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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是哪年“诞生”的？ 吴营洲 周汝昌在《曹雪芹小传》中写道：“雍正二年，岁在甲辰（1724年），四、五月之间的一天，江宁织造曹家里，传出喜讯，全家称贺：夫人生下一个麟儿，这就是后来称雪芹公子的《红楼梦》作者，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世界文学之林的第一流的小说家。”[1] 由此可知，周汝昌将曹雪芹的生年定在了“雍正二年”（1724年）。 为什么他会这样认定呢？其“根据”是敦诚的两句诗：一是《挽曹雪芹》里的“四十萧然太瘦生”，一是《挽曹雪芹·甲申》里的“四十年华付杳冥”[2]。因为诗里均有“四十年华”这样的字样，所以便认定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然后按照他认定的“曹雪芹病逝于1764年”的说法，再往上推“四十年”，就是“雍正二年”了。 然而我认为，无论是参照史料，还是依照情理，周汝昌的这种说法未必正确。 首先，他的立足点不对，不该把立论的依据建在“诗”上。“诗”是一种特殊文体，既有平仄对仗等讲究，又受合辙押韵等制约，再加上遣词炼字等因素，有时不得不“削足适履”，因此并不能把“诗”当成“信史”来读。正如许多红学家所说的，此处的“四十年华”只是“举其成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十整岁”。周汝昌依此为据所做出的“推论”，当是沙上起楼。 曹雪芹的另一朋友张宜泉，也有一首挽曹雪芹诗——《伤芹溪居士》，此诗的题记称：“其人（曹雪芹）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3]这个“年未五旬”，当是曹雪芹辞世时的“真实年龄”，因为写这样的句子不需要任何雕饰。至于敦诚为什么说“四十年华”而不说“五十年华”，依我看来，当有种“天妒才俊”的悲剧意蕴或悲愤情绪。 其次，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是在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那么，他的初评时间，当是在乾隆十七年（脂砚斋基本上是每隔两年评批一遍），也就是说，《石头记》的初稿草成，当是在乾隆十七年。而在甲戌本的凡例中，有两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一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一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我们虽不能把“批阅十载”或“十年辛苦”一定理解为写了“十年”，但大致情况恐不会差。所以说，自乾隆十七年上推十年，即乾隆七年，该是曹雪芹着手写书的年份。而乾隆七年时，以周汝昌的观点，曹雪芹才十九岁左右。如此年轻的一个人，几乎是没有任何人生阅历的。这个岁数的人，若是能写几首诗、能谱几支曲、能唱几出戏有人信，若是就开始构思写作《红楼梦》这样一部深邃缜密的鸿篇巨制，打死我我都不信。周汝昌还称：曹雪芹年轻时不听话，被他父亲“钥室三年”，即在一间屋子里关了三年，结果曹雪芹便把《红楼梦》写出来了[4]，则更是荒诞不经！ 第三，按照周汝昌的观点，到雍正五年曹家被抄时，曹雪芹还不足四岁。一个不足四岁的孩子，如何会有“富贵场中、温柔乡里”的那些记忆？如此一来，敦敏赠曹雪芹诗里的那些句子，“废馆颓楼梦旧家”，“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恐怕就成了无根之木。这也明显与《红楼梦》开卷“作者自云”中所说的自己曾有过“锦衣纨绔之时，饮甘餐肥之日”相矛盾。周汝昌为了自圆其说，于是就杜撰了曹家二度中兴的神话。但曹家如何中兴，也“中兴”不到曹家在南京时的规模，遑论诺大之贾府[5]。 所以，曹雪芹的生年，不会是“雍正二年”，而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1]周汝昌：《曹雪芹小传》，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第25页。 [2]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2页。 [3] 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8页。 [4]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第564页。 [5] 曹家在南京时，曹家及上下仆从约一百多口，而《红楼梦》中，贾家及上下仆从约四百多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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