集到的图书，要“细加核查”。此次焚书，一直延续了近20年。乾隆焚书，对我国文化典籍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仅据近人不完全统计，被禁毁的图书有3，00多种，6—7万部以上。此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图书之大厄。但是，焚书并不能禁止先进思想的传播，乾隆焚书不足百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明代学者胡应麟说：“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小小哉！”这个评论是很有道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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