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在杂志上看到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并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遂就“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条寻其出处，参考姜国柱教授所著《儒家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当代价值》一文中关于义利之辨的内容，摘引古人相关论述.

 

　　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见利思义”（《宪问》）;“子罕言利”（《子罕》）。

 

　　《孟子》开篇就是孟子向梁惠王阐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大道理，《尽心上》中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但通观《孟子》全书，多次提出制民之产的富民思想，可知他所排斥的利是指君王的私利，包括君王富国强兵，追求增强对外征战的国力也归为其私利。

 

　　《荀子大略》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倾向于人性恶，所以以礼义节制利欲。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则云：“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所制白鹿洞学规即引后一条，但“不计其功”与“不急其功”实际上颇有相差。

 

　　朱熹指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于李先生书》）“将古今圣贤之言，剖析义利处，反复熟读，时时思省义理何自而来，利欲何从而有，二者于人，孰亲孰疏，孰轻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缓孰急。……久之须自见得合剖判处，则自然放得下矣。”

 

　　叶适：“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看见颜习斋和李恕谷也都说过此问题。

 

    颜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孟子极驳利字，恶其掊克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李说：“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语具春秋繁露，班书误急为计，宋儒遂遵此为学术，以为事求可、功求成，则取必于智谋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请问行天理，以孝亲而不思得亲之欢，事上而不欲求上之获，有是理乎？”

 

    另，周作人也有《道义之事功化》一文，讨论这一说法。文章颇有趣，值得一看。

 

    新近（08。04.03）又看到一则材料，《近思录》：“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程颐语）

 

     再补充一则材料（12.11.03）：严复在《原富》按语中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金科玉律做了批评，“民之所以为仁若登，为不仁若崩，而治化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东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途，此其用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之论，为之先声焉，而斯密之言，其一事耳。”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大命题，利其实有公利、私利之分，在义利之辨中，各家各派都不能否认过追求公利的正确性，但客观上由于重义轻利，导致培养出一批讲空头大道理的士大夫，却拙于实际的事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个人修养来说，否定“虽尧舜不能去”的“民之欲利”，把义利对立起来，以极高的标准来要求普通人，也导致了普遍的“说一套、做一套”，恐怕不如承认利的正当性，以义来调节引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