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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以降，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民族自称为华夏，而称邻近四境的民族为蛮、夷、戎、狄。
后世在“千古一脉”观念和“攀附心理”的影响下，将边裔各族全部系于黄帝名下。 遍检早期典籍可知，《国语·晋语四》将少皞（青阳）以晚的历代古帝全部纳为黄帝族裔，就是这种观念的始作俑者。 1、被混淆的上古史《史记·五帝本纪》说舜代帝尧摄政，共工、驩兜、三苗、鲧不用帝命，“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继承并进一步阐发了《晋语》的观点。 完全混淆了中华古族的族缘关系，抹杀了中华早期文明区域多元的历史特征，并导致中华文明“中原起源说”一直占据着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导地位。 距今万年前后至7000年左右，人类历史的列车已驶入相对快速发展的轨道，社会组织结构相对更为紧密，先民已开始主动、有意识地追溯自己的先祖，留意本部族的发展轨迹，以及与其他部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一时期，东方海岱地区的后李、北辛文化系统，与风俗习惯、文化传承较为密切的桑卫地区石北口、后岗一期文化系统，洛颍地区贾胡、裴李岗文化系统，共同占据着“远古中国”历史的中心舞台。 远古各部族先民心目中的“百王之先”是太皞炎帝族系。 西方的黄帝族系偏居于以陕晋豫结合部为中心的西北地区，虽然也有较好的发展，对洛颍地区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其对“远古中国”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故而还没有进入当时人们“历史的视野”。 半坡、庙底沟时期，黄帝族系大举东扩，经过数百年的“中原逐鹿”，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洛颍、桑卫民族的大部分地区，海岱地区也感受到其深刻、强烈的影响。黄帝族系的胜利，打破了炎皞族系“独大”的原有模式。
“久乱思治”，经过大规模、高强度、惨烈而持久的“中原逐鹿”，民生凋敝，人心思治，部族集团之间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平衡和妥协。 由此开始了“五帝共和轮值”时代。 黄帝族系正式进入古史体系，并一度占据中心位置。 以现有资料观察，在《周易》、《逸周书·尝麦》和《左传》中，上古圣王还是各自独立的族群，到了《国语·晋语》那里，这些帝王突然都变成了黄帝的“家人”。 2、黄帝的“家族史”太史公司马迁在编撰《五帝本纪》时，秉承先祖“世典周史”的观点，对先秦其他史籍有关古帝的记载视而不见，而独采《晋语》之说，谓之曰：
把一部中国上古史完全变成了黄帝的家族史。 《国语·晋语四》：
又：
晋大夫司空季子的这段说辞，比较清楚地透露出姬周一代对古帝世系的“良苦用心”：
将远古部族全部纳入黄帝族系，把比黄帝早若干个世纪的炎帝列于黄帝之后，其“尊黄贬炎”已达到了毫不掩饰的程度。 主张“同姓为兄弟”，却又把异姓的炎帝变成黄帝的亲兄弟，进而又说炎黄是“异姓则异德”的异类；主张“娶妻避其同姓”，“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也”，却又说炎黄“两兄弟”是“男女相及”、“异德合姓”的通婚之族；强调“同姓合婚将导致毓灾灭姓”的生育灾难，“同出一父”的炎黄两族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合婚生子，“毓灾灭姓”似乎变成了一句空话！ 前后矛盾，不知所云。 司空季子的“呈口瞎说”恰恰是因为其“胸有”定见，其真实目的就是宣扬姬姓周人的“天命所归”和“唯我正统”。 这是中国古史被“层累地造成的”主要原因。正所谓“诬古圣而惑后儒者，皆《国语》(《晋语》)为之滥觞也”。 《易·系辞下》：
由《逸周书·尝麦》及其他文献关于炎黄二帝的兴替顺序可知，《易·系辞》中的神农氏就是炎帝的代指。 在这里我们看不出黄帝与炎帝、尧、舜之间的任何血统关联。 3、为何上古史变成黄帝的家族史？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和各类文献揭示的古史框架表明，自炎帝开始，远古中国的权力运行，似乎是按“东西方”轮流坐庄的模式“设计”的：
此后权力更替的依次是：
到了后来家天下的夏商两代，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如伯禹部（炎帝系）、殷商（炎帝系）、姬周（黄帝系）、秦（炎帝系）。 但是在“层累地造成”的传统“正史”中，自少皞、颛顼以迄夏商，却都变成了黄帝的嫡传子孙。 是什么原因让“远古中国”和“三代”历史变成了一部“家族史”？ 为什么古史传说中的诸帝，其时代越早，见于正统典籍的时间反而越晚，且错误百出？ 作为“百王先”的太皞伏羲氏，又何以直到春秋以后才始见于文献？ 试作如下梳理： 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西周有了正式的纪年历史，标志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对历史的认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们开始主动、有意识地对逝去的时代进行追溯、解释，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自觉”开始形成。 中原逐鹿，炎帝族系失利，黄帝族系一度占据了远古中国的中心舞台，最终形成了“炎黄共治”的“酋邦联盟”体制。 然而，世事莫测，当新的、比较强烈甚至是冲动的“历史自觉”形成之时，恰逢黄帝裔族姬姓周人位居“九五”，得以执历史之牛耳。 为光大自己的先祖，强调其统治的正统合法性，遂利用手中的话语权，按照“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分类原则，对过往的部族发展源流进行了“层累”系统的整理。 《尚书·武成》所谓“惟先王建邦启土…诞膺天命，以抚方夏”，表明姬周一族早在立志“问鼎”之初，就开始了类似的舆论准备。 直至周室败亡数百年间，历史诠释的话语权始终把持在黄帝族裔姬姓周人和自认宗承黄帝者的手中。 而《史记》的编纂者司马迁，其先祖也曾“世典周史”。于是历史就变成了正统典籍所记述的模样。 《论语·泰伯》所谓“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是为周人自恃德高的真实写照。至今“周人”所把持的古史话语权，仍被部分“文明起源中原说”的学者所承袭。
“真作假时假亦真”。经过数十代人的综合加工和周边四裔的攀缘附会，最终形成了东西南北，抚远无界；古往今来，万邦莫外，无不系于黄帝的古史架构。 4、炎黄子孙的真相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厥功至伟的炎（帝）（太）皞族系，反而成了无关紧要的“旁系”，被打入另册。 炎帝“本人”作为年代更早的人文始祖，虽然得以留在“天潢贵胄”的序列之内，也只是作为黄帝族系崛起的衬托而存在，并被渲染、塑造成一个“德衰、无道”，等待黄帝救援的无能老朽。 于是炎帝成了黄帝同父异母兄弟，于是有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笼统说辞。 少皞明明为一代圣王，因其曾为黄帝“司马鸟师”，“孺养”过帝颛顼，乃得假为黄帝之子。 但终因其“非我族类”，而不得入列帝系之序，其“在位百年”的发展史也一并归入黄帝嫡孙颛顼名下。 《左传》、《国语》是比较可靠的早期文献，对少皞的记录很是清晰。而自称崇信《春秋》、《国语》的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竟然没有提及“少皞”，仅用“黄帝子，日玄嚣，是为青阳”寥寥数字作为交代。 对于“后少皞时代”的“少皞氏之挚”，则用“帝挚立不善”一笔带过。 直到西晋时期的《帝王世纪》，少皞才得以回归本位。 更有甚者，炎帝也差点变成了黄帝的子嗣。
如前述虞舜之子商均，史有明载，亦无争议。
是否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早在周人立志“问鼎”之初，就有意识在民间散布这样的传说，很值得怀疑。 太皞部族是华夏文明的缔造者之一，大有功于社稷，却被一分为三：
蚩尤强兵，奋起抗敌，功败垂成，杀身成仁，而被塑造成反派人物的典型；始皇功败垂成，二世败亡，六国复辟，楚汉继兴，终致秦赢徒留千古骂名。与此相比较，天命所归的“天潢贵胄”们对炎帝、少皞、太皞的史评，尚属优渥。 正所谓：成王败寇，任人评说！ 5、禅让制的本质需要特别强调一点，所谓“禅让制”，乃是中原逐鹿后期，黄帝与少皞媾和时，“用大正顺天思序”建立的“军事民主制”式的五帝共和轮值体制。 故而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中国特有的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官以传贤”的权力更替方式；“天下为家”，“家以传子”的传统世袭模式，因此而遭遇短期(尧舜两代)的干扰。 应该说，大禹“传子”帝启，只不过是凭借家族的强势地位恢复了旧有的传统模式，也就是“世袭模式”的复辟。 就事物的本质而言，“禅让制”仍是一种实力的对比。 《竹书纪年》关于“舜囚尧、放丹朱”，“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记载都是很好的证据。 若依《世本》、《大戴礼·帝系》、《史记·五帝本纪》“自颛顼以迄西周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统关系而言，黄帝以来，至于帝禹，都只能是“家族世袭”，“禅让”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周族之外的异姓知识分子开始追溯自己的族源，尘封已久的“历史口碑”、“历史传说”，乃至于“神话故事”逐步被发掘面世。 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为“百家争鸣”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各种新说的不断推出，为“还历史本来面目”，保留了大量处于濒于失传状态的珍贵史料。 但远古时期，部族林立，此衰彼兴，无计其数。加之年代久远，那些没有文字的“口碑”和“传说”，也在历史长河的冲刷磨砺中，变成了卵石，甚至是沙子，隐没在社会基层的不同人群之中。 求知者在这种境况之下，你搜我辑，相互传抄，张冠李戴、自相诘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另一方面，受此条件的限制，人们追忆历史只能由近及远，从近世先祖溯起。是以帝尧、虞舜、夏禹的事迹依次渐为详细，而帝喾以前，就只有笼统的记述。 这应是“时代愈早文献所见愈少”等倒装现象的主要成因。而少皞、太皞等称谓，原是本族的自称，且常与炎帝相混；作为神话人物，太皞又被称作帝俊。 周人所传正史，又把少皞族裔统统安在颛顼名下，把太皞记为帝喾、帝舜，是以文献所见较少。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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