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说什么

“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

引子：太守坐堂

东汉末年，统治衰败，兵祸连年，百姓流离。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

“医圣”张仲景，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仲景本是大族子弟，家族多达二百余口。然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时间，竟三分之二亡于疫症，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

面对不堪的时局，面对亲人的病苦，仲景愤而学医，潜心研究伤寒诸病的诊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在任长沙太守时，正值疫疠流行，许多贫苦百姓慕名前来求医。仲景一反封建官吏的老爷作风，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开始时，他是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在后堂或家中给人治病；后来由于问诊者实在太多，应接不暇，于是干脆把诊所搬到了长沙大堂。

太守公开大堂应诊，首创了名医坐堂的先例，他的这一举动，被传为千古佳话。时至今日，中医药店，常称某堂；而中医看诊，亦称坐堂。

就这样，在数十年的行医看诊中，仲景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医理论体系，毕生经验汇聚成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在书中，仲景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成为中医临证的基本守则，也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仲景本人，也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这是怎样的一本医书呢？我将在本篇中，尝试做个解构。

理论建构

要想读懂《伤寒论》，首先需要理解中医的理论体系是如何构建的，而这就离不开《黄帝内经》。更为重要的是，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技艺之一，其理论基础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经典。故而，会有诸如“易、医同源”，“道、医同源”等说法。如果说经典为体，那么中医就为用。

所以，开篇之初，结合《内经》的核心观点，以及“易、道”的代表思想，先尝试梳理一下中医理论的建构过程。

伤寒与杂病

先来看书名，《伤寒论》的全称是《伤寒杂病论》。何为伤寒？何为杂病？

作为全书论述的核心，伤寒在《素问·热论》里有明确的定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也就是说，凡是具有发热特征的疾病都属于伤寒的范畴。

《内经》对伤寒的定义，侧重于疾病的总特征。到了《难经》的时候，又给它作了进一步的细化。《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也就是说，临床所见的发热性疾病，可以再细分为五类。

标准一旦选定，事物自然二分。如果从发热的角度去辨识天下所有的疾病，无外乎两类，一类具有发热的特征，另一类则不具备。既然前者已被命名为伤寒，那后者就非杂病莫属了。所以，一个伤寒，一个杂病，已然将天下的疾病占尽了，这就是伤寒与杂病的真实含义。

根于阴阳

在《<易经>说什么》一文中，我们曾经谈过“一画开天”的故事。面对宇宙万物，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在直观的感受中，伏羲氏体悟到：原来天地竟是如此的简单明了，唯阴阳而已。

一旦有了这样的认知，原本浑然天成的世界万物，便开始出现最初的界限。阴阳和合，则为一，即是太极；一分为二，产生阴阳，是生两仪。

有了细分，局部凸显出来，认知便能聚焦。聚焦于阳之后，再次运用阴阳二分的方法，便有了阳中之阳、与阳中之阴。以此类推，阴也可以再分为阴中之阳、与阴中之阴。由此，两仪演化至四象。

阴阳二分的方法，具备普适性。四象对应于时间，便是春夏秋冬；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由于四象来自于阴阳的两次细分，所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表象背后，更实质的东西，则是阳的变化。正是阳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才导致了这个万物的生、长、收、藏。四季，实际表征了阳的不同状态而已。

阳气就好比能量。在春夏这两季，能量是处在一个释放的过程，随着能量的释放，万物得到这个能量的供给，便逐渐地生长，繁茂起来。而当能量逐渐收藏起来了，天地万物缺少了能量的供给，于是生长就趋于停止，而且渐渐地凋零、枯萎，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秋冬景象。

需要注意的是，阴阳是一体两面，而不是截然分开的。比如，我们说“春夏阳日增，阴日少”。所谓“阳日增”，是说阳的生发、释放的增加；所谓“阴日少”，不是说随着阳的增加，有另外一个独立的东西（阴），它在慢慢地减少。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阴阳，那就会出根本上的问题。

上述这个“阴日少”，说的是随着阳气生发、释放的增加，阳的收藏自然就日益地缩减。释放增加了，收藏自然地就减少。虽然是在谈消长，其实说的还是一个问题，即阳气的变化问题。

伴随着阳的生长收藏，自然产生了寒热，也就是说寒热是阴阳的一个表象。类似的，阳气释放了，天气就变热，阳气收藏了，天就变冷，并不是在热之外又有一个独立的属寒的东西。

从量上来说，秋冬时节阳气收藏的过程，即所谓“阴盛阳衰”的过程，阳气的量不但没有衰减，反而由于得到了补偿而增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经过收藏以后再发动新一轮的生发、释放。

上述过程是周而复始、如环无端的。所以，收藏到一定的程度后，又要开始新一轮的生发、释放。这便是《素问》所讲的“重阳必阴，重阴必阳”。

以上概述了阴阳与四季的关系。实际上，正如《素问》所强调的那样：“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抓住了阴阳，就会“知其要者，一言而终”，否则便会“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对此，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坦言：

“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便可入仲景之门也。”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医里最核心的概念，就是阴阳。

天人合一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天地之间俯仰察查的时候，悟到“天人合一”，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结合疾病与养生，到底什么才是“天人合一”呢？

我们看经典是怎么说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一言以蔽之，天地怎么变化，人身就怎么变化，这就是天人相应，这就是“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跟得上，就能保持健康；跟不上，则会疾病丛生。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想跟上天地的变化，首先必须知道天地是如何变化的。

天地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多层次特征。首先，最明显的层次就是年。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年份，气候存在着差异，甚至有些年份差异还很大。古人如何来表达年这一层次的差异呢？这就是五运六气学说。

简单而言，以干支来纪年，即从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中各取一位，来代表年份。再通过一张映射表，将天干与地支分别映射到“金木水火土”五行所代表的年运，与“风寒暑湿燥火”所代表的年气。

举个例子，比如今年为壬寅年，变到明年就是癸卯年。壬寅年是木运太过，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而癸卯年就变成了火运不及，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一个木运、一个火运，一个太过，一个不及，这个变化太大了。

在年这样一个大变化的框架里，还有一个更基本、更细小的变化单位，这就是节气。一年由二十四个节气组成，在年这个框架里，节气就是最基本的变化单位，天地便是按照这样一个单位在不断地变化。

人要与天地相应，就必须得跟上这个变化。当天地交换到下一个节气的时候，你也要跟上来，如果还停在原来的节气上，这就叫作“不及”。如果天地还没有跨越到下一个气上，你先到了，这叫“太过”。

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体要能够跟住天地的节奏，既不要不及，也不要太过。

厥阴阳明

两仪所生四象，映射到中医里，就是太阳（阳中之阳）、少阳（阳中之阴）、太阴（阴中之阴）、少阴（阴中之阳）。

接下来，中医在二阴二阳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厥阴、一个阳明。阴阳这个概念在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能找到，可以说各行各业都在用它，但是，像厥阴、阳明这样一对概念，则几乎只限于医家之用。可见这两个概念对中医的关系很大。

什么叫阳明？什么叫厥阴呢？《素问》里面有专门的定义：两阳相合为阳明，两阴交尽为厥阴。阳明与厥阴，在天人合一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在节气这个层次上，人体靠什么来与天地自然保持一致呢？就靠肺。肺在运气里，在《阴阳大论》里，它属于阳明。阳明燥金，主肺与大肠。所以，阳明概念的引入，正是为了在节气这个层次上建立沟通天人关系的专门机制。

然后是厥阴。厥阴为风木，主肝胆。《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

“罢极”的意义就在这里，它是促使年与年、岁与岁之间交替变换，也可以说是极与极之间交替变换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人体，我们怎样保证在这个大跨度上与天地的变化保持一致，这就要靠厥阴，这就要靠肝，这就要靠这个“罢极之本”。

在年的层次上与天地沟通，这个要靠“罢极之本”，要靠厥阴；在节气层次上与天地沟通则要靠“气之本”，要靠阳明。就像我们现在的收音机，通常有两个调节器，一个是粗调，一个是微调。厥阴是粗调，阳明是微调。有了粗，有了微，这就在多层次、全方位上与天地建立了相应关系。

门户模型

引入厥阴、阳明之后，三阴三阳建立起来，下一步是确立中医的基本模型。

天地阴阳的变化，影响到人体，无外乎就是一个升降出入的过程，故《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既然是升降出入，可以形象地类比为门户。所谓门户，从功能上包含了开合枢三个部分。没有开合，门户就不成其为门户，而要实现开合自如，没有枢又不行。

建立起门户的概念之后，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工作机制。天地有阴阳，自然门户分两扇。一扇是三阳主宰的阳门，一扇是三阴主宰的阴门。三阳主的阳门，实际就是生长之门：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为枢。三阴主的阴门，实际就是收藏之门：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少阴为枢。

上述两扇门虽然分工不同，工作起来却要协调一致。不然的话，如果你开你的，我开我的，那整个升降出入就要乱套了。

《伤寒论》讲六经，讲三阴三阳，实际上就是讲阴阳两扇门。两扇门的协调，细分来看需要三阴三阳的开合枢做好协调；开合枢协调好了，阴阳的升降出入就不会有异常；升降出入没有异常，神机气立没有异常，那人体生命就不会发生异常。

因此，开合统百病。枢机影响到开的一面，它的病变就表现在太阳里；枢机影响到合的一面，它的病变就表现在阳明里。临床上见到许多太阳、阳明的病变，你从本经去治，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如果调一调枢，问题往往就迎刃而解。

在开合的过程中，阴阳需要互相帮助。太阳的开需要厥阴的合来帮助，太阴的开需要阳明的合来帮助。阴阳之间的配合，在开合枢中体现得很充分。既然需要互帮互助，自然治病之时，“诸治阳而不愈者，当求之于阴；诸治阴而不愈者，当求之于阳”。

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治太阳，这个病看上去明明就是一个太阳病，可是怎么弄它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太阳开的过程还有另外一个合的机制在协助它，是不是这个合出了问题，这时我们应当“求之于阴”，考虑治治厥阴。反过来，太阴的病我们看得很明确，但是，按照太阴的治法就是解决不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应当“求之于阳”，考虑从阳明来协助治疗。

开合枢是认识六经的关键，也是研究《伤寒论》的方便法门。所谓六经病变，其实说的就是开合枢的失调，就是开合枢的病变。

我们从这个层面切入，不但整个《伤寒论》会很清楚，整个中医也会很清楚。

内证实验

理论建立起来之后，再来看看实验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理论与实验的共同推动。理论层面，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影响了后世几乎所有的科学巨匠。从寥寥数条公理开端，依托严格的逻辑推导，自上而下地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实验层面，大样本、可重复、有对比，成为公认的基本原则。这让存世的理论，随着实验手段的深入，既可以被证明，也可以被证伪。

然而，现代科学体系也有着自身的软肋。理论的逻辑起点，即不证自明的公理，从何而来，又如何保真？一旦公理被推翻，整个理论体系只好全部破溃。在实验层面，由于存在客观的约束条件，让诸如经济、社会系统，又或者人体活体、精神层面的科学实验，整体处于受限的局面。

有了这些铺垫，让我们来看看中医是如何做的。

在理论层面，“感而遂通”、“以象比类”成为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感而遂通”，类似于直觉的灵感。“以象比类”来自于直觉层面的相似性的捕捉。以阴阳为例，凡是可以看作相反相合的两股力量互动而成的事物，皆可以做类比。举个例子，B、C皆由A决定，那么B、C之间可以根据共同的、由A所呈现的象，来类比。

从这个角度来看，“天人合一”是不是更好理解一些？如果天地与人类，皆由道所生，那么依托道所呈现的象，来类比天地与人类，是不是有其内在的深刻合理性。当然，如果不是基于道，而是基于人类的妄念，那这种“以象比类”只是头脑中的妄想而已。这也是，“以象比类”在滥用之后，很容易证伪的根本原因。

回到中医，先祖们根据自身对于道的体悟，“感而遂通”、“以象比类”出人体的模型。那下一步，如何确认它不是自己的妄念呢？

这就要涉及“内证实验”了。说实话，诚如刘力红教授所言，“这个话题不好谈，但要想真正理解中医，又不得不谈”。

通常来说，现代文化明确地将世界划分为两个范畴，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与之对应，中国古代也做了类似的划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器是指有形质、有结构的东西，所以，叫作形而下。显然，现代科学所探讨的物质世界，与形而下的器世界相对应。有形之上的东西，那当然就是无形的东西了。这个无形的“形而上”的东西，就称之为道。道世界是否就是精神世界呢？这个问题还有待三思，但至少两者在范畴上有相近的地方。

上述的这个区别，关键在于“形”。《素问》里面对这个“形”有很具体的描述，那就是“气合而有形”，或者说“气聚而成形”。也就是说，气聚合以后就可以构成有形质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器世界的东西。

那么，气还没有聚合以前呢？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显然这就是一个无形的、形而上的状态。从这个意义来讲，现代物理学的研究重点，是放在了形而下的器世界中。古人对于道世界与器世界的关系，可以用《老子》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就是有形生于无形。

中医实际上是一门道器合一的学问，既有形而上的成分，又有形而下的成分。正如《内经》始终强调的那样，要形神合一，形气合一，要形与神俱。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移步《<经典中医启蒙>：生命的三个层次》。

不仅如此，《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以此养生则殃”。从经典的行文来看，总的侧重是在形而上的这一面，即道、神、气所在的层面。所以，更准确的说，中医是一门以道御器、以神御形、以形而上御形而下的学问。因而，医生水平的考核指标才会定为“上工守神，下工守形”。善治危重症的扁鹊，才会格外推崇“善治未病”的大哥。

既然如此，那么问题来了，形而上的层面如何做实验？

对此，古人给出的答案，便是内证实验。大家也可以想想，中医的经络及其循行、穴位及其命名这样一些东西，仅凭思考是足够的吗？比如说经络，李时珍曾经说过，“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内观，即为内证。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实际上拥有直接在活体上做实验的能力。如此，精微的内证实验与细致的理性思考（归纳总结）相结合，才共同构建起中医的经典。实际上，也唯有如此，它才真正有资格被后世所接纳与信受。

但是，经典的理论形成以后，后世的人往往就只学习这个理论，而不去亲身感受这个内证实验的过程，久而久之，由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这个内证能力，内证的条件逐步丧失，人们甚至不相信有内证实验的存在。

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中以“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来结尾。张仲景这里的方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指的内证，这一点是有史可查的。我们可以查阅《汉书》、《后汉书》的方术列传，就可以知道，方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谈内证的术。

时代越往后走，人们对这个内证术，这个内证实验的过程就越来越模糊，宋明为什么会有理学产生呢？很显然，到了这个时候，对内证的认识已经很不清楚了，所以，只能在理上、在思辨上绕圈子。

格物不是像宋明人说的穷究物理，格物是要“远离物欲”，这是一种静定的精神境界，只有获得了这个境界，才有可能进入内证的状态，从而“致知”。即《大学》中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从这个意义来讲，宋明之后，由于少了内证之慧眼，所以障碍了对中医经典的认知。

是不是没有内证能力，就无法推动医学实验了呢？答案显然不是，现代医学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动物实验 + 三期临床，进而演化出庞大的现代医学产业。

好了，这个话题，就谈到这里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深入。

治病法要

了解了中医的理论建构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理论如何指导中医的临证实践。

两个层次

“医有上下。对病欲愈，执方欲加者，谓之下工。临证察机，使药要和者，谓之上工。夫察机要和者，似迂而反捷。”

为何只分了上下，这是因为做医生几乎没有中间路可走，你不是救人就是害人。所以，从发心来看，诚如清代名医徐灵胎所言，“做医生只有两条路，要么做苍生大医，要么做含灵巨贼。”

下工层次，所谓“对病欲愈，执方欲加”，指的是在缺乏整体辨证的前提下，仅针对具体的病证来给出治疗意见。比如，病人主诉上火，便以清热去火立方；又比如，病人主诉咳嗽，就用止咳祛痰药物。这种临证思路，更多的是一种“点对点”的思维方式，缺乏整体观点。所以，常常药不对证，治不好病。

上工层次，所谓“临证察机，使药要和”，指的是临证的时候，首先是要察明病机，然后再根据病机来处方，使方药与病机相契合。由于症状和病机可能相去甚远，所以会看似迂，实际却是治本的路子。

这让我想起，在此前的中医临证课上，李辛老师常常叮嘱：“临证时，不但要把西医的诊断放下，也要把中医的诊断放下。先给病人仔细做个完整的辨证，直到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能够纳入整体的神气格局中来理解之后，再考虑治疗方案。”实为经验之谈。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未必会区分症状与病因。比如，“咳嗽”、“胃痛”这些只是症状，完全没有病因的成分。而《伤寒论》中，则会区分病与证。所谓“病”，主要讲疾病的相关性，也就是一大类症状背后共同的病因是什么。而“证”，就是这个相关性的提取，即从纷繁复杂的症状中，找到病因的归类。

中医的特色是辨证论治。临证中，医生需要具备“见微知著”的能力，通过观察与思考，“四诊合参”来获取“证”。这样的一整套取证的思维、方法和技术就称为辨证。辨明了“证”之后，就可以确定疾病的“因”，然后根据这个“因”来进行治疗。这也叫作“辨证求因，审因论治”。

所以，上工与下工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辨证能力的差异。

内外气宜

“把中医放到天地里，放到自然里，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素问·六节藏象论》有言：“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理解了前文“天人合一”的部分，其实就会懂为什么中医如此强调“五运六气”。

《内经》又言，“谨候气宜，勿失病机。”讲的就是，审察病机的关键就是“勿失气宜”，要紧紧抓住“气宜”。所谓“气宜”，就是六气，即“风寒暑湿燥火”。比如，如果天气突然转冷，北风来了，这个时候你病了，这个时候就要有如此的认识，即气宜的寒很可能就是病机之所在。

大自然的气宜，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因而又叫外气宜。而人体与自然相应，有着不那么容易察觉的内气宜，需要通过舌脉来体察。

气宜不但外感病要求，内伤病也要求。这是因为导致外感的这些因素，同样也会影响内伤。事实上，在大环境面前，肿瘤也好，感冒也好，都受这个六气综合因素的影响。

建国初期，乙脑流行。彼时，西医尚不能治，而且死亡率很高。在石家庄，老中医郭可明率领七人小组，在温病学说的指导下用中药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卫生部得知之后，派遣调查组三赴石家庄，确认了中医治疗乙脑的显著疗效，于是在全国推广。

次年，北京乙脑流行，然而石家庄的成功经验却不灵了。当时，四川进京的中医蒲辅周，根据发病时两地的天气数据，最终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正是两地的气宜差异，导致了病人发病时的不同辨证。证不同，自然治亦不同。

从这点来看，中医对气宜的高度重视，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十九病机

“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

关于病机与气宜的关系，在《内经》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黄帝问：“愿闻病机如何？”岐伯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像这样的病机，岐伯一共回答了十九条，这就是著名的十九病机。

具体怎么来做呢？我们看《大要》中的一段话：“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

以肝病为例，“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也就是说，当看到“风”或者“掉眩”时，就从这个肝去找，一定能找到病机，一定能够找到导致这个疾病发生的关键因素。这也就是“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涵义。

紧接着，如果眩晕的病人，脸色青青，脉又弦，肝的色脉非常明显，这个就叫“有”。有者求之，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它很直接。

但是，如果没有呢？我们看到这个眩晕的病人，脸色也不青，脉也不弦，一点肝家的色脉都没有，这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就叫“无”，无者则要深入考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无”。

考察的方法，就要根据“必先五胜”的原则。所谓“五胜”，就是要根据五行之间生克的关系，去进一步找到病因。

• 比如上面这个例子，你没有看到肝的色脉，你看到的是肾很虚的表现，那么，你应该知道这是因为肾水很虚，母不生子而导致了这个“没有”。所以，治疗就应该补母生子，用补肾的方法，这个眩晕就会好。
• 如果肾的情况也没有，那就继续看，看看有没有肺的情况？如果有，那还要看一看盛虚。如果是肺家盛，金太过，那肝木就必遭克损，这个时候泄其太过，使木不遭克损，那疾病就自然会痊愈。
• 如果是肺虚金不及呢？那就要用佐金平木的方法。
• 如果还不行，再看看心怎么样，脾怎么样？心虚则子盗母气，心实则火旺克金，金不制木，这时把心火一泄，病就没了。
• 有时又可能是土的毛病造成的，土虚亦不能育木。

从上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病机的方便在于它定位了搜寻的中心坐标。后世基于此，演化出灵活多变的治肝方法。比如，清代名医王旭高确立“治肝三十六法”，如此多的方法，包括所谓“隔一、隔二、隔三、隔四”的治法。明明是这一脏的病，他不治这一脏，而治另一脏。用药平平淡淡，根本看不出有一味治肝的药，却把肝病治好了。

所以，抓住主证，识别病机，实在是关键中的关键。等到我们将十九病机烂熟于胸，将搜求的方法烂熟于胸，在临证治病时自然就会左右逢源。

分类讨论

《伤寒论》全书的主体部分，是由一条一条的条文组成，总共近400条。这些条文围绕着六经辨证展开，由辨证与论治的要点构成。所以，从篇章结构的角度，《伤寒论》的核心，就是对伤寒与杂病，所做的分类讨论。

六经辨证

基于三阴三阳的门户模型，《伤寒论》将所论述的疾病分为六个大类。以第一大类为例，篇题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它主要讨论、辨别、判断与太阳相关的病名、病机、脉、证及其相关的治疗方法。

太阳，为阳中之阳。从内涵来看，言阳气盛大之义。从经络来看，太阳有手足二经。其中，足太阳膀胱经起于睛明，上额交巅，然后下项夹脊，行于背后，沿着人的身后、腿后，最后到达至阴。我们比较十二正经，足太阳是最长的一条，主要布局于人体的整个身后。背为阳，又容易受风，因而前人把太阳比作六经藩篱。

从脏腑来看，太阳对应膀胱与小肠。“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所以，膀胱是津液之府，是水府。这种对应关系，反映了太阳与水和气化的密切关系。“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盛为祭祀用的精细谷物，这与小肠接纳经胃熟化、细化的水谷甚为相合。

从运气来看，太阳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合起来就是太阳寒水。由于水液代谢，实为循环。因而循环过程在任何一个地方卡住了，就成为太阳病。在上升的过程中卡住了，则为太阳经证，要用发汗的方法，通过麻桂二方发汗，使汗从皮毛而出，那这个上升的障碍就消除了。要是下降的过程遇到了障碍，就是太阳府证，要用五苓散来解决。

有趣的是，五苓散中没有一样养阴、或者生津的药物，却能治疗消渴。这就是整体观带来的独特视角。水液代谢通畅了，消渴自然可解不是。

整个太阳篇的核心，就是在谈治水，即如何疏导人体水液代谢中的各种障碍。不管是麻黄汤、桂枝汤、五苓散，还是大青龙汤、小青龙汤、越婢汤，这些方实际都是在讲如何治水。

诊断的方法，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总的原则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脉与证的关系，则是以证来统脉。若从证的根本含义上讲，脉其实就是认识证、获取证的一个手段，言证则脉在其中矣。

而证的定义，实际是比较宽泛的，凡是能够反映导致疾病的存在与变化的因素，皆可以纳入证的范畴。在“取证”这一点上，西医拥有巨大的优势。可以说，可以说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电子等在内的整个现代科学都在帮助西医取证。中医没有其他的帮助，只有靠医生的望闻问切来取证。

证的依据：有诸内必形于诸外。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从诸外看到诸内？我们知不知道哪些外是反映哪些内的？这个相关性你能不能建立起来？这就要看你“见微知著”的功夫，依托的是医生的内证实修与理性思维。而这也恰恰是良医难寻的根本原因。

证与病的区别：病讲的是总，是从总的来说；证是言其别，讲的是个性与区别。病言其粗，证言其细。比如太阳病，这个就比较粗，这是从总的来讲。那么，太阳病里的中风证呢？这个就比较细，这就讲到了区别。另外，在证里面它还有区别，有不同层次的证，比如中风是一个证，而组成中风的这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也是证，不过它是下一层次的证，是子系统的证，这个是从更细的微分上来谈区别。

证是机体对疾病存在与变化以及病因的反映形式，由于个体不同，这个反映形式也不尽相同。就好像看同一部电影，随着个人的生活经历、个人的理念不同，对这个影片的感受和评价也会有差别。

西医治病主要强调辨病，强调辨病实际上就是强调共性的因素。能够找到这样的共同因素，是很了不起的。结合实际经验，我们会发现同一个病，个体不同，反应就有差别。这个就叫同病异证，病相同，证可以完全不同。所以，中医在完成辨病之后，还要辨证。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把握共性的基础上，中医更加重视个体差异，突出共性背后的复杂个性。实际上，近年来西医也更加重视个体差异的问题。

除了帮助诊断，证还具有两面性。作为疾病的表征，我们不希望有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证又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疾病，使疾病不至于隐藏下来，继续危害生命。证，它一方面带给我们痛苦，身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但是，证往往又会提示我们疾病消除的途径。如出汗、呕吐、下利，这些都是常见的证，但是，中医又常常利用这些“证”（汗吐下）来治病。

对证做个小结。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来尽可能收集证，得到这些证后，经过我们对这些证的思考与分析，我们最终要得出一个阴阳的判断来。

所以，阴阳既是起手的功夫，也是落脚的功夫。

病机条文

在《伤寒论》的众多条文中，有两类条文，格外值得一提。

首先，是病机条文，我们以太阳病为例，条文如下：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所谓病机条文，即是确认该病的最关键处。清代伤寒大家柯韵伯有言：“仲景作论大法，六经各立病机一条，提揭一经纲领，必择本经至当之脉证而表章之。”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诸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皆属于太阳。其中，包含了三个脉证，一为脉浮，一为头项强痛，一为恶寒，这三个脉证便成为鉴别太阳病的关键所在。

那么，是不是三者一定具备才能判为太阳病呢？当然三者俱备那一定是太阳病，但若是仅具其一，或仅具其二，这个算不算太阳病呢？这个问题在历代都有很大的争议。

浮脉，就是触肤即应的脉。李时珍《濒湖脉学》说浮脉是：“泛泛在上，如水漂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脉浮呢？这是因为邪气犯表，阳气应之出表抗邪，脉便随阳而外浮。由此可知，邪之所在，即为阳之所在；而阳之所在，即为病之所在。故脉在何处，病亦在何处。

头项强痛，头项在人体又是一个最高位，与太阳相应。项，即头后受枕之处。吴人驹云：“项为太阳之专位。”太阳的头痛往往连项而痛，这就是太阳头痛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他的头痛一般都不会连及于项。由于多与感受寒气有关，太阳的头项强痛它还具有项部不柔和、不舒缓的一面。以物遇寒则强紧，遇温则舒缓也。

恶寒，表受邪，太阳开机必受阻，阳气外出障碍，不敷肌表，所以有恶寒一证。这个恶寒又称表寒，它与天冷的寒不完全相同。而且，恶是讲心的喜恶，是主观上的一种感受，并非实指气温很低。

时相条文

其次，是时相条文，仍以太阳病为例，条文如下：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说，太阳病患者，会在巳至未时（上午9时至下午3时）缓解。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不同的病，会有不同的缓解时辰。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看，一天可与一年相对应，六经之病代表了不同的阴阳状态，而十二时辰也与阴阳的不同状态对应，两者之间居然有着清晰的联系。

这是从一天来看，如果从月度来看，一月之中的巳午未三时，即月望及其前后的这段区域；再从年来看，一年中的巳午未三时，亦即农历四月、五月、六月这个区域。

欲解时巳午未的这个多层面，让我们意识到太阳病的欲解也是多层面的。太阳病是个大病，它包括了许多外感内伤的疾病。如果是急性病，病程总共就这么几天，所以，我们应该从一天的这个层面去考虑它的欲解。

反过来，如果疾病表现在一天的巳午未这个区间缓解，那就要考虑到太阳病的可能。

如果疾病是个慢性过程，超过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而且疾病在日周期内的变化很不显著，或者没有规律，那么，我们就应该看看它在月周期甚至年周期这些层面有没有规律可循。倘若疾病是表现在望月的这段时间或者夏天（四、五、六月）的这段时间欲解，我们仍需考虑太阳的可能性。

我们看太阳病的三个特征：病位在表，病性多寒，开机受病。而“巳至未”在一日为正午，在一月为望月，在一年为盛夏，均代表着阳气最旺盛的时段。如此，“寒以热之”，借助天时之利，太阳病自当有所缓解。

再从方剂的药性来看，麻黄汤气温热、性开发，服后身暖汗出，仿佛置身于夏日的火热之中。实际上，麻黄汤就是在用药物来模拟盛夏（巳至未）这样一种阴阳的态势。是不是很有趣，在中医里时间竟然可以用药物来打造。

同样的，知道了“欲解时”，也就会知道对应的“欲作时”，即疾病发作或者加剧的时相。对太阳病来说，欲作时必定就在与欲解时巳午未相对的位置上，即亥至丑上。在时相上相反，即在阴阳的变化上相反。在亥子丑这个时相，阴开最盛，在日为子夜，在月为朔，在年为隆冬。这三个特性正好与欲解时相反，太阳病能不欲作（剧）于这个时候吗？

与“欲解时”类似，“欲作时”也可以提示病机。如果一个咳嗽或者一个腹痛，它在日周期内有很强的规律性，比如都在亥子丑这段时间，也就是半夜的这段时间发作或者加剧，那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它有太阳病的可能性。

因此，“时”在这里实际上成为了对阴阳的度量。从这个意义来讲，传统中医实际上是一门真正的时间医学，或者称时相医学。

伤寒即伤藏

最后，我们跳脱具体条文，来看看伤寒的总义。

寒为冬日正气，其所反映的是阳气收藏的状态。因而，寒与藏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以顺时而言，冬日天寒地冻，阳气宜养藏。而养藏的关键，就是“无扰乎阳”。既然已经闭藏了，就不要再打扰它，这就叫“无扰乎阳”。

怎么实现这个“无扰乎阳”呢？古人的建议有四：

• 慎起居：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养藏就要适当的延长睡眠时间。
• 调情志：冬三月“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养藏就要收敛志向，平和情绪。
• 适寒温：冬三月“去寒就温”，养藏就要注意保暖。
• 节动静：冬三月“无泄皮肤，使气亟夺”，养藏就要减少出汗，多做静功。

《素问》有句名言：“善养生者，必奉于藏”。为什么这么说呢？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整体。如果冬伤于藏，那么来年春天就没有足够的阳气，来启动新一轮的释放，自然拉低了新一年的生命质量。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伤寒的本质，就是阳气的收藏受到了伤害。阴为体，阳为用。由于阴体没有得到应有的修养，因而身体才会出现诸多阳用的异常。

这大概是仲景为何以伤寒为立论之名的根本原因吧。

后记：文化的形态

从时间轴来看文化的传承，是件有趣的事情。

有的文化，诞生时起点未必很高，然而它的时代性很强。时代进步，它也进步，完全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在这种文化里，新的内容毫无争议地取代了老的，传统的东西落后于今天。代表性的就是科学文化。

有的文化，看不出发展的规律。一个高峰出现后，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才会出现另一个高峰。而且，峰与峰之间，很难说谁比谁高。代表性的就是艺术文化，音乐、绘画、诗歌、舞蹈等，莫不如此。

还有的文化，出道即颠峰。创立以后就处于实质性的鼎盛阶段，然后逐渐走向衰落，乃至于到现在名存实亡。代表性的就是传统文化。比如，佛陀就曾预言过佛法的三个阶段：正法时期、象法时期、末法时期。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走出高低不同的曲线，实在有其必然。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传统文化总是推崇经典。后世尽管能够站在圣人的肩膀上，却也做不出太多的新意。

致谢

• 张仲景，东汉，《伤寒杂病论》
• 毛进军，《思考经方》
• 刘力红，《思考中医》
• 刘渡舟，《伤寒论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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