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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毛主席在延安，会见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后，她说：“毛泽东是孤独而内向的，在他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 然而，史沫特莱不知道的是，在她采访毛主席的前一年，即1936年，同为美国记者的埃德加·斯诺，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采访。 1936年，7月15日，斯诺首次见了毛主席后，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比一般的中国人高，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 初次谈话，毛主席以他幽默的谈吐，豪迈的性格，以及高瞻远瞩的远见，让斯诺感受到了中国革命领袖身上，拥有着掌握命运的力量！ 但就像史沫特莱说的那样，斯诺也感觉到了毛主席内心的孤独。对此，他以自己的真诚，以及他对中国深深的爱，和对中国革命者的理解，成功地打开了主席的内心。 在那一段艰苦斗争中，毛主席已经许久没有与人促膝谈心了。在向斯诺打开内心时，他凄然地告诉斯诺：“我只是这个世界上打着漏伞的独行僧。”随后，毛主席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的妻子贺子珍在一旁听得直流泪，因为这些连她都不知道。 在谈到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时，毛主席道：“中国战胜日本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最主要的！” 斯诺在保安期间，几乎每天都去主席的窑洞看望他，主席也经常邀请斯诺吃饭。之后，毛主席和斯诺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十多次彻夜长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毛主席很重视同斯诺的每一次谈话，为此，他常常搁下大堆的报告，取消一些会议。因为对他而言，这不是他个人同斯诺朋友式的交谈，而是通过斯诺媒体记者的身份，第一次向世界发表谈话。 主席非常信任斯诺，准许他在红军前线随便采访和拍照，并对他的笔记和照片不加任何限制和检查。而斯诺也非常正直公正地将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记录了下来。 他写道：“毛泽东的生活和一般红军战士没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只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一次，斯诺提出要给毛主席照相，他高兴地答应了，然后他们到窑洞外面。可是等斯诺找好拍摄角度，才发现毛主席的头发太长了。斯诺便说：“戴上帽子才更像个红军领袖！” 只是，当时一时找不到多的红五星军帽，于是，斯诺就将自己头上戴的那顶崭新的帽子取下来，戴到了主席头上。就这样，一张毛主席身穿蓝灰色军衣，头戴灰色红五星帽的珍贵照片就此诞生了。 当毛主席看到这张照片后，十分感慨地道：“我从来没想到，我这个一向不修边幅的人，照出的照片会这么好看，感谢斯诺！” 照片中的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像极了燎原的星星之火，它将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传遍了全世界。 而知己间的惺惺相惜，让斯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将这顶军帽视若珍宝，走到哪带到哪，甚至漂洋过海带到了美国、瑞士。后来，斯诺去世后，他的夫人将这顶军帽赠送给了中国，之后一直被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访问结束后，斯诺与毛主席依依惜别。不久后的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等历史巨著问世了。这本原名为《西行漫记》的著作，就像焰火一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很快，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出版。 之后，斯诺成为了毛主席对外交流的使者，并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到了西方世界。期间，他因为发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受到美方的排挤和打压。后来，斯诺离开美国去了瑞士定居。 斯诺先后共5次访问中国，最后一次是1970年8月，历时半年之久。这一年12月18日，毛主席就中美关系，同斯诺进行了5个小时长谈。他对斯诺说：“尼克松如果想来北京，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来，不要公开。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愿跟他谈，谈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1971年2月，毛主席最后一次与斯诺会谈，谈话结束后，他把斯诺送到门口，然后对斯诺说：“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的关系都是持久的！”然后毛主席用了英文单词standing。可见他这时已经在努力学习英语了。 1971年，斯诺得知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后，很想再次来中国采访，却突然查出已到癌症晚期。为此他请求主治医生：“一定想办法让我活到尼克松访华那一天，我希望能够亲眼看见他们的手握到一起！” 遗憾的是，斯诺最终未能如愿，在尼克松访华的前三天，他去世了。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临终前，用尽全身力气喊道：“我热爱中国！”斯诺曾希望在他死后，能将他的骨灰留些在中国。毛主席遵从了这位挚手的心愿，将他安葬在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头条创作挑战赛# #打开眼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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