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 “服妖 ”特征

服装，是一个时代的风貌，与政治、经济、习惯和意识形态等等密切相连。西服、中山服体现现代特征就是一例。奇装异服除了非正式和非常态场合，如表演，是的确不可以放任的，敞胸露怀者、禽兽衣冠类，衣冠不整、丧喜不分，的确是人类的堕落。但过于禁锢，如包头裹脸、全民制服、全民职装（军装、道服、袈裟）类，却是人类的反动。服装不是小事，“人靠衣装马靠鞍”，“人要脸，树要皮”等等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祖先智慧的承传。

古代程式化的服饰制度为封建礼教或法律所维护,而且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封建统治者把民众服装纳入整齐划一的标准模式,使人们形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心理定势,一旦有人打破这种陈旧呆板的服饰模式,穿着奇装异服就被指责为“服妖”。

“服妖”一词最早出现在《洪范五行传论》中,“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解释服妖为“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文革中，视连衣裙、喇叭裤、紧身衣为妖服，崇尚军装。全民军装。）所谓“服妖”,即服饰怪异,狭义上讲是古时有不符合礼仪和预示天下之变服装的称谓,广义上说就是奇装异服。

“服妖”文化在博大的服饰文化长河里容易被人忽视,但它又是人们全面了解古代服饰的一个闪光点。“服妖”所表现出的独特特征,与其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现象和对传统的反叛,毋宁说是一种丰富多彩、凸显个性的服饰时尚。

“服妖”是一种积淀很深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演变过程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左右。

1.1　儒家思想中国传统的服饰理念,始终贯穿着儒家的伦理标准。

两汉时期,主要的社会思潮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核心,杂以阴阳五行的神秘学说,以“灾异比附人事”“天人感应”“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为主要观点。这种观点把人事变迁、帝王更迭或朝廷日乱归结为阴阳灾异,把奇装异服看作是引起国家大乱或亡国的妖异灾害。“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时益州从事莫嗣以为服妖,是阳无下而阴无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后还,遂大乱。”特别是两宋时期,统治者竭力推崇程朱理学,主张“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万恶的”。明清也实施了空前严厉的思想文化专制,“崇正宗,灭异端”。这些封建思潮,钳制了人们的言论,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的行为,为“服妖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1.2　时尚审美中国的服饰审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的成果,同时也凝聚和渗透着丰富的中国哲学、伦理学和美学深层的理性意蕴。

“服妖”作为一种服饰风尚,它的流行与传统服饰是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后汉书》中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胡服是古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它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的汉族服装有着较大的差异,其特征是衣长齐膝、窄袖、腰束郭洛带、穿靴,这种服装便于骑射活动。由于胡服轻便实用,所以很快就从军队传至民间,“胡服”已成为当时时尚的代名词。

《新唐书·五行志》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近服妖也?'”其实,女着男装在唐代是一种时尚装束。唐代开明、开放的政策,唐人兼收并蓄的开阔胸襟,造就了唐代女装的奇异纷繁。唐代女子对新奇事物有一种极大的热情,在服饰上追求变化与创新,用大胆地穿着男装来表现自我。女着男装最能代表唐代女性独特的审美倾向。由此可以看出,“服妖”的流行与时代的审美有着很大的关系。

1.3　封建礼制“礼”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是封建等级制度中人与人之间贵与贱的系统排列。

《后汉书·舆服志》中的“非其人不得服其服”和《新书·服疑》中的“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这些对衣冠极端重视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极具政治伦理色彩的礼仪观。

《宋书·五行志一》记载:“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后来何晏被诛,罪名是何晏在个人服饰兴趣上“好服妇人服”,违反了儒家“男女不通衣裳”之礼教禁规。

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服饰都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与朝廷规定的款式标准不同的奇装异服,以死刑酷法对待,如“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以服饰的手段达到辨尊卑、别贵贱、分上下的目的,进而体现品官威仪,是历代统治者孜孜以求的目的。但是,从这种“高压”我们却可以看出民众在衣着服饰上追求标新立异的愿望。

在服饰形制中,服饰的款式、色彩、文饰、佩饰等都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物化的审美形态。

“服妖”的服饰样式往往是与传统审美标准对立的、别具一格的。“服妖”通过特定的款式、色彩、图案等表现方式来表达不同的时代情感和艺术特征。

正色色彩在中国古代帝王的心目中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表现在服饰方面就是不同色彩在同一时期有着高低贵贱、好坏吉凶之分。因此,许多颜色在一定的环境场合、一定身份等级方面是有禁忌的,超越这种禁忌或大众审美标准就会被视为“服妖”,有时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干宝以为:“缟素,凶丧之象也;帢,毁辱之言也。盖革代之后,攻杀之妖也。”在汉代,贵族通常着冠,冠一般是由皮革制成的,上面还要附着一些珠宝作为装饰,冠是高贵的象征。魏武帝以节俭为目的,“裁缣帛为白帢”,其外观和色彩颇像丧服,因而触犯了封建礼制被斥为“服妖”。

南宋初,战事频繁,人心惶惶,而士大夫却穿白色凉衫出门会友,礼部侍郎王日严指出:“士大夫皆服凉衫交际……纯素可憎,有似凶服”。白色是吊丧死者的凶煞服色,这是违背封建礼制和服饰正色,所以被称为“服妖”,禁止服用。

自周代起,服装的款式及长短大小就有非常具体的规定。一些保守的人经常以大众审美标准和政治意义去衡量新生的服饰款式,如果有人在同一时代穿着超越人们审美标准与礼制的服装,就被视为“服妖”。《晋书·五行志》记载,魏明帝着绣帽,披缥纨半袖衫以见直臣杨阜,阜谏曰:“此于礼何法服邪?”帝默然。半袖衫是一种短袖式的衣衫,在当时不是正装,在私居中可以穿着,但在正式场合是不可以穿的。而且半袖衫多用缥,缥是非礼之色,与汉族传统章服制度中的礼服色彩相违,所以被斥为“服妖”。深衣是一种衣裳合在一起、前后深长的衣服。深衣始行于先秦士人,但后来一度不流行,至宋代才又开始在士大夫中流行起来。北宋司马光依《礼记》做深衣自穿,邵雍对此非常反感,他说:“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用白细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副,其长过胁”,与下面的裳连在一起,这种“圆袂方领,曲裾黑缘”,于冠婚、祭祀、宴居、交际时穿着的服装,曾经深受士大夫的喜爱。庆元年间,朱熹受到排挤,此服也被反对派指斥为“妖服”,服用者迅速减少,趋于息微。

《后汉书志·卷十三》载,“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东汉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愁眉是一种细而曲折、眉头高于眉梢的妆式;啼妆,即用油脂等化妆材料薄薄涂于双眼之下,好像刚刚哭过一样;堕马髻,则是向一边倾斜呈现出不平衡和一种形似堕马之势的动态美的发髻;折要步,就像刚从马上摔下,走起路来弯躬折腰。梁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以为媚惑,愁眉、啼妆、堕马髻等装束,相传是由她所创造的。梁冀后来因皇帝的追究而自杀身亡,他身边的妻妾也个个落得“诛夷”的下场。因“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蹙眉啼泣”,于是“折其要脊,令髻倾邪”显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这一妆饰对于追求新奇的贵族妇女来说可谓是一种新鲜的审美体验。

宋代都市妇女不仅喜梳高髻,而且不论贫富都爱戴高冠、插长梳,简称“冠梳”。以漆纱、金银及珠玉白角等作为两鬓垂肩式高冠,冠上缀长梳数把,这种装束初始于宫中,后普及民间,成为一种冠礼。随着梳型的日益庞大,冠式也向高处发展。宋代周辉在《清波杂志·卷八》中记载,“皇祐初,诏妇人所服冠,高毋得过七寸,广毋得逾一尺。梳毋得逾尺,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自角冠,号内样冠,名垂肩,等肩,直有长三尺者,等车檐。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乃禁止之”。这种装束因造型高大、靡费,被斥为“服妖”,乃引起朝廷的干预。

“服妖”经常被人视为与政治相连的灾异现象。据《后汉书·五行志》载,“延熹中,京都长者皆着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此服妖也”。汉桓帝延熹年间,京都的长者流行着木屐,风气所及,连妇女出嫁也爱穿上一双漆绘五彩的木屐了。《释名·释衣服》云:“屐,榰也,为雨足榰以践泥也。”可知,屐以木为原料,是一种雨鞋。着木屐行走,步态雍容缓慢,可以显示一个人的非体力劳动者的身份,因而在穿惯了草屐、芒屐、帛屐的寒士中广为流行。延熹九年,发生了党锢事件,李膺等二百余人被“九族拘系”,“长少妇女皆被桎梏”。范晔把两者联系起来,认为后者是“应木屐之象”。“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据《汉书·五行志》载,关于“仄注冠”,颜师古注曰:“仄,古侧字也,谓之侧注也,言形侧立而下注也”。这是一种冠体左右不对称或是偏向一侧的冠。据史料记载,古人的冠一般是左右对称且直立于头顶上方的,而“仄注冠”是不符合时代制冠通例的,无怪乎被称为“非常之冠”。

图案在服装中的应用如果不符合封建礼制也会被人认为是“服妖”。北宋靖康年间,东京织物或服饰上有一种流行图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二)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播、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为一景,谓之一年景”。有人认为,靖康纪元仅一年而止,皆因此服饰图案有不祥之兆,是一种“服妖”。

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礼仪礼制、伦理道德,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绚丽多姿的服饰文化艺术。“服妖”的发明者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使用者的心态也千奇百怪。这种及时行乐和追求服饰个性化的心态和行为,正是特定时代人们价值观念变迁的反映。古代“服妖”将人们的价值观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和独特的艺术特征表现出来。现代人可以通过对不同时期“服妖”现象的研究,窥测服饰的流行性,增强对服饰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的能力,有助于对时尚服装的设计与传统服装的创新。

服饰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外，随着人类思想与审美的发展，还代表了一定时期的民俗、礼教和文化。服饰作为文明的重要内容，在《诗经》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诗经》305篇中有65篇涉及服饰描写。服饰犹如白瓷釉上的浓重墨彩，成为《诗经》中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面貌的画龙点睛之笔。以下从三方面浅谈《诗经》中的服饰文化。

一、《诗经》服饰与阶级礼教

《白虎通义》云：“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可见服饰有三大功能：一是用来蔽形遮羞；二是用来勉励为善；三是用来区分身份地位与所处的场合。在古代，政府对天下百姓都有规定的服色，从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都有详细规定。穿制服的人，多属上层阶级。时代不断变迁，中国文化中不断加入外来文化，流行服色也会反过来影响制服服色。古代的服装，依穿着场合，原则是地位愈高的人，穿着的种类愈多，可以用的颜色也愈多。

1.《诗经》服饰区分身份地位

《诗经》中描写人物的一大方式是服饰描写。从服装的颜色、材料、样式，我们可以分辨出主人公的身份与其所处社会的阶层或阶级。

至春秋时期，服饰已出现以红、黄、黑、蓝、绿、白为主的各种不同的颜色。其中贵族以正色为贵，尤其崇尚红色。《小雅·采芑》中描述了周宣王卿士、大将方叔为威慑荆蛮而演军振旅的画面。“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主人公方叔服其命服，朱衣绿佩，气势汹汹。在这个句子中，作者重点描写了方叔所穿的衣着，刻画了一位勇猛自信的贵族大将形象。其中“朱芾”最是点明方叔为王卿士的重要身份。从《小雅·斯干》中的“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与《曹风·候人》中的“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我们也可以看出贵族的服饰尤以红色为主。所以，在《诗经》时期，朱红色衣服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在春秋时期，服饰的制作已出现多种多样的材料。“葛”、“麻”、“蚕丝”、“皮毛”等都为主要的服装材料。在这之中，不同的服装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阶级层面：平民百姓的服饰材料多使用“葛”“麻”，而王公贵族则多穿由蚕丝、皮毛做成的衣服。《豳风·七月》中的“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说明了劳动人民使用麻、葛做出为自己穿的衣服，而柔软的蚕丝是用来为贵族公子们做衣服的，平民百姓很少机会能够穿上由名贵的蚕丝所做的衣服;“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这句诗写道：劳动人民十一月上山猎貉，猎取狐狸的皮毛，送给王公贵族做皮袄。这里面也显示了像狐裘这样的材料都只是身份显赫的贵族才有资格穿着，普通的平民百姓只能穿着粗劣的葛、麻等材料所做的衣服。

2.《诗经》服饰区分不同的场合

春秋时期，人们在特殊场合对服装有特别的要求，特殊身份的人的衣服更是有特别的规格。

在正式场合中，贵族们会穿与其身份地位相应的服装来显示身份。在《诗经·小雅·采菽》中描写了天子赏赐诸侯的场景，里面记载了“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玄衮”指的是绣有黑色龙纹的礼服，“黼”为有黑白相间花纹的礼服。诸侯在接受天子赏赐的这种隆重的场合中特别地穿上了与日常衣服不同的“玄衮”“黼”，既表明诸侯对天子的尊重与崇敬，又显示了自身显赫的家世与地位。从这之中我们就能够知道高级官吏与诸侯会在正式场合穿上有别于日常服装的高级礼服。

另外，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们也有其特定的官服，称为缁衣。《诗经·郑风·缁衣》云：“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说明“缁衣”为特定的朝服，有其特定用途。

二、《诗经》服饰与感情世界

《诗经》时期，最让人神魂颠倒的莫过于一篇篇触人心弦的爱情绝唱。情，往往是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完整的，而《诗经》中的恋人们要怎样才能表达出对心上人深深的爱恋与欣赏呢？情人眼里出西施，每对卿卿每销魂。在热恋期间，少男少女们不能具体的描绘出对方身上的美好，所以他们开始从彼此的着装等小细节来表示出对对方的关心与喜爱。这种含蓄又热烈的方式也成为《诗经》爱情诗中表达爱情的一种重要途径。

《郑风·有女同车》通过对女主人公佩饰的描写，表现了男子对他所娶女子的赞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颜如舜华”“颜如舜英”点出女子拥有着绝美的外貌。“佩玉琼琚”中以洁白的美玉衬美人，装点出女主人公娇美的容姿与纯洁温柔的气质，并且“佩玉将将”更是从听觉上表现出女子的举手投足间的优雅，宛如在眼前有一位窈窕的女子穿着华服、带着玉佩从远处娉娉婷婷地走来。玉声和谐，行步中节，行之有度。此外，作为服饰中配饰的玉在古代常常用来表示美德与贤才。从女子佩玉的这一细节中我们可以知道女主人并不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人，在美丽的外貌下，更有高尚的品德与素养，是一位德容兼备的女子。

除此之外，《齐风·著》中也通过服饰描写表现恋人之间的绵绵情意。“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开篇，女子跟随着迎亲车辆踏进婆家大门，她急切渴望见到屏风后面的夫君。少女的靦覥，使她羞于说出“他”字，但从“俟我”二字却能品味出她对夫君的情意和对未来日子的憧憬与幸福。到了二三句，女子离夫君越来越近，此时她已可以清楚地看清夫君的样貌。

她看到了那个在内堂穿着华贵、气宇轩昂的男子，内心不免颤动，可此刻的她无法大胆直率的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便含蓄地通过对夫君身上着装的描写来隐隐透露出内心的娇羞与欢喜。反观男子身上的着装：“充耳”是一种垂挂于两耳的耳塞，属于冠服的装饰品，一般为玉石、香木、宝石所做。文中的“素”“青”“黄”表示“充耳”边悬挂的各色丝线；

“琼华”“琼莹”“琼英”表示玉瑱；“华”“莹”“英”均称赞了美玉的光泽。闪闪发亮的“充耳”与美玉刻画出男主人公当日的风度翩翩与容光焕发。此外，汉刘熙《释名·释首饰》云：“瑱，镇也。悬当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佩戴“充耳”也有告诫人们要有所闻，有所不闻，言行举止要谨慎的意思。从这层意义来讲，人们佩带“充耳”也就有彰显德行之意。由此，从文中男子佩戴“充耳”的这一细节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文章的男主人公不仅仅只有华丽的外貌，更有高尚的品德，是一名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的翩翩公子。面对这样的一位男士，女子又怎能不心动呢?

三、《诗经》服饰间的差异

服饰可以反映人物的身份地位与人物形象，但是有时候，相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地区会出现差异。

《诗经》中的三篇《羔裘》(郑风、唐风、桧风)均是用服饰来表现人物形象的，但在这三篇《羔裘》中，有一篇是不同与其余两篇的。在郑风中的这篇《羔裘》通过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赞美了穿朝服的官员的正直的品德与出众的才能。而在桧风中，却通过纯洁而富有光泽的羔裘来反衬出君主的昏庸无能。在唐风中也是如此，羔裘讽刺了那些穿着羔羊皮袄豹袖，抛弃故旧的人，突出了官员的傲慢态度和虚伪的、浅薄的德行。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其最大的可能就是国家间的政治差异。下面，我将从郑风、桧风的政治背景来简要分析一下。

郑人东迁入主中原的骄奢之风使处于风光旖旎，山水秀丽，经济富庶的溱、洧地区的郐国奢华之风大张，并且郐国主昏臣怠，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在郐国的社会黑暗的背景之下，民众心中的不满渐生，对官员与统治者的怨恨便从诗歌上表现出来。而羔裘作为一种珍贵的服饰材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而为统治者劳动、制作这些华贵服饰的正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生活困难、衣食无着，而统治者却酒池肉林、奢侈糜烂，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但是在古代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体制下，劳动人民无法直接对统治者表达不满。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诗歌中用贵族所穿着的昂贵的羔裘侧面反衬出君主的昏庸无能与人民内心的不满。

再来看看郑风：郑国与东周王畿接壤，地处中原，文化较发达。郑国商人在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占社会阶层的比重较大。郑国的商人的祖先，是在西周初年被迁至成周的殷商遗民。在丧失土地、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经商成为殷商遗民最主要的谋生手段，这一条件使后来的郑国的商业高度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社会稳定，平民百姓对统治者的不满也比在桧风中少很多。综上所述，政治背景是两篇《羔裘》中服饰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出现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不同地区、相同的服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会有差异。

总之，服饰作为《诗经》中的一种重要元素，为《诗经》中阶级礼教、感情世界、人物形象的重要标识，更是成为“周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服饰文化会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我们在研究《诗经》中的服饰文化时，要寻找共同，比较差异，在服饰中感受中国古代文化文明与古人的深远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