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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曾说：“毛泽东的理论主张四个字——阶级斗争，我就反对他的阶级斗争。我认为老中国是缺乏阶级斗争（生存土壤）的。”在谈到建设新中国要怎样认识国情时，毛主席与梁漱溟所见不同，两人彼此就争辩。 梁漱溟先生何以不同意阶级斗争理论呢？因为他认为，中国社会的阶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特别是明清以来近五六百年，阶级分化不明不强，社会上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上下流转相通，不固定，这一点跟欧洲社会并不一样。 梁漱溟先生还举例，中国有老话“耕读传家”，还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普通的农家子弟读书，学成中举，可以点翰林，还可以做官当宰相，阶级转化之路并未被堵死。 至于工人农民与资本家对立一说，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成功，只有萌芽而已，要造成“对立”，前提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要先发展起来。 对于梁漱溟先生的这一番“宏论”，毛主席自然是不能赞同的，但据梁先生的记述，毛主席听完他的话，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阶级斗争的理论、历史与实践，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不是短短几百字能说清楚的，再者这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之所以切入梁漱溟先生与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这番争论，不过是个引子，以此为切入点谈谈笔者自己的一点看法与大家商榷。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争议最大的便是其阶级斗争学说。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等社会阶级，现代工人与资本家在当时国内人数又很少，且阶级对立并不严重，因而认为阶级斗争不合中国的国情。胡适、梁漱溟便持此说。 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树立的信仰，俄国革命成功的榜样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走俄国人的路——采取俄国式阶级斗争的“暴动”来打倒反动派，是他们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法。于是，阶级斗争学说自然而然成为了革命利器。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英国、法国等欧洲先进国家已经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使马克思强烈地感受到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而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资本主义尚处于待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专制统治阶级和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的矛盾。把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生搬过来，忽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的时代与地理背景，最终只能把这四个字变成对内斗争的工具。 如果说在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理论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就应该团结起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劳动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工农群众一道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法治国家，用法律调解社会关系，逐步走入现代社会。 换句话说，一个革命党在夺取政权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需要以专政手段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因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存在具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成为执政党并长期执政以后，就势必要淡化阶级观念，妥善处理阶级关系。 如果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宣扬和平建国时期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依然是越来越尖锐、残酷，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本该依靠和团结的力量，最终只能造成动荡和灾难。 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更遭受了十年动荡，深刻的教训在于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反思历史，总结教训。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 当然，我们承认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未过时，理论上的概括和探讨当然可以继续，但历史经验也已经表明，阶级斗争是革命的理论，而不是执政的理论。 所以说换个角度，也许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关于阶级斗争的毛、梁之争。 现在必须警惕有人重新打出阶级斗争的大旗，对这些人的想法，不难揣测：只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很多事情就好办得多，只要认定某些群体是专政对象，干脆连法律的外衣也可以弃之于地，一顶政治帽子就可以置之于死地。但现在依法治国毕竟已经写入了宪法，正面反对并非明智之举。于是，他们借道阶级斗争“曲线救国”，这就动摇了依法治国的理论根基。对于这一企图，人们不可不察。 我希望，中国人民一定要吸取历史上因违背马克思主义原意而误入歧途的教训，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建设法治国家。按照历史经验，社会矛盾在法治框架内完全可以得到有效治理，这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光明坦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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