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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届校友胡萃教授回忆金中生活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金华中学（金华一中前身）念的，小学也是金中附小。可以说，我治学为人的基础完全是金中培养的。 读初中 金中六年，初中三年尤其难以忘怀。那段生活极其艰苦，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是受不了的。虽然艰苦，但师生都十分努力，学习很勤奋，为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奠定了我一生学习的功底，所以我特别怀念这一段生活。 1937年日本进一步侵华，很快占领了我国更多国土，当时的浙江省政府迁到了金华，日本人便开始频繁轰炸金华。小时候我就知道，家家备有警报袋。警报袋里装着家里最要紧的东西。空袭警报一响，大家拿起这个袋子就往防空洞跑，尽管防空洞的数量并不多。 为了躲避轰炸，金中不得不搬到乡下。学校从金华城里搬到了澧浦镇附近一个叫蒲塘的村庄。高中部在蒲塘，初中部在蒲塘附近的村庄。那时候我还是小学生，金中附小则搬到了东阳江边的洪村方。 每天，我跟着爸爸住在蒲塘。吃过早饭，背着书包步行到洪村方上小学，到了傍晚再回到蒲塘。小学最后的阶段就是这样度过的。 后来金华也沦陷了。学校克服种种困难从蒲塘搬到了缙云乡下。高中部在金竹，初中部在棠慈。那时候的我正好读初中，在棠慈度过了整整三年。 棠慈又叫“小桃源”，风景很不错。靠近村庄的山，就像一面墙，好似山穷水尽疑无路，再往前走，会冒出一个城门洞，进去一转弯，便慢慢显现出一个世外桃源。 棠慈分上中下三村，中间是弯弯曲曲的好溪。好溪的水平时很浅，一旦山洪爆发，溪水就猛涨，容易形成水灾。因为常常发生水灾，历史上，好溪曾被称为恶溪。后来，人们希望它能变好，就把名字从恶溪改成了好溪。 棠慈有个特点，祠堂多。各个年级就分散在多个祠堂里，一个年级一个祠堂。吃、住、上课，自修，都在祠堂里。 那时候，每个学生每学期交五斤黄豆和五斤梅干菜。这就是一个学期的菜。早晨起来稀饭加几粒煮黄豆，中午和晚上是一碗红颜色的豆腐烧梅干菜汤，里面的豆腐很少。天天如此。当时大家都年轻，胃口大，再加上菜又差，常常靠抢饭才能吃饱。一个班级一箩筐饭。在班上，我年纪小，个子也最小，抢饭的时候常常被同学压到饭筐里，饭没抢到多少，身上倒是粘了不少。老师看我可怜，就从自己的饭桶里分我一些。后来，我学聪明了。那时饭碗很小，我就在小碗里先盛一点点饭，赶紧吃完之后，拼命盛第二碗，把饭压得紧紧的。然后我就退到旁边，看大家抢饭。初中三年，吃饭就是这样过来的。 晚上，我们睡在祠堂过道两边的阁楼里。阁楼的地板上刚好可以铺一排地铺，再留出一点点地方走路过人。 上课就在祠堂的大厅里。每张小桌子两个座位。学校没有图书馆，没有操场，没有洗澡间。我们洗脸、刷牙、擦身、洗衣服都要去好溪边，冬天也如此。学校也没有地方供应开水，所以我养成了习惯，喝水比较少。学校没有体育老师，没有音乐老师，当然也没有风琴，钢琴，什么课外活动都没有。 晚上自修，就是把前后两张桌子拼起来，四个学生面对面坐，共用一盏油灯。当时当然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用的是桐油灯。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桐油，而是乌桕油。因为油不充分，油灯的灯芯就很有限，烟大，光线明显不足。每个人的衣服背上多少都会有一点油的影子。 从金华乡下沦陷区，到缙云棠慈要走三天。走的不是大路，需要爬山。一路上，我们常常要打听日本人的行动，远远避开鬼子据点，绕道走。爸爸每次总是带头走在第一个，把我们所有人分几组隔开，装作彼此不认识。 第一次去棠慈特别艰难。爬上金华南山，晚上到了一个和尚庙。我们求和尚让我们在庙里过一夜。庙里有什么就吃什么，睡觉大家都带着各自的铺盖。和尚很客气，收了钱，尽力让我们吃上饭。庙里没有食用油，和尚就用供菩萨的蜡烛油炒青菜。结果有的人第二天就拉肚子了。 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事，一早上路高兴得不得了。蹦蹦跳跳走在前面，不到中午边，已经感觉走不动了。有个美术老师，金玉相先生，比较胖，走起来也很困难，何况要连续走三天。 住宿通常就在小旅馆。臭虫、跳蚤不少，没有办法。一般先将女同学安排好，再安排男同学。爸爸把自己的床铺铺在门口，这样有什么事情他先挡着。 去棠慈的路上，有一回差点挨枪弹。通过敌占区的时候，大家都很小心，不讲话，分开慢慢走。到中间地带好一点了，思想上就放松了。再到有国民党军队的地方，年轻人就开始嘻嘻哈哈。那天，我们走到永康石柱，石柱镇有一座很长的桥，桥的那头就是国民党军队，桥的这头靠近中间地带。国民党军队怕日本鬼子来，非常警惕。我们不知道。大家上了桥就像解放了一样嘻嘻哈哈。桥那头喊口令，我们没听到。那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看不清楚。幸好有同学及时发现情况不对，马上大叫，“我们是学生，我们是中国人”，这才没有开枪。 每个寒暑假，我们就这么来来回回。放假回家最开心，不仅可以团聚，还可以吃到新鲜蔬菜和少量的荤菜，一个学期下来，几个月没有吃过了，高兴得不得了。在棠慈，我们待了足足三年。每个学期，就是五斤黄豆和五斤梅干菜。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少年来说，当然会营养不良，影响身高。晚上学习灯光暗又影响视力。所以对于我们那一届，尤其年纪比较小的学生，这三年的影响特别大。我们下一届，只在缙云待了两年。而年纪大一些的学生，已经发育了，艰苦条件对身体的影响相对小一些。 虽然生活这样艰苦，但老师教学很认真，同学学习很勤奋。在我们班上，最突出的是陆金土。他嫌土字太土了，就把土字底下一横写得短一点，变成了陆金士。后来，他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学物理，毕业后先在北京工作，我曾去看望他。再后来，他调回浙江，在浙江师范大学物理系工作，是一位副教授。 陆金土是东阳人，东阳的风气很好，重视教育，鼓励读书。在东阳，祖宗留下来的公共土地收入，谁读书多就送给谁。他为了争取这一点，非用功不行。他妈妈替人家当保姆，爸爸是篾匠，家里非常艰苦。陆金土每天起得很早，很勤奋，我很佩服他。那时候我年纪小一些，又不懂事，早上起不来。我就把我的地铺搬到他旁边，叫他起来的时候推一推我，跟着他一起起来。天晴的日子，刚一蒙蒙亮我们就到好溪旁边去读书，读英文读背古文。下雨没办法出去，我们就去帮师傅添柴烧火，借火光读书。 棠慈的三年生活，虽然对我的身体影响很大，但是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从那以后，什么东西都说好吃，从来没有说过哪个东西不好吃，再苦也能忍受。三年勤奋，养成了很多好习惯，譬如早起，几十年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早上蒙蒙亮就醒了。还有爱惜时间，为我打好了学习的基础，可以说一生受用不尽。
入高中 抗战胜利，学校迁回金华，高中三年就是在金华度过的。初中三年学得怎样，高中入学考试是一次检验。考试结束，金中在城里旧址前的高墙上张贴了录取名单。我是第一名，亲友们高兴得奔走相告。奶奶特别高兴，说是她的功劳。为什么呢？她替我裹粽子，做发糕。考试之前，先吃发糕，再吃粽子，这是老太太规定的，意思高中。实际上当然是初中三年大家努力学习，老师勤奋、学校培养的结果，也是像陆金士这样的同学带动的结果。 高中阶段不像在棠慈，课外活动很多：报告会、学习会、讨论会、演话剧，气氛十分活跃。那个时候爸爸是校长，他规定，第一，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第二，好好学习；第三，不能出头露面。我从小比较听话，规规矩矩就按这三条办。所以高中三年，除了认真学习外，印象最深的事情是跑龙套。跑龙套是什么？就是当学生会组织演话剧时，男主角女主角报名的人很多，龙套没有人报。学生会跟校长汇报，我爸爸就说，叫胡萃去，龙套就成了我的任务。台词一般也不大有，就几句话，上台傻傻地走一趟。 上大学 1949年春天，我高中毕业。正好是解放前夕，物价飞涨，社会非常混乱。北方刚解放不久，南方尚未解放，大学是否正常招生，毫无音信。我们家兄弟姐妹多，负担比较重，爸爸就叫我去做小学老师，管饭，但没有工资。 几个月后，杭州、金华相继解放，终于等来了浙大的招考信息。虽然没有好好准备，还是到杭州参加了考试。具体成绩不了解，只知道被录取了。当时浙大传出消息，13个多录取一个。不管读哪个学院，录取分数都一样。朋友们就开玩笑叫我们“十三块六角”。 考试一结束回到金华，高兴坏了，和同学们打了一场篮球，中途遭遇大雨。不知道谁喊了一句“谁也不准走”，大家冒雨打球。里边出汗，外面淋雨，结果我生了一场大病。我是1949年被浙大录取的，因为生病，打报告申请延期入学，延迟到了1950年才进浙大。 入学考试之前，爸爸问我，你将来想做什么？因为从小身体差，我想都没想，就讲我想当医生，替人家开刀。爸爸说不行，你这般身体，手术没结束你自己晕倒了，反而害人，你不能去。如果一定要当医生，那就当植物的医生。就这样，我报考了浙大的植物病虫害系（后来改称植物保护系）。 我一生就两个母校，一个是金中，从小学到高中；一个是浙大，从本科到研究生。总之，非常感谢金中的培养，金中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浙大则学了专业，培养了研究和工作能力，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已经70多年了。我的一切都应归功这两所学校。 我的父亲 父亲一直在金中当老师，后来做了金中的校长。他治学为人的态度，和金中的学风校风，是相通的。 他很爱国。五四运动兴起时，他是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赴京请愿代表之一（代表中陈潭秋——一大代表，钱亦石——中共湖北省党部创始人）。他们在北京与北京学生一起示威游行，发传单、演讲、静坐……5月中下旬回到金华，他联系了当时的省立七中和省立七师两所学校，点燃了金华五四运动之火，与两所学校的学生会负责人一起召开2千多人的声援大会，他首先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在金华搞得热火朝天。大会决定，学生罢课一周，工人罢工、商店罢市三天，随后还创办了《金华报》和《童灯》，他被公认为金华五四运动的播火者。 抗战期间，金华沦陷后，敌伪政权兴办“复兴中学”。日本人知道父亲在学生当中有威信，日文也好，他去过三次日本，翻译过很多日本书籍，所以日本人想请他当校长，但父亲断然拒绝。当时他的口号是：“宁死不食倭粟，家乡不重光，坚决不回城”。后来日本人派兵来抓他。父亲躲在我们家猪栏上面一些木板搭成的柴火堆里，逃过了一劫。 胡适之先生给父亲题的“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正代表了当时他们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情怀，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父亲非常爱家乡，爱金中。包括北大、浙大在内，先后有五所大学曾邀请他前往任教，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也有意请他前往工作，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他不愿意离开家乡，不愿意离开金中，他认定自己的事业就是在金华，就是在金中。 他热爱学生。在学校里没有三青团、国民党的活动，也从来没有发展过一个三青团员、国民党员，这个是政治上爱护学生。 1947年，当时我已经念高中了。为了救济流亡学生，金中学生在西市街义卖。那时候有一家参行叫保大参行，是金华最大最有名的一家参行，参行的人认为学生跟他们抢生意，便出言不逊，双方起了冲突，学生们一时冲动捣毁了参行。父亲千方百计多方奔波，妥善处理，没有处分一个学生，更没有法律追究。类似的还有围攻真神堂事件，同样没有处分一个学生。 父亲特别用心保护进步学生，其中不少是地下党员，像楼金，金华的大企业家，地下党员。我同班的同学朱广（陈耀光），在金华做过宣传部长、党校校长。他们都曾回忆父亲怎么保护他们，提醒他们，爱护他们。 父亲有个学生叫曹荣生，后来曾是金华农校校长、省农干校校长，夫人是音乐家施光南的姐妹。结婚时，没有婚房，父亲知道以后，就将我们家最好的一间房间腾空，让给他们做新房。曹先生一直记得这件事。 还有一次，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金华街上碰到一位老先生，他一听说我是胡碧薌（注：碧薌是胡步蟾的字）的儿子，讲了很多很多感谢的话，我不懂事，不知道怎么应对，也没有问他姓名，住址，只是感觉到我父亲做了好事，人家一直记在心里。 父亲好学，学习非常勤奋，而且品学兼优。小学开始始终是班上第一名，一直担任班长。在省立七中（金华中学前身）读书的时候，第一名和第二名任正副班长，他总是正班长。当时学校还有个规定，第一、二名，学期结束可以领回全部学费和伙食费。所以父亲每次拿着款项回家的时候，大人们总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武昌念大学的时候，由于成绩优异，工作勤奋，深受薛德焴教授和谈锡恩校长的赏识和器重。在本科生时，就和薛教授一起翻译生物学教科书，薛教授是第一作者，他是第二作者。 工作以后，他仍然非常努力，抓紧学习新知识，不断充实自己。他之所以能三赴日本，没有什么背景，完全靠他自己。中华学艺社和中国科学社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两个科学团体，他是两社早期社员。而且在《科学》和《学艺》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论文。三次到日本考察，每次都带回大量新材料。他将生命科学方面当时最先进的知识，比如人类遗传学、优生学、血型学等等，第一个翻译成中文。 父亲热衷于工作，他上课的效果很好。有校友在回忆录中的纪念文章题目就是“听胡老师上课是种享受”， 这无疑与他长期努力有关。除了上课他勇挑重担，长期兼任训育主任、教务主任、高中部主任，甚至训育主任兼高中部主任，有时再兼班主任，最后是校长。抗战避难缙云时，高中部主任就是他，不仅要管教学，还要管生活。任校长期间，在加强教师队伍，活跃学术气氛，改善办学条件，严格入学制度和学籍管理，建设体育馆等方面都有不少建树。 他一生出版了19部著作，102篇论文，著作中有多部3到5版，最多的14版。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在台湾继续出版很多年。在教学行政工作非常忙碌的同时不花大力气，不下苦功夫，大量写作是不可能的事。 父亲一生节俭，不求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能节省，总是节省，在他自己身上从不肯多花一分钱，很简单过日子，这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父亲的大量实际行动，加上亲友的赞扬，我从小就知道要向父亲学习。我想有两件事情，如果父亲知道，应该是会认可的。改革开放以后，浙农大跟美国马里兰大学签订合同，派我协作交流。一到马里兰，学校就跟我商量要完成一个难题。美国从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找到一种寄生蜂，认为很有应用前景，但是他们养来养去大量都是雄蜂，雌蜂少，无法大量应用，希望我用一年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该蜂一般一个月左右完成一代。我按照一般的做法试验了第一代，失败了。该蜂雌的大，雄的小，雄的追来追去追不上雌的。即使将四只雄的，一只雌的放在一个小容器里面，仍然没有交配。没有交配，雌的还是可以产生后代，我们叫产雄孤雌生殖。孤雌，一只雌的就可以了，产雄，后代都是雄的，大量都是这样。经过仔细观察，实际上很简单，雄的羽化早，雌的迟。当雌的前翅后翅还没伸展好，只要有雄的在一起，马上可以交配，后代就雌的多，雄的少了。所以第二个月的第二代，马上80%左右都是雌的。美国多地都派人前来参观，对着我的合作教授翘大拇指。接着我又顺利完成了第二、第三个课题，交流还没结束，马大就动员我留下来。我说我的家在中国，学校说没问题，家属一起来。我又说学生在等我。一天都没多待，如期回到了学校。 第二件事情是培养学生。我大部分时间在搞科研，为本科生上课不多，主要是搞科研培养研究生，培养了16个硕士，29个博士。 我的学生都很突出。在他们身上，我是花力气的。譬如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在浙大成立120周年的活动中，他回忆起在浙大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硕士论文我改了8遍。送出去发表，评价很高，编辑部也好，审稿人也好，没有提过一点意见，一个字都没动过，迅速发表。也有的学生，一考进来，我已经把他毕业后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关于安排工作，我的口号是：“一年包退，三年包修”。就是一年之内，这个学生到你那里工作，不好你退还我，三年我包修，有什么事情我来“修理”。可从来没有人退回来过，也从来没有人要我“修理”。 在科研上认真，培养学生不遗余力，我想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对我父亲交代的，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自己初步总结，我至少有十大方面，远不如我父亲： 第一，学习没有他勤奋。 第二，吸收新知识没有他敏锐快速。他到日本三次，时间并不长，尽量把所有钱都买成书，带回来。好的马上翻译，马上在中国出版。 第三，教学的艺术没有他高。 第四，学术上的影响没有他深远。 第五，行政工作没有他投入。我也担任过科研处处长，担任过研究生处处长，但讲实在话，我的心还是放在科研和学生身上。美国回来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叫我做科研处长。我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动脑筋，建议把它分小，科研处、研究生处、推广处、图书馆等等都分开，我退到研究生处，责任轻一些。也就是说工作上挑重担，远不如我父亲。 第六，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远不如父亲。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他能处理好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保护好学生，很不容易。 第七，对弟弟妹妹的帮助比他少得多。我的叔叔，是父亲培养他大学毕业的。我的两个姑妈，出嫁的嫁妆，是他筹备的。我对我弟弟妹妹的帮助没有这么大，远远比不上。 第八，吃的苦没有他多，自然得到的锻炼少得多。 第九，在艰难危险的条件下没有他镇定。 第十，父亲不仅知识面广，而且动手能力很强。抗战期间为学生治病，为产妇接生，还写过《家庭医学》一书，在南京正中书局排印，因南京沦陷而散失。当时没有消毒工具，用开水煮好剪刀之后，帮人家接生。我最小的三个弟弟妹妹，就是他自己接生的。解放初，指导农民点灯诱蛾，减轻水稻螟害等等。 总的来讲，我跟父亲的差距是很大的。国家给了我很多荣誉，例如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浙大给了我最高奖——竺可桢奖，还评上校优秀共产党员。父亲要是知道了当然高兴，但我自己却感到颇为惭愧，我做的还不够多，不够好。 从我懂事开始，父亲几十年来对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注意身体，不要太用功”。因为从小体弱多病，令他操碎心。我因为生病考进大学不能按时报到，休学一年。在浙大读书的时候，记得很清楚，1953年3月9日，全杭州市在省体育场开追悼斯大林同志的大会。哀乐一起来，好多人晕倒，我也晕倒了。在晕倒的人当中我最严重，进了红会医院，后来发现是肺病初期。还好我回来好好休息，学校给牛奶作补充营养，一个月基本上就好了。过去做得不够，这些年比较注意身体，退休以后根本不用功。年轻时身体比同龄人差，现在可以说比同龄人好。90零几了，同龄人拿拐杖坐轮椅的很多，我可以不拿拐杖，不坐轮椅。每天散步，聊天，玩魔方，做数学游戏，还经常参加老教授协会、侨联、留联会、老茶缘中心等等活动，这大概是令他老人家最高兴的事情了。（根据胡萃教授口述整理） 校友个人介绍
胡萃：金华一中1949年毕业。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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