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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化的主流观点视传统为一种“遗传”，由前人遗传给后人。因此，传统就是身份，似乎身份早已预设好，子孙可从父辈那里信手拈来。这种理解，是对创造的传统、对身份的意义原始而幼稚的理解。一切创造性的传统，首先意味着未来，或者是现时之初。因此，身份只是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才意味着“遗产”或“过去”。在创造、人文的层面上（人恰恰在这一层面上不同于其他生物），身份就是不停的创造。人在创造思想和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身份。 正如杨炼所言，“过去”或“传统”，应该是创新者反思和质疑的对象，而不是传承、保存和重复的对象。这种观点，常常与机构和权势的文化背道而驰，在阿拉伯社会，它也一直是争议和分歧所在，因为宗教观念和准宗教观念一向支配着这些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在这里，创新意味着冒险，面临着重重困难乃至危险。在这里，批判和创新一样，具有存在意义上的必要性。创新本身便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批判。 以上有关对“自我”的批判。 对“他者”的批判，则是对“自我”批判的必要补充。何况这一“他者”，在其政治、军事、经济层面，往往与机构和权势结伴，而与“自我”为敌。这一“他者”是按照某些谋略、思想行动的，此类谋略不仅要遮蔽“自我”，还要消解、歪曲、摧毁这一“自我”。 王炎：阿拉伯与中国都有悠久灿烂的历史，两位诗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情很深，从母语文化中汲取营养，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但身处异域，从外面观察母语文学的发展，批评地介入又保持着距离，这种游离状态是理想的还是无奈的创作环境？ 杨炼：我有一句诗“距离创造几何学”，是我在西西里岛上的锡拉库札远眺古战场时的感受。几何学是对形状的把握，这也适用于一个文化。我说过：我从未流散于中文。但什么是“中文”？我们每天醒来说话，是否就等于理解这个语言？包括其精彩和缺陷，特别是对敞开人类思想可能具有的意义？汉字、中文书写和古典杰作中的大部分蕴含，还没“出土”，这造成了我们当代文学的贫瘠。无论出国的原因为何，我觉得，我现在像站在中文船桅上的一个瞭望水手，从周围海岛、海流、甚至星座移动中，报告自己这条船的位置。请注意，我就在这条船上！是既内又外（并非仅仅“从外面”）地在创造与自身的思想对话。我的一部部作品，无论在哪儿写成，要等待多久才用母语出版，都在加入这个地貌的演化。同时，思想上的距离远比地理上的距离重要，正是它的审视，能给风景一个几何学的深度。我以为这个状态很理想，不是因为它“游离”，而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游离。相反，距离在帮我更自觉、更有机地深入！要是你问：没身在国外怎么办？我答：好办。那就在你自己之内，去发明那个大海！ 阿多尼斯：就我而言，我遭遇过很多困难。困难不仅来自政治权力，也不仅来自宗教权力，还来自某些阿拉伯传媒的权力，来自一些代表权力的作家。 但是我也有许多朋友，他们的友谊赋予我极大的力量。正是借助这种力量，我得以锲而不舍，持守我视为自己权利和义务的立场。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与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曾是好友，你们两人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批评向度很不同。阿多尼斯先生认为萨义德对阿拉伯文化的了解不够，甚至有曲解，才使得他误用东方主义的概念。请问后殖民理论对今天全球化时代有怎样的意义，对阿拉伯世界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杨炼先生知道后殖民理论曾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广泛，您如何评价中国知识分子对后殖民理论的接受？ 阿多尼斯：爱德华·萨义德是我尊敬的朋友，但我并不赞同他的“东方主义”理论，因为其中颇多含混之处，并有以偏概全之嫌；他的分析尽管精彩，却也时常带有政治上的先入之见，值得我们认真商榷、探究。 然而，他的理论引发了极大震动，使得重新从根本上全面审视东方学成为必要。 杨炼：根本来说，我很反对用“东方”或“西方”这种全称来讨论问题。这同样是简单化。很容易把一个文化（一个人）的内部难题，推脱给外来因素。事实上，个性和独立是普世价值，是每个文化再生的基因（想想老子、孔子们多么坚持“自我”吧）。因此，我很赞同阿多尼斯要求的对自身文化理解的“深”，只有如此，才能找到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力。而中国知识分子对后殖民理论的倾慕，犹如他们对每个“新潮”说法的追随。船没下锚，只有随波逐流，本质上是缺乏自信和评判能力。你说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中是西？或非中非西？甚至中西劣质混合？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中还是要西，而是要什么？怎么要？每个人身上都有东、西方，都是一个文化组合的“个案”，能否形成良性组合，就像20世纪初，胡适、蔡元培、陈寅恪等思想大家做过的？这，端看你自身。 王炎：后现代文学批评对文学生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炼：用这“代”那“代”划分时间段，已经在以西方文化史为坐标。但问题是，“后后”之后，文学还是文学。人生和文学之间，还得有深刻的关系。“文学就是人学”，永不过时。我最不喜欢的，是“后现代”反深度的提法，那破坏了文学的根本，而使它流于恶俗的游戏。作家玩政治、玩艺术、玩市场，左右逢（财）源，唯一的天才是舞蹈的身段。可作品是骗不了人的，内容的油滑虚假、形式的粗陋低级，半目了然。靠什么“代”也无法自圆其说。我以为，中国文化转型确实堪称史诗性，那是原版的“宏大叙事”，渗透了生活的每根毛细血管。这里，“深度就是一切”。处在古今中外的“他者”之间，我们的提问，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个人为体，古今中外为用”，跨时空地组合一切思想、美学资源。在这点上，中文文学是先天反线性叙述的。但它这“共时”态度，不背离深度，恰恰抵达了深度。在一个思想遭到贬低的贫瘠时代，这，也许正是来自中文的启示。 阿多尼斯：我赞同杨炼对后现代理论的看法，我同样强调：创作不应用阶段来评判。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都应用创作来评判，而不是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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