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先武||读《南渡北归》笔记之一：大迁徙的文化精英群

shineboy1 2022-11-21 发布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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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的枪声过后，是日本的兵力大规模集结和向华北的大举进攻，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刺激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也警醒了驻守平津地区曾一度幻想和谈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从庐山返回南京，在骂了几声“娘希匹”以后，紧急召开会议，电令二十九军“固守勿退”，同时调集孙连仲、商震、庞炳勋、李默庵、关麟征、刘勘等部北上增援阻击。虽然竭尽全力，但由于武器装备的悬殊和应战的仓促，7月27日廊坊失守，28日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血战中阵亡，成为华北战场最早牺牲的抗日高级将领。

29日北平沦陷。

30日天津沦陷。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兵荒马乱，哀鸿遍野。“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课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发表联合声明，为了教育救国之大计，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批重点高校迁往内陆办学。

9月10日的国民政府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其中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南大逃亡。南迁和留守的人员面临国破家亡，心中怅然，依依不舍，相对唏嘘，不知何时才能重逢？挥泪告别之状难以形容。

大逃亡的队伍中，很多都是在庚子赔款留学美英德日等国，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知识精英，戏称“海龟”。因为战乱，很多院校和单位的南迁人员都是化整为零单独行动。中国营造社的梁思成在收到日本人“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以后，不愿为日所用，与妻子林徽因及孩子、好友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连夜悄悄逃离北京前往天津，然后乘船到青岛，再经济南、郑州、汉口，一路的风餐露宿，劳累奔波，最后到达长沙。

然而中央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七个月。虽经国民革命军正面战场浴血奋战，杭州、济南、上海、南京、芜湖等城市仍相继失守，武汉保卫战即将打响。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战斗到一兵一卒。

长沙与武汉仅300公里之遥。面对危局，中央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选择。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各所向重庆、桂林、昆明等地转移，史语所和中国营造学社则是迁往昆明。不管沿着湘黔路还是取道越南到达昆明，各路人马都是风尘仆仆，历尽艰辛。其中名为“湘黔滇旅行团”的一支队伍，有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随行的学界知名人士有梅贻琦、蒋梦麟、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袁复礼、吴征镒等人，以徒步为主，晓行夜宿。旅行团沿途向民众宣讲政治文化，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场面令人感动涕泪。旅行团历经68天，路程1600多公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奇迹。中国营造学社的林徽因则是身患急性肺炎，拖儿带母，搭乘货车一路颠簸，历经40余天到达的昆明。

经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为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共同主持校务。“刚毅坚卓”四个字作为校训，校歌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以《满江红》词牌填词，清华出身的教师张清常谱曲。“…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激昂的旋律震荡校园，激励着中华儿女抗日救国的拳拳赤诚之心。

西南联大的校舍设计师，是由梅贻琦亲自登门邀请的营造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林夫妇二人夜以继日精心设计，可由于经费的原因，几易其稿，校委会审查的意见是“除了图书馆和食堂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外，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其它建筑一律覆盖茅草。”惹得梁思成夫妇除了伤心还来了脾气。梁思成找到梅贻琦，“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没有钱，这个家也不好当呵！梅贻琦解释并安慰道：“思成呵，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物，算是对今天的补偿，行吗？”说罢，双方都流出了辛酸的眼泪。

1939年4月，西南联大的新校舍落成，除图书馆和食堂是瓦屋，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外，其余如办公室、学生宿舍等都是土墙加茅草屋顶。学生宿舍每间安放20张双层木床，密密麻麻，相邻床位多以床单或蚊帐相隔，便于自读。

教职工原则上在城内自行觅房租住。校领导梅贻琦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居住条件的简陋和尴尬：“屋中房屋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竹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除了生活条件的艰困，还要经常躲避日本的空袭，逃往郊外，称为“跑警报”。特别是联大刚进入昆明的头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因为联大和中央研究院是文化知识精英的聚集之地，所以也成了日军的重点轰炸目标。与此同时，陪都重庆遭受日军的狂轰滥炸更是家常便饭，经常笼罩在惊恐与浓烟之中。1940年8月19日，日机就出动190余架次，轮番轰炸数十小时，蒋介石的官邸多次遭日机轰炸，六名卫士死二伤四。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徒凭滿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知识救国是很多文化人的信念，所以在南渡的艰苦环境中，教书的不忘认真教书，读书的不忘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不忘认真做学问。联大化学教授曾昭抡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跑警报的工作片段：“八时至北门街宿舍取书，返宅后画《高等有机》之图表。九时半警报又来，出城疏散，坐两山间之山沟内，读看清华留美试卷。”文科教授吴宓利用晚上没有轰炸的空隙，在月光下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中“柏拉图”一课的讲授。大师们的敬业精神可嘉可叹。

敌机的轰炸没有能摧毁这批文化人的信念和意志，他们在争分夺秒，与敌机赛跑。就是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先后出了172位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其中就有两位诺奖获得者和8位“两弹一星”元勋，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等就是这批毕业生的代表。

由于西南联大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对世界发展的卓越贡献，西南联大旧址已列为我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随着战火的燃烧和日军的南侵，为了躲避日军的狂轰滥炸，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单位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从1940年开始陆续迁往有千山万壑屏障的四川西部的成都、泸州、宜宾等地，开始又一次颠沛流离的大逃亡。其中的一个落脚点是“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一一这就是宜宾的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