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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耳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谁对你影响最大，诗歌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
▲钟硕
15岁开始分行断句，那时根本不知诗为何物。我就个天生的抒情种，觉得分行断句很顺手的。那时喜欢席慕容。相对许多写诗的人，我并不爱读诗，记忆中张枣、西川、海子我都喜欢过，但我的口味极不稳定，事实上谁都可能让我迷一阵子，不长久。我写诗更多是满足表达与虚构的快乐，也有虚荣，因为由此有人管我叫诗人或爱读我的诗。
●采耳
你会和你身边的人谈你的作品吗？诗歌和你的生活关系密切吗？
▲钟硕
与身边的人谈得不多，因为我的诗人朋友不算多。一般是这样，偶尔与搞诗歌的一起谈诗也是闲聊胡扯，我觉得诗歌根本上是不可交流的。不搞诗歌的，要么对诗不感兴趣或单就偏爱我的诗，这是指很亲近的那一类朋友了。总之很随意的样子，不算密切。
●采耳
你在贵州这个地方生活着，爱旅游吗？你觉得贵州对你创作有影响吗？你对地域性写作怎么看？
▲钟硕
贵州气候不错，自然风光挺好，饮食很合口。不过我很热爱旅游，我天性喜欢新鲜的事物，我这辈子一直在做从新鲜到厌倦的重复游戏。我几乎感觉不到贵州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时对我的创作有过什么影响。我的出身地不在贵州，成长的地方也不是我父母的故乡，他们算是移民，儿时他们甚至要求我说普通话或成都话、贵阳话，早年他们曾经很不习惯遵义那边的一切。我17岁就离开家乡，这些都应该对我的成长有一定影响吧。再说我写诗是图好玩，眼界与资历很有限，甚至只能算个半吊子一类，也不关心标签性的东西。我很尊重地域文化，并希望文化传承与流变能朝着良性的方向，但对地域性写作及其概念关注很少，世界本来就是丰富的，怎么样都成，听之任之吧。个人以为汉文化及一切强势文化是无孔不入的，伴随着我们的生老病死，这是个事实。
●采耳
相对来说，你是个远离诗坛的人，在面对诗坛上纷纭的流派和主义，你依然提出“当下性”这样的观点，请根据你所探索的当下性谈谈你的诗观：“让感性获得智性的尊严，让智性得到感性的魔力。”
▲钟硕
远离？你是指什么呢？换个角度，独来独往可能离诗更近一些？正如我不是很关心流派和主义，毕竟，文本的立足点与内核，以及它所匹配的“手艺活”更为重要。写完后作者或读者给它什么标签，或“诗之前”抱有什么写作观念与诉求，这些可以理解，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我的注意力始终不会停留在这里。所谓我的“当下性”更多的是指“我”的真实进人，比较单纯，自然含有我的写作观念与诉求。“让感性获得智性的尊严，让智性得到感性的魔力”，可以算是我的好诗标准吧，但我离它总有距离，我把它看成一种自我的矫正与诉求？我不强加给谁，甚至我也不想它对我个人构成太多的限制。总的来说我主张开放式，无限制，万物为我所用，当下即是，这是指心性与学习的姿态。
●采耳
说到“手艺活”，这让我想到能工巧匠，好的能工巧匠是讲究技巧的，一首诗歌的技巧也许会带来词语的快感。有时候，“手艺活”比构想更重要，因为其中有经验一说。那么相对于经验这个角度，写作的惯性是存在的，他们在你的观点中，和当下性的关系密切吗？你是怎样看待技巧和经验呢？
▲钟硕
如果一个诗人的心智没有太大的偏差，当然我觉得这应该包括感受与思考能力两方面，“手艺活”几乎就是一切，它让我们以诗歌的方式更好地实现了诗意。但有时我们也不能过于执迷于“手艺”，如果长时间地处于一种圆熟就是惯性，会让我们心的触角无发瞥见新的东西，会给自身带来某种停滞和读写两方面的审美疲劳。所以写作的乐趣也是“当下性”的一种体现，应在“构建与解构”的循环中产生，它不是“手艺活”的本身，当然这需要勇气。
所以，我的“当下性”含有破除惯性的诉求，它既有日常与“心灵的在场”、生活原色与生存焦虑等的呈现，也有对表象世界的“去蔽”，几乎是个大布口袋，仅是作为反抗那种脱离本真与客观的，仅依靠人脑“造作”诗歌的一种东西在存在着。而且我认为这与诗学里的美学尝试，神性与魅惑、宗教情怀及一切可能的价值旨归毫不冲突，因为只有诗歌介入世界的内在属性时，快乐才会持久产生，这种文本才有“营养”。否则那些唯美也好，哲思也罢，心绪，那些感官和个我，都是稀松的，泡沫的，无法凝聚，没有人会真正记住它。
●采耳
你目前的诗歌是否超越了以前？你超越了你自己诗歌的出路该在哪里寻求发展和创新？
▲钟硕
我自以为我一直在超越过去，停滞不前是我不能容忍的。你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首要解决一个问题——回归心性本来的鲜活和纯真，人成，诗即成，就像一种修道悟真的过程。就当下诗歌存在的某些流弊来说，一些诗人已成一个只有观念形式的“记忆及经验储存器”，被自个可怜、窄小的“心眼”异化，从而丧失使用“肉眼”的能力，这种要命的惯性或说是奴性，令他们无法抵达更为广袤和深远的一极。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例外。
●采耳
汉语是一种广大的语言，而进入到这样大文化背景的母语写作中，我们会感受到词语所带来的魅力，你认为词语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你对口语诗歌怎么看?
▲钟硕
我非常迷恋汉语，永远不会去搞双语写作，我习惯母语的感觉了。套用汤养宗先生《在汉诗的中国》里的诗句：“哪怕你骗我，也幸福得要死。”诗歌说白了就是词语的游戏，词语自有其生命力，我非常信赖它，它对诗歌的意义是张力和飞行器。只是有时也不能过于依赖词语，使错力气就是自设障碍。事实上，古诗词的有句无篇和纯口语的有篇无句都不是最完满的事，我比较中庸或是传统一点。总的来说，口语写法应该算是一场革命，它拓宽了表现的力度和视野，有直指人心的力量及新的可能性，但口水的泛滥和口语诗中可复制的取巧、噱头等，又让我更加留心一些探索途中留下的新的陷井，也就是说，任何写法都是双刃剑：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采耳
诗人是需要有独立意识的，更需要原创精神，你在自己的创作中怎样坚持这些原则？
▲钟硕
我一直在抵制各种与文本实现无关的干扰。比如热闹和影响力的诱惑，名与利的诱惑，各种铺天盖地的主义和流派，诗学发展的眼花缭乱等的干扰，这些都随时在影响我。当然我的抵制不是为了拒绝外部世界的一切，而是为了更好地写出我自己满意的诗歌。就原创精神上说，我天性较天真和易感，对于写诗这是个好素质，剩下的是，应多花心思放在怎样获得独特的观察和切入的角度，和得到表现手段上的新元素等。
●采耳
你提出诗歌介入世界的内在属性，快乐才会产生，你所认为的世界的内在属性是什么？经验写作会造成一种写作惯性，你是怎样处理其中的矛盾的？
▲钟硕
世界的内在属性可以理解是“未知和表像后的另外的存在”，正如天地万物的真相与法则的“本来”，人脑也在其中，可以尽量去靠近和抵达“我之外”，主客之间还可完成某种互动和分分合合。诗歌只是方式之一。事实上，经验与写作惯性的矛盾很难调合，我为此告诫自己写作时要学会缓慢，写完后多聆听陌生人的看法，还有“功夫在诗外”肯定是真理，我一直尽量要求自己刻意进入一些与本己审美或观念期待不同的东西，换副心肠去面对，或倾空自己，拿“第三只眼”看看自个。这是很有意思的游戏，我常有意外收获。
●采耳
在女性诗歌群体中，你偏爱那些？女性写作意识从翟永明的黑暗意识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意识群体，让我吃惊的是，你的独立意识有别于其他的独立意识，那么我想知道的是，对于性别和身份写作你有怎样的认识？
▲钟硕
我很不喜欢所谓的“女性诗歌”。大概同性更知同性的“底细与真相”，除非与她们一道“集体迷思”，如果足够清醒，我有时对自己也充满厌倦。我是指特有的充斥自恋、造作和纯感性纯情绪的大量自我复制与繁殖，终其一生活得像篇虚拟的说明文。当然我的视野极为有限，这么说可能会落人话柄。至于你说的“独立意识”，我理解为，对女诗人而言，首先敢于撕开自己的本真，并具有自觉回落“生命与存在”根部的意识？就此前题，如硬让我罗列，翟永明、王小妮、陆忆敏等有的诗作都曾给我很好的印象。03年上网写诗至今，就我个人于网络的有限视野内，像虚坻、木杪、苏浅、杨晓芸、章凯、浅一、琳子、李之平、灯灯和孟芋、燕窝、桥、杜绿绿、子梵梅、倪湛舸等，都曾让我眼前一亮，都有值得让我学习和期待的地方。
以上，我丝毫没有贬低女性诗歌的意思，我恰以为最诗意的事就是看一个女人忽然爱上写诗，并不断地突破和释放其独有的美感与经验，所以女性诗歌的某些不足完全值得我们期待与关注，对自己我也是一样的诉求。无论怎么样，性别和身份写作是天然存有的，谁也无法挣脱，但性别和身份写作也是不可滥用来自我意淫与把玩的。
●采耳
记得一位女学者说过，作为一个女性学者，不管你的研究如何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在很多人眼里，你与当下最“热烈”的对话也不过是每年3月8号左右被请出来面对公众发表一下意见而已。你认为3月8号是否是一种对平时的解放？你怎么看？
▲钟硕
3月8号属于公众或社会学范畴里的东西。某女性学者出于个人际遇出此论调也好，还是她所说的问题能够代表一种普遍情形，我觉得我并不关心这个现象的本身，这些若放在一个历史或造物这样较为宏大的系统去观照，可能会更有意思一些，也就是说“当下性”的意义远比她所理解的要丰富和深远。就我个来说，3月8号的意义很日常很实惠，可能会放半天假或搞点好玩的活动，我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依靠日历上的某一天来进行解放。当然它是有社会意义的，毕竟有这一天比没有这一天要好。
对一个写诗的人来说，3月8号只是一种写作资源而已，可以入诗，也可以对此毫无感觉。进一步说诗歌里没有答案和救赎，诗歌并不能承担诗歌自身的一切，但每一个诗人都可以有勇气去做西西弗，真正的春天永远都在诗人的心中，诗歌的意义在这儿。
●采耳
你是怎样摆脱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的困境的？你对诗歌中的隐喻怀什么态度？
▲钟硕
女性写作的困境首先是女性自身的困境，比如女性的情绪化和心理焦虑有时把控不当也会成为其写作的障碍。想走出女性写作的困境的确需要勇气，我个人觉得更多是应该做到坦然和懂得什么是真相，这与那些依靠大脑“生长”出来的“伪饰与造作”的玩意不相干，与“唯我”式的自恋与把玩南辕北辙。真相本身是广袤而深厚的，甚至不可确定，但靠近的方式却很简单，比如把自己的笔交给存在的“原色和原态”，逮住对境应心那个当下的“第一感，第一念”，打破那种动辄就要归位归档，实则就是归于什么纯观念式的已脱离本真的对错是非美丑善恶，一定要打破它，但打破不是为了否定这一切，而是因为这一切应当生长在“原色和原态”的土壤之上，它不能在别处。
诗歌因为有隐喻而变得动人和魅惑，但过于执著隐喻就会落入修辞腔的迷宫，导致那种充满诗歌工匠把玩度的语言，从而丧失诗歌该有的体温和弹性，以及“场”的逼真。
●采耳
有个很有趣的说法，男性诗人多酒徒，女性诗人多忧郁。你认为男性和女性写作在写作角度上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是否可以说女性诗人在感性上有着优势？
▲钟硕
呵呵，这说法一点也没趣，它似乎并不能专指写诗的人，谁都一样，好酒的多的是，减压方面，女人还会唠叨和哭鼻子，她们未必一定就比男人忧郁，女性普遍比男性长寿呢。无论生理属性还是社会属性，女性偏弱，所以女性关注自身的东西要比男人多，我想这是一个事实，女人更多是受体，男人天性就是介入和扩张的，这似乎是一道相互交映和应证的风景。
女性诗人在感性上的优势不代表其拥有在诗歌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意味什么，有时甚至是一种障碍，它让我们仅停留于表相的滑翔，在情绪与心理的固有态势中迷失，道理很简单，诗歌不等于感性，尽管它的发生有时可能会依靠于感性，但诗歌只该是生趣与理趣，感性与智性的一种综合体。
●采耳
你是信佛的人，有信仰的人才有追求，很多佛经把我们的阅读面拓宽了，比如《金刚经》、《般若菠萝蜜多心经》，还有西方的基督教里的新约和旧约，里面的句子都非常优美，不仅给阅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快感，还带来了睿智和领悟，那么，他们是不是就是你所说的神性？
▲钟硕
我理解很多诗人把宗教的“教义”作为“审美或养份”，他们拓宽了题材，但这仅是资源，至于究竟得到多少睿智和领悟，这不好说。正如一个人一直带有墨镜看世界，他的世界就可能暗色调一些，会与客观原貌出入多大呢？宗教是什么玩意，有时会取决于我们自身是个什么玩意。我很少写佛教，事实上佛学、佛家、佛教和佛法是有一定区别的。我理解一切人的宗教情怀。但我觉得诗歌不必要充当“教义”的广播，也不必刻意“利用教义”来为诗歌“添砖加瓦”，搞成噱头与做秀意义不大。
心灵的“真”才是一切，没有“真”，美与善就是无处安立的泡沫。可能你理解的神性与我的不同，当然这很正常，一万个人有一万种自我与结论。比如我觉得宗教就是宗教，是一种终极价值的实践，也可能是日常的心态与价值的某种衍射，但我对纯粹的教条与仪轨缺乏信任感，凡是人脑造出来的东西，就没有神话可言。我不会相信“存在”的“第一动因”是高高在上的具有某种人格特征与意志的事物，这“事物”又是谁？我看，还是来佛斩佛，来魔斩魔，一切本来都在其中，不假它物。诗歌是文学，文学是人学，“人”的存在更多的是世俗而形而下的，没有神话可言。那么，我的神性是在这其中的对某种超越的动姿的惊鸿一瞥。它已足已让我动容与欣慰。
●采耳
据说你在云南丽江有个“烤太阳”客栈，能说说“烤太阳”的含义吗？如果有天你老了，会不会在那个地方养老？这样想起来，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事情。
▲钟硕
那个客栈不是我投资的，是一朋友的。我只帮着做些文化包装和策划等。当初朋友说好给我股份一起经营，但我还是放弃了。纯粹经商让我很累，我不是哪块料。“烤太阳”是纳西话，就是“晒太阳”之意。丽江地处高寒，冬天的正午人们爱聚一起晒太阳，海阔天空。有时见面也这么招呼一句：走，到我那里烤太阳去。不过我可能不会去那里养老，那里紫外线很强，很干燥，女人最怕这个，呵呵，过日子嘛，我可是很俗气的，对于我安全与舒适胜过一切。其实都市人的惯性或宿命是：精神与心理上既想田野牧歌，又对都市物质文明有极强的依附性，我们在二者之间做做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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