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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敏《隶书录东坡语轴》 纸本隶书 72.5× 50.5cm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从传统中求创新—谈清代隶书 文/王晓云 隶书，起源于战国后期，成熟于西汉，由于许多艺术家们的刻苦研究和辛勤努力，到了东汉末期，隶书艺术发展到了高峰时期。至今流传下来著名的汉碑约有一百多件，而且新出土、新发现的汉隶仍在继续不断地问世。但是，自东汉以后，千余年间，隶书艺术又处于江河日下的局面，以擅长隶书的书家寥寥无几。一直到了清代，善于隶书的书家才犹如雨后春笋，频频破土而出，其间不仅人才济济，大家辈出，而且流派纷呈，各树一帜。
桂馥《隶书轴》 85.8×49.8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初，由于康熙、乾隆二帝偏爱董其昌、赵孟頫两家，书坛仍是帖学的天下，正所谓：「上之所好，下必甚矣。」加之「馆阁体」的流行，因此沉闷板刻、纤媚软弱的书风笼罩书坛。直至嘉道时期，碑学的大兴，方才冲破这一局面而形成了雄强质朴的书风，成为我国书法史上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披自官厨之后。」凡两周金文、简帛残纸、秦砖汉瓦、六朝墓志、残碑断碣、片石只字，皆成文人学者、艺术家的考证、探索、研究的重要资料。伴随这一风气的是提倡碑学理论著作的问世。清初，郭宗昌的《金石史》、顾蔼吉的《隶辨》、万经的《分隶偶存》等在汉隶理论阐述方面卓有建树，为清代隶书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代中叶，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首先倡导碑学，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以贬帖扬碑为旨，在理论上树立了碑学的地位。碑学的形成，对当时的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而激起了许多书家学习和研究汉隶的兴趣。尤其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问世，使碑学成了有实践，有系统的一个流派，从而使碑学在书法史上占据了应有的席位。金石考古学的盛行，兴起了碑学，而隶书则贯穿于碑学之中，丰富着碑学的内容，影响着碑学的发展，在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黄易《隶书授其为复八言联》 南京博物院藏 史料的不断积累，理论的渐次建立，创作实践的逐步升华，促使具有时代特点的众多隶书大家在艺术宝库中寻觅探求。他们并不墨守陈规，而是法古开新，敢于直抒胸臆，力图在学习、继承传统的过程中找到一条表现自我风格的道路。
阮元《隶书刘光李如七言联》纸本隶书 124×25cm×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擅长隶书的人，初期有王时敏、周亮工、郑簠、王澎等，继有桂馥、金农、邓石如、黄易、伊秉绶、阮元、陈鸿寿等，至晚清则有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赵之谦、杨岘、俞樾（yue）、杨守敬等。他们都能自成一家，各有建树。如果以对隶书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而言，上述人中，金农、邓石如、伊秉绶可以作为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三人的创作实践，分别体现了清人在学习、继承、发展汉隶的道路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俞 樾《隶书七言联》 133×31.8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金农（一六七八——一七六四）嗜奇好古，收藏古代碑帖拓片逾千数，见多识广，而又好学勤练。如他所说：「上自五凤石刻，下于汉唐八分之流别，心摹手追，私谓得其神骨，不减李潮一字百金也。」他书写隶书时喜用佳墨，落笔时，饱蘸浓墨，横截而出，用笔有圆有方，笔画横粗竖细，显得刚健犀利，自有一种清劲之气扑人眉宇。他写的隶书，常见的有两种，一种以圆笔为主，一种以方笔为主。方笔的隶书，常常写得像漆刷刷成的样子，所以被人称为「漆书」。这种隶书，一反汉隶的常规，以偏侧的笔锋行笔，这在当时，可说是一种大胆创新。汉隶由篆而降，破圆为方，加强了运笔的轻重徐疾，书体为之一变。但笔笔中锋的原则在汉隶中仍被广泛使用，而金农却能于千余年之后，在隶书中冲破这一法则，破中锋为侧锋，以侧为主，中侧并用，这不能不说，在当时是对汉隶在用笔上的一大突破。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说，中锋、侧锋，既是互相对立，又是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魏晋以后，就被书家运用于行草之中，金农又用于隶书，这给隶书的用笔增添了新的内容，给隶书的体势增加了色彩。在结体上，金农冲破汉隶中以方扁形取横势的结体方法，其「漆书」的结体则是方而见长，上大下小，形成了上宽下窄的倒梯形，或像蘑菇状，又如一个在高杆上表演的杂技演员，使人初见摇摇欲坠，惊心动魄，细察却又稳稳当当，极有奇趣。
杨岘《隶书节录焦氏易林句轴》 132.3×63.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曾被赵之谦称为「国朝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书以隶为第一」的邓石如（一 七四三——一八〇五），隶书虽然以汉碑为宗，但并未在碑学兴盛之际过分地鄙薄帖学。相反，他能将帖学中的恣意、奔放、潇洒、遒丽的风姿与汉碑的浑厚、稳健、质朴、古拙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他独特的厚重飘逸、刚健婀娜的风格。
杨守敬《隶书四条屏》纸本隶书 148×39cm×4 早年，邓石如客居江南举人梅缪家中八年，得以博览梅家所藏碑帖。他每日天色未亮起床磨墨，贮入盘中，到深夜把墨汁用完后才入睡，寒暑不辍，五年篆书成，后又沉浸于汉隶之中，悉心临摹《史晨》、《华山》、《张迁》、《白石神君》、《校官》、《孔羡》、《受禅》、《大飨》碑各五十通，三年分书成，为此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本功。从他的隶书观之，不但具有《史晨》的虚和，《校官》的丰茂，《张迁》、《白石神君》的凝整，而且更有《石门颂》的肆意，《曹全》的秀韵，《泰山》、《峄山》的浑厚，《夏承》的奇瑰。由于他有深厚的篆书功底，因此笔画丰满圆润，犹有「绵里裹铁」之意。在用笔上，他方圆相参，中锋行笔，方中寓圆，圆中兼方。横画收笔处，虚按平出，捺笔犹如飞瀑直下，形成独特的韵味。加上他善于驾驭羊毫软笔，线条圆润郁屈，而又变化莫测，显得涩而不滞，枯而不板，滋润而不臃肿；结体能各尽姿态，通篇字形，忽大忽小，忽扁忽方，忽长忽短，随字而变，于参差错落中，有妙合自然之趣。犹如水淮边群鹤，有的昂首远眺，有的引颈探物，有的收身梳羽，有的放翅疾飞。真可谓「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的境地。难怪康有为评其书曰：「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禩（si）。」(《广艺舟双楫）酿蜜不留花，可见邓石如是一位广收博采，集大成式的隶书大家。
《司马光佚事漆书轴》纸本 1738年作 95.5×31.5cm 台湾兰千馆藏 与金农、邓石如相比较，伊秉绶（一七五四——一八一五）的隶书堪称群山之中的又一奇峰。他的隶书是把汉隶中方整一类的《校官》、《衡方》、《郙阁》、《张迁》等名碑的特点熔为一体，而又加以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用笔上常破汉隶中逆锋嵌入的「蚕头」落笔方法，而用楷书起笔时的侧锋着纸，然后以篆法运行，结尾往往截然而止，形成横画的斜头，而波画收笔处也不强调其雁尾。他又把颜真卿楷书中横细竖粗的笔画变化与之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他在用笔上的独创之处。笔画圆融丰腴，体势端庄平正。在结体上，看似方整匀称，实则方中寓奇。往往出人意外，故正而不呆。气势雄伟，格调高古，大巧若拙。所以有人称其书有庄严富丽的庙堂之象。此话不无道理，观其书，令人感到胸襟开阔，大有登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恢宏气度。
金农《隶书四言茶赞轴》 纸本 170.2×48.2cm 1745年作 扬州博物馆藏 金农的冲破陈式，自创新意；邓石如的综合群碑，集隶书于大成；伊秉绶的学古变古，大开大合，既是他们各自艺术个性的充分表露，又是清人学习传统、追求创新的成功经验的集中体现。隶书的发展，就整个书法艺术的发展而言，具有特殊的作用。潘伯鹰先生曾经指出：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化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因为草书和楷书是千余年来流行的书法，它们在形体上，由 隶书衍进……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隶法的各种变化……自从有了它，中国的书法才形成了由它而下的一条书法大河流。（《中国书法简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想，研究乃至借鉴清人在隶书方面的继承和创新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将会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邓石如篆书
邓石如《四体书册》（局部） 嘉庆二年（1797）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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