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中医人，我们都希望能找到明师，得其耳提面命，从而提升自己的医术。本文我想从大司天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上的哪些医家可以做我们的明师。
中医离不开临床，而临床离不开患者与疾病。要想提升治病的水平，就离不开五运六气。《内经》明言：“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可见《内经》很重视五运六气，其实是把天地与人密切联系起来，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一个中医人的医学理念与他所遇到的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一段时间之内，受五运六气的影响，往往会出现类似病机的疾病。其中尤其是大司天，对于了解数十年的疾病规律极有好处。如果我们能关注大司天，也就能大体知道生活在这个大司天之下的中医人的学术思想了。
所谓大司天，其实也是五运六气。古人观察宇宙、天地、万物、人与疾病，总结其规律，并推导环境的时气、六淫线索，发明了五运六气。
五运六气以60年为一个周期，分析每年的运气变化规律。而大司天则以3600年为一个周期。可以说，大司天是对60年的时间内的时值主气的概括。历史上的每位医家的行医时间多在一至两个大司天之内，因此我们可以尝试着从大司天角度对当时主气、物候变化进行分析，以分析当时疾病主气，从而推导这位医家学术思想形成的原因。
大司天以60年为基本单位，前30年为司天主气，后30年为在泉主气。当下我们生活在第七十九甲子（1984年-2043年），前30年（1984年-2013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后30年（2014年-2043年）为少阳相火在泉。
现在为2022年，处于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的时期。简而言之，我们当下处于风木和相火当令的大司天，人受风木和相火影响，人群也会有相应的疾病发生，而且这些疾病都与风木和相火相关。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治疗这些疾病呢？不妨找找历史上有没有与我们一样都生活在大司天是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的医家。我们阅读其著述，学习其学术思想，岂不是一条提升临床疗效的捷径！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医家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以下做一详细分析：
一、张仲景
张仲景著《伤寒论》之时在建安年间（196年-220年），而其述“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之大疫，当发生在建宁年间（168年-179年），方与史书记载疫情相符，而公元183年以前60年为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仲景出生于公元150年，去世于公元219年。仲景一生经历了两个大司天，34岁之前为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是为寒湿之气行令之时；34岁时步入第49甲子（184年-243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是为风火流行之时。
我们都知道，仲景的学术思想主要是治疗寒湿。那么，仲景在34岁之后一直生活在风火大司天之中，他再遇到疫病，还会用温阳的方法吗？今时我们所看到的《伤寒杂病论》是晋代王叔和整理而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卷，而仲景自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那么，余下的六卷在哪儿呢？清代大医吴又可、杨栗山和吴鞠通都认为，剩下的六卷应该是温病。吴又可说：“或谓温疫一症，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湮没，即《伤寒论》称散亡之余，王叔和补方造论，谬称全书。则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
可惜，世传的《伤寒杂病论》中并没有关于温病的记载，大概是散亡吧。但有幸的是，明清之后的温病医家对温疫做了大量的研究，足资我们学习。
二、傅青主（傅山）
傅山生于1607年，卒于1684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第七十三甲子（1624年-1683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显然，傅山后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与我们一样的大司天中，都是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那么，傅山的学术思想最值得我们学习。
以治太阳病为例，傅山与仲景完全不同。仲景所治太阳病为纯粹太阳寒水之证，药用桂枝汤、麻黄汤自然效如桴鼓；而傅山所治太阳病初起证，除了太阳本经之病外，不得不考虑厥阴司天、少阳在泉的大司天，所以要加用和解少阳枢机之方。
《傅氏男科·伤寒门》中“伤风”一节言：“凡人初伤风，必然头痛、身痛、咳嗽、痰多，鼻流清水。切其脉必浮，方用：荆芥、防风、柴胡、黄芩、半夏、甘草各等分，水煎服，一剂即止，不必再剂也的。”
此方治太阳病，却在辛温解表的基础上，合用了半个小柴胡汤。显然，这与傅山所处年代的大司天运气相关。
今时我们与傅山所生活的年代正好相差360年，由此说来，傅山的很多方剂于目前应用仍能取得很好疗效。有学者这样说：“很多医家称其虽药属时方，却效比经方，是时方诸家的巅峰。”这话似并不属于夸大之言。
三、姚法卫（姚僧垣）
姚法卫生于499年，卒于583年。而544年至603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有历史记载：姚僧垣46岁时，他才成为“殿中医师”，48岁时，“转领太医正。”显然，姚法卫医术的巅峰时间正好处于与我们同样的大司天之下。
姚法卫著《集验方》。观《集验方》用药，所治伤寒疫病多为厥阴风木之气所生之病，所用方剂基本上是《厥阴篇》的乌梅丸、桂枝剂、柴胡剂等。
比如，书中记载如：中风卒不得语，可采用煮大豆取汁，含咽；或水煮桂，取汁顿服的方法来治疗。
今时中风病多发，与当下大司天的木火偏旺有关。此法似亦可取，且不影响主流医学的救治。
四、吴又可（吴有性）
吴又可，生于公元1592年卒于1672年，第七十三甲子为1624年-1683年，大司天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而1624年吴又可为32岁，医术开始显现。可以说，吴又可的医学实践活动都是处于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的大司天环境之中的。
公元1641年辛巳年，疫病大流行。辛巳年，大运为水运不及，司天为厥阴风木，在泉为少阳相火。分析其五运六气：木火偏旺之年，逢水运不及，水弱不能制火，木火相生，故一派炎燎。吴又可于1642年著述《温疫论》，此时他50岁，在书中述及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嗣后但热而不憎寒也。……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卫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即谓当时之病，邪在少阳半表半里。
吴又可治疗木火偏旺所导致的温疫，用达原饮等少阳药，治之以全活甚众。
至了康熙二十三年，即公元1684年以后，天地大司天已经转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属于火燥运气了。时医遵用吴又可之书，每多效益。我的分析是，因为大司天初换，天地之间的运气暂时还相近。
然而到自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天地大司天转为第七十五甲子，为太阳湿土大司天，太阳寒水大在泉。时医再循吴又可之书治疗疫病，施治效果即变差。
日本人源元凯在所著《温病之研究》序云：“先大夫温恭府君（即源元凯，此序为其子德舆所写）也，天明戊申（即公元1789年，为第七十五甲子太阴湿土大司天），疫气流行。延门合户为之死者，不可胜计。当时疫气一变（即由君火变为湿土），而上盈下虚，属少阴证者多（即湿土证）。初尚依又可氏法而疗之，不能获救。于是焦神覃思，求有所以救济。适读岭南卫生方，始有所发。乃用附子，往往起死回生焉。自此以往，疗疫数百人，豁然贯通，左右逢源。”
今时我们生活在与吴又可一样的大司天环境之中，我也遭遇了新冠疫情。如何施治呢？我的观点是，当学习吴又可的理念，多考虑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这不失为一条救治当下新冠肺炎的途径。
五、戴天章
戴天章生于1644年，卒于1722年，为江苏上元人。第七十三甲子为1624年-1683年，大司天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第七十四甲子为1684年-1743年，大司天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戴天章认同吴有性的观点，赞其“独辟鸿蒙，揭日月于中天”。他感叹世医遇瘟疫，见其书而不用其法，仍拘于伤寒之法，揣其未得温病之辨证之法，以致民病温仍以温药治之，所以才于1675年著《广瘟疫论》。此时他31岁，正处于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的时间，这与我们当下的大司天完全一致。显然，此书的观点适合于我们当下的疫病。
分析其学术思想，因为厥阴主气，木旺则乘脾；更兼相火偏旺，民病脾土被抑、风气过亢；少阳相火主气则“火见燔焠”，民病“咳嚏、鼽衄，鼻窒日疡，寒热胕肿”、“心痛胃脘痛，厥逆膈不通”，且病“暴速”。显然，木火当令之下，民病多温。
戴天章的《广瘟疫论》一书继承了吴有性关于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所述的疫病相关内容，条理清晰，集理法方药于一体以治温病。且书中所述之症状与大司天联系非常密切。
六、王孟英（王士雄）
王孟英生于1808年，卒于1865年。1804年-1863年为少阳相火大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大体说来，王孟英主要生活在与我们差不多的大司天环境之中。
王孟英于1821年父亲重病不起而开始学医，学医三年后，于1824年开始行医，且医名雀起。《温热经纬》撰于1852年，此年王孟英44岁。也就是说从1824年开始至写成此书，王孟英已经积累了28年的临床经验。其学术经验当与相火和风木主司的大司天有相关性。
王孟英避太平天国之祸于上海时，正逢“霍乱大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实多”。王孟英的妻女亦死于霍乱。王孟英深感霍乱害人非浅，为救时人于水深火热之中，并慰藉妻女亲朋的在天之灵，由此而于1862年著述《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此时正属于厥阴风木大司天的环境。
可以说，王孟英一生所处年限的大司天为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风火相生，其气盛，民多病此。今时我们的大司天与王孟英的时代相似，都是木火偏旺之象，王孟英的医学思想也值得我们学习。
七、陈士铎
陈士铎的生卒年未详，大约生于明天启年间，卒于清康熙年间，共活了八十岁。明朝天启年间是公元1621年-公元1627年，共七年；康熙年间则从1662年至1722年，共六十一年。
我们可以大体判断，第73甲子的下元为1624年-1683年，陈士铎即出生并生活于这个时期。此时的大司天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与现在的大司天完全一致。由此可以判断，陈士铎的医学思想几乎都受着风木与相火的大司天影响。
陈士铎比傅青主约小20岁，因博学且精于医被傅青主选为传人，所以陈士铎的医著中，常大段大段地抄录傅青主的文章。而且傅青主的几乎全部医学心法都被陈士铎所继承，并且记录在他的医学全书中。我们要学习傅青主，不妨连陈士铎一起学习，二人都生活于同样的大司天，陈士铎的医学思想与傅青主也基本一致。
从二人的经验来看，都着力于肝肾之阴。从二人的用药习惯来看，排名第一的药味是白芍，其次是当归、熟地、生地。这个用药理念显然与大司天的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有相关性。
八、许叔微
许叔微生于1079年，卒于1154年。正逢1084年-1143年的大司天为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按历史记载，1143年，64岁的许叔微将“已试之方，及所得新意，录以传远，题为《普济本事方》”。可以说，《普济本事方》中的用方用药思想即受着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的大司天影响。
至1149年，许叔微70岁，将平生运用经方的案例整理编撰成书，定名《伤寒九十论》，书中选择了九十个不同的伤寒病案，结合个人的见解加以剖析。我的观点是，虽然从1144年已经进入阳明燥金大司天，但这些医案应该主要是在相火与风木的大司天中诊治的。比如，书中治热入血室用小柴胡加地黄汤；用大柴胡汤治二阳合病，等等，显然都有木火之病机。
我平时喜读《普济本事方》，此书辑方非常切于临床，为许氏多年“刻意方书”所积累的验方汇编，书中用医案医话形式写就论证73则，见解精辟，值得我们每个中医人参考学习。
九、吴鞠通（吴瑭）
吴鞠通生于1758年，卒于1836年。他在三十几岁后才渐渐开始行医。在他46岁时进入第76甲子（1804年-1863年），大司天为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正值火风主事之时。
吴鞠通于1798年完成《温病条辨》，那年他40岁，之后于1813年才正式出版。书中专论温病的三焦辨证，记述了十一种外感病，包括风温、温热、瘟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温、湿温、寒湿、温疟、秋燥，其中有九种都是温热性质的疾病。有人认为：应该说与他所生活在火风主事的大司天运气中，所见多为温热之病相关。我却认为，吴鞠通其实是在第75甲子写出《温病条辨》的，而第75甲子（1744年-1803年）为太阴湿土大司天，太阳寒水大在泉。
当然，要学习关于少阳相火大司天与厥阴风木大在泉所导致的疾病，吴鞠通的书还是要读的，只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吴鞠通在写作《温病条辨》时，其实并非生活在这个的时空之中。
小结
近几十年来，我国逐渐成为一个肝病大国，这与目前第七十九甲子（1984年-2043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有相关性，毕竟风木内通于肝，相火内通于胆。
我从临床来观察，今时之人普遍存在着木气偏旺的病机，由此导致了多种慢性疾病高发，比如，高血压、中风、甲亢、青光眼、耳鸣等等。
而且，今时普遍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这也诱发了木气的炽盛。两者叠加，造成人群中肝气不舒畅者高发，少阳病高发。
再者，从文献检索角度来看，近年很多医家都喜欢用柴胡剂，也说明了大司天运气的影响。就我而言，每天都不离柴胡剂，并非我喜欢用柴胡剂，实在是临床所见诸症状，基本上符合柴胡剂的主治范畴。
我的思考是，如果我们重视五运六气（包括大司天）理论，并且学习处于与我们相同或相似大司天的前代医家的临床经验，必能提高我们的临床治病疗效以及用方用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