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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近思录．卷之七》第二十六条：孟子辩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 这段话讲的是对义、利二者的认识。朱熹在这段文字中，对孟子所说的义利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细细分析一下。 孟子所说的舜、跖之分，有个典故：孟子说，闻鸡而起，孜孜不倦行善的，是舜一类的人；闻鸡而起，一刻不停地求利的，是盗跖一类的人。因而孟子说，二者“只在义利之间”。 对于孟子的这段话，朱熹的重点放在了“间”上。朱熹认为：这个间，说明二者相距不远，意思是说，孟子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区分的并不是很深。一般情况下，对于义、利二者的计较、取舍，只能表明了二者是同时存在于人心，因而说是“天下之常情”，就是俗人的通用标准。而圣人，则从不计较利害，也就是在义与利之间不做取舍、计较，凡事只以“当为不当为”而定，从不想“利”，因而无关利害。 其实，孟子说的“义利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妥。二者说远也远，是圣贤、与凡俗之远。说近也近，为善与恶的一念之别。孟子说的重点在于通过“义利”的取舍来区别这两类人。而朱熹所说，则是放在“义、利”自身上。
本质上，义与利之间本没有区别。“义”，仍然需要在“利”上体现。如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意思很明确：只要有利于国家，个人生死都是小事，不会考虑到祸福、利害而有所取舍。这里面体现的生死大义，其实还是以“利国家”为目的的。仍然通过“利”体现“义”。 《大学》最后这样写道：“是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义与利本是一体两面，一直没有分开过。 附：林则徐被贬新疆时写的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 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 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 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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