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往事（七）营救：与敌人面对面的较量
来源：《甲10号》
营救被捕同志，是特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营救，是与敌人面对面的较量，既要斗勇，更要斗智。既有文的一手，又有武的一手。
文的一手，当然是上策。但是，文救的前提是：被捕同志没有暴露共产党人的身份。
营救任弼时
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了。
在几个重要关口，任弼时都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那是1929年11月17日，任弼时一大早走出家门，去英租界的华德路竞业里，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
那天大雨，任弼时出门时告诉妻子陈琮英：12点回来吃午饭，下午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开会。
陈琮英从午饭开始等，一直等到天黑，也没见任弼时回来。又等到第二天清早，仍不见人影。地下工作，白色恐怖，凶多吉少。
陈琮英急忙去找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打听消息。果然，组织上刚得到消息，任弼时昨天被捕了。罗迈安慰陈琮英，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营救任务由周恩来布置给特科。任弼时是在英租界被捕的，陈赓找到杨登瀛，让他立即到英租界巡捕房打探情况。
了解到的情况是，任弼时是在开会地点遇上敌人的。
开会地点在竞业里一个石库门的两层小楼里。任弼时还没有到达开会地点之前，这个机关已经遭到搜查。英租界巡捕房在屋内埋伏了便衣侦探，驻机关的同志没有来得及发出报警信号。
任弼时在大雨中走近楼房，按习惯先观察有没有报警信号，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后，他就走上台阶叩门。门刚开了一半，他发觉情形不对，屋内有几个探头探脑的陌生人。
任弼时立即转身要走，便衣巡捕抓住了他的两臂。巡捕逼着这个机关里的一个女同志说出他的名字。这位女同志是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她以保姆的掩护身份住在这里管理机关。李灿英望了一眼任弼时，坦然说：“不认识。”
敌人不相信，可是也没办法。不料这个时候，李灿英4岁的孩子郭志成一见熟悉的任伯伯，就情不自禁地扑了上去。敌人不由李灿英辩解，立即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
在敌人从怀疑到抓捕这个短暂的关口，任弼时趁敌人不注意，把写有秘密文件内容的纸条塞进嘴里，咽了下去。
任弼时身上没有什么能暴露身份的东西了。但是，会议地址敌人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是叛徒出卖，那么，任弼时也可能被出卖了。
特科调查后，了解到的原因是，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张永和（化名张景云）遭到敌人搜查，从衣袋里搜出了一个竞业里的地址，敌人就拿着地址去搜捕，却没有搜到什么证据，只能把任弼时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拘捕。先押进英租界汇山路的巡捕房拘留室，当晚转到闵行路巡捕房，后来又关进提蓝桥监狱。
敌人对任弼时搜身，没有搜到任何文字材料，只搜出一张电车月票，上面写的姓名是彭德生。任弼时说，自己是个失业青年，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记错了亲戚家的门牌，才被误捉进来。
那时的月票上还要写家庭地址，这张月票是个假地址。特科立即在这个地址租到一间房子，让陈琮英搬进去住。果然敌人很快就来查对，陈琮英顺利地应付了过去。
严刑拷打之下，任弼时没有吐露丝毫口供，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时任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的周朴农与任弼时一起被捕。任弼时对他说：要注意隐蔽,我们之间要装着互不认识，敌人对我们虽有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
周朴农后来撰文回忆当时的斗争：
敌人不相信我们的口供，对我们两次用刑。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时对我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周朴农口述:《难忘的三十九天》,《浙江青年》1982年第12期)
身份没有暴露，就为聘请律师出面营救创造了条件。
中央特科决定延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在公审时做法庭辩护。
潘震亚是江西人，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反帝反清活动，江西法政学院毕业后办报纸，当律师。1920年加入国民党，先后结识了共产党人林伯渠、恽代英。1926年到黄埔军校授课时认识了周恩来、熊雄等共产党人，思想上日益进步，向共产党人李合林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不久大革命失败，李合林被害，潘震亚入党一事搁置。1928年，潘震亚离开广州到上海当挂牌律师，并在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授课，撰写了不少法学论著，很有影响。在上海他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担任互济会的顾问律师。多次以律师身份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出庭辩护，配合党组织开展营救工作，经常在经济上给予这些同志资助。
当时遇到中共负责同志被捕但身份未暴露时，中央特科多是聘请潘震亚出面辩护。负责营救工作的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对潘震亚评价很高：“在特一科的直接关系下有两位律师，一位是潘震亚，他是法学教授兼办律师事务，十分同情革命，我们有所求，他必应，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这次营救任弼时，潘震亚受聘担任辩护律师出庭。
同庭受审的周朴农回忆道：
11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北浙江路)开庭审判。我、弼时同志、张永和因同案同时受审。审判前，党派了潘震亚等两位律师为我们出庭辩护，并在候审室听取了弼时同志的口供。在法庭上，我们重复了在汇山巡捕房时编造的口供，随后，潘震亚律师出庭辩护，指出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滥捕无辜中国公民，是侵犯我国主权的违法行为。法官被问得词穷理亏，宣布休庭。等第二次开庭时，法官借口“危害国家安全”，判处张永和刑期两月，我和弼时同志刑期各40天。
宣判3天后，到了12月25日，租界里的西方人过“圣诞节”时，任弼时和周朴农同时被“减刑释放”，一起离开了提篮桥监狱。
营救关向应
营救关向应的过程更曲折一些。
关向应是在一家酱油店被捕的。这个店是中央职工联合会的秘密联络点。关向应在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王明打压，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安排到中央职工联合会负责工人运动。
这个联络点在英租界里，让叛徒出卖，关向应被埋伏的巡捕房侦探当场逮捕。
审讯时，关向应看到敌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就说自己名叫李世珍，刚从外地来沪谋生，有亲友住在附近，自己是到酱油店打听亲友住处的。
敌人看问不出什么名堂，暂时把他关在巡捕房里。
关向应被捕的时间，正在顾顺章叛变不久，中央机关正在紧急隐蔽转移中。
周恩来十分着急，担心顾顺章如果得知关向应被捕，关向应就有生命危险。恽代英就是在狱中被顾顺章出卖，暴露了真实身份被敌人杀害的。
营救关向应还有一个不利的情况。关向应被捕后，巡捕从他的住处搜走了一大箱文件，里面有一些机密文件。如果让敌人辨认识别出来，不仅会泄露党的重要机密，而且会使关向应的身份完全暴露。
周恩来即令陈赓迅速刺探情况，再订营救方案。
杨登瀛按陈赓要求，去巡捕房打探。得知巡捕房的英国人也正在对这一箱文件发愁。英国巡捕在审讯中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东西，就很想从这一大箱文件中找到线索。但是，文件数量大，英国巡捕中又没有懂汉语的人员，华人侦探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难以鉴定这些文件的性质和重要程度如何。
此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听说英租界巡捕房搜到了一箱文件，很感兴趣，前来交涉，希望能将案件和文件移交给他们。但是，英国巡捕房西探长兰普逊不愿意轻易移交，如果这些文件有价值，他也想给自己积攒一些资本。
周恩来与陈赓商定，营救就从这批文件入手。
杨登瀛去见兰普逊，表示愿意帮助巡捕房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求之不得，痛快答应把文件交给杨登瀛过目。杨登瀛说，我没有功夫，我可以找一个这方面的“专家”。
这个专家，就是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周恩来给刘鼎交代说，要把所有手抄、复写的文件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
陈赓又嘱咐刘鼎，不要把关向应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一来怕他知道了会胆怯，影响营救；二来，杨登瀛毕竟是从敌人营垒拉出来的关系，而且当时他为我工作的态度有些变化，不似以前积极，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必要的。
于是，刘鼎作为杨登瀛的“专家”，走进巡捕房存放文件的房间。他关起门来，仔细审查了全部文件，把手抄和复写的文件全部抽出来，藏在身上。离开巡捕房时，手里拿了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
鉴定完毕后，杨登瀛按陈赓的嘱咐告诉兰普逊：被捕的人是一位学者，从他家里抄出来的这些文件，都是些学术研究资料。
兰普逊一听，既然不是重要犯人，没有什么价值，就把文件扣下，把人移交给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龙华看守所。
关向应在警备司令部的审讯中，仍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警备司令部没有看到文件，没有证据，加上狱中党支部的尽力保护，关向应的真实身份一直未被敌人识破，这就为下一步营救创造了机会。
周恩来让陈赓抓紧营救，以免夜长梦多。
下一步营救要面对的是国民党的司法审判机构，必须走律师这条路。
陈赓将任务交给在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部长黄慕兰，安排黄慕兰去见进步律师陈志皋，还指派陈志皋的好友、共产党员孙晓村居中引见。
黄慕兰出身于湖南浏阳一个开明之家，名校受过教育，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通文知礼，长于社会活动。
黄慕兰扮成上层妇女，由孙晓村介绍见到陈志皋律师。黄慕兰说，我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自己是到上海来找职业的。黄慕兰这样表明身份，目的是要让陈志皋知道她是个革命妇女，对他没有什么隐瞒，以便建立起必要的信任。
黄慕兰还说，家父黄颖初是湖南知名人士，当年曾经帮助谭嗣同整理编撰《仁学》，并支持变法维新。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姑表兄。他到上海来做小生意，不知为什么，被当作共产党抓去了。但他确实不是共产党人，所以两家的亲友们都要我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搭救他。黄慕兰最后又说：“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
陈志皋律师，是特科精心选择的辩护人选。
陈志皋出身浙江海宁的一个世家门第，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时就有左倾思想，当学生时就曾主动请做法官的父亲保释过因学生运动被捕的进步同学。
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退休前在上海法租界做过十八年的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是一位开明法官。他任庭长时，开释过坚持民主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为此给他写过感谢信。
陈其寿与黄金荣有很深的交情。黄金荣辛亥革命前曾在苏州涉及命案，陈其寿正在苏州做官，据理没有判黄死刑。黄金荣后来成了上海帮会“大亨”，在法租界巡捕房做了探长，他口口声声称陈老先生为“恩公”，每年都去拜年。陈志皋当律师后到法租界巡捕房办案，黄金荣都是很客气地称他为“二少爷”。
陈志皋大学毕业后挂牌当律师，陈老先生在鸿运酒楼摆宴给他拉场面，上海法政、金融各界许多名人都来捧场。
陈志皋开业不久，遇上法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几位工友被法租界巡捕打伤，工会要控告巡捕房，但是一般律师不敢接这样的案子。陈志皋接了案子，义务辩护，取得胜诉的结果。电车工会因为他拒不收费，给他送了一面刻有“正义之光”的银盾。
陈志皋听了黄慕兰的申述后，痛快接下这个案子，并约定时间，由孙晓村陪同，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老太爷”的同情和支持，运用他的影响力解决此案。
孙晓村是陈志皋的好友，常去陈家，谈吐很有教养，给陈老太爷的印象很好。
陈志皋对他父亲说：孙晓村想介绍一位黄小姐前来拜谒，还说黄小姐的父亲当年曾跟谭嗣同一起整理过《仁学》，支持过变法维新运动。老太爷很敬佩谭嗣同，听了这番介绍，还未见面，就先对这位黄小姐有了好感。
陈志皋又对父亲说，黄小姐的表哥是个小商人，被当局误认为是“共产党嫌疑犯”抓起来了，她就是为此事来求助的。老太爷听后说：“这年头，把辛亥革命的成果都断送掉了，连年军阀混战，到处苛捐杂税。共产党，共产党！哪有那么多人愿意冒着丢脑袋的危险去做共产党啊？还不都是给那些新军阀和贪官污吏们逼的吗？官逼民反嘛！”
黄慕兰随孙晓村到了陈家，老太爷一看，黄小姐举止谈吐端庄大方，很有教养，因此非常客气。黄慕兰告辞后，老太爷对老太太说：“怪不得闰儿（陈志皋小名）常在我们面前提到黄小姐，这位黄小姐书卷气很重，很秀气，谈吐举止很高雅，确实像个书香门庭出身的小姐……” 陈老太爷对黄慕兰有了很好的印象，随后将黄慕兰认做了干女儿。
营救开局顺利。
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叫赵韵逸，参加过北伐战争，退伍后到龙华当了法官，他家里和陈家是世交。陈老太爷打电话约他到家里来，又让陈志皋通知黄慕兰到家里一起午餐。
席间，老太爷开门见山对赵法官说：“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她父亲黄颖初当年是谭嗣同的幕友，为他整理过《仁学》。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口供怎么样？”赵韵逸说：“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老太爷就说：“是啊！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这个案子是志皋接办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赵韵逸忙说：“陈老伯，我回去再看看案卷。您的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
不久陈老太爷又打电话催询，赵法官说，他已经决定无罪释放了，但与李犯（关向应化名李世珍）同案的另一人的口供还有点出入，正在核对当中。
陈老太爷立即打听到负责此案口供的书记官姓李，有抽鸦片烟的嗜好，就叫陈志皋以他的名义，给那个李书记官送了四两最好的“云土”。于是，李书记官立即将同案两人的口供改为完全一致。
很快，关向应保释出狱，被中央派往湘鄂西苏区工作。
营救彭湃的行动失利
彭湃是被叛徒出卖被捕的。
同时被捕的还有杨殷等4位同志。彭湃当时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杨殷担任中央军事部长。
出卖他们的叛徒是白鑫，在中央军委做秘书工作。白鑫住在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12号，他家也是中央军委经常碰头和开会的地方。
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等5位同志到白鑫家里开会，本来周恩来也要来参加这天的会议，因临时有事未到。
开会是由白鑫通知的。白鑫在给与会者通知开会的同时，暗地里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范争波告了密。
开会的时候，范争波伙同国民党警察和英国巡捕冲进白鑫家里，叫着几个开会人的名字，按名抓人。彭湃、杨殷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
这就失去了聘请律师、请托说项、和平营救的机会。
彭湃、杨殷在狱中和法庭上与敌人斗争时，也就毫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与政治主张，慷慨陈词。
周恩来在《红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记载了他们的斗争情形：
“25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26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在审问时，只被捕5同志到案，照片已于被捕当日弄好，按名讯问，显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审问与引渡情形，曾载在当日晩报，但未将其真姓名宣布。这是统治阶级故意如此，为的是避免广大群众严厉的直接反抗。”
“彭、杨5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5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27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问至彭湃同志，有人出为证明，彭湃同志公开承认。问官询其经过历史，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问官亦为之动容。问至杨殷同志，杨殷同志亦公开承认自己的经过。审问毕，回至看守所，5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彭湃在狱中设法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和杨殷联名秘密向中央写了报告：“（1）尽量设法做到5人通免死刑。（2）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彭湃化名为孟安）、揆（杨殷化名为孟揆）二人，而设法脱免无口供之3人……”
彭湃说的“设法”“通免”，还是指的律师辩护等司法渠道。他不同意武装营救，不同意为营救他们再让同志们付出牺牲。
因为司法营救的路子已无可能，中央决定武装营救。
特科侦知，敌人将把彭湃等5人从水仙庙侦缉队的拘留所押解往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
特科决定在押解途中实施进行营救。营救地点选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附近的三岔路口。
这次营救，动员了特科的大部分力量。
提前数日，特科派李强在水仙庙侦缉队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侦察敌人动向。同时，陈赓找到杨登瀛商量，让杨登瀛利用参加“陪审”的机会，向彭湃传送消息。
8月26日庭审那天，杨登瀛带了一个彭湃认识的同志到了法庭，杨登瀛在“审讯”时装出很凶的样子，骂得很厉害。那个同志站在杨登瀛身后，暗示彭湃：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使他有所准备。
特科得到情报，押解时间是8月28日清晨。
参加行动的李强回忆说，中央特科的武装行动，通常是由三科下属的红队担负。这次营救彭湃的行动规模较大，红队人手不够，周恩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都出动。参加营救工作的约有20人。他们接到任务后，连夜进行营救前的准备工作。上街购买了一些急用器材，如敲开铁铐用的工具等。28日清早，中央特科参加营救的同志集合在同孚路的中央特科机关里，等候武器运到后，立即前往预定地点设伏。
但是，在武器这个环节，出现了两个意外。
一是武器迟到了。负责运送武器的是三民照相馆的老板范梦菊，他是骑机器脚踏车把枪送来的，不知什么原因，他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
二是枪支的黄油没有清洗。参加营救的同志们打开装枪的小皮箱后，发现里面的驳壳枪全部涂着一层防锈的黄油，不能立即使用。赶紧派人去买来煤油，把黄油擦洗掉，再涂上枪油，结果多费了一两个小时。
枪支准备好后，行动队员乘卡车立即出发。
为了掩护这次行动，特科的同志们在卡车上放了一个摄影三脚架，架子上摆了一个电影摄影机，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
卡车开到枫林桥的三岔路口后，行动队员们分散设伏，准备行动。但是，行动队员等候了很久，也没有看到囚车开过来。
因为在武器准备环节耽误了时间，敌人又提前了押送时间，在特科队员到达前，囚车已经过去了。
武装营救计划没有实现。
彭湃、杨殷等4烈士被敌人杀害。
如果没有叛徒出卖，彭湃、杨殷就不会被捕；即使被捕，如果身份没有暴露，也会有更多的营救方法和机会。
叛徒之害，甚危甚烈。
如何处置白鑫这种危害极大的叛徒，是特科绕不过去的一个挑战。
【来源：《甲10号》】
发布于 2022-09-20 1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