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1929—）的名字，中国读者比较陌生，直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引起了关注。凯尔泰斯的文字中充满了惊恐不安和犹豫不决，行文缓慢而滞涩，没有丝毫的阅读快感。在这个到处都在寻求快感、叙述欲望的时代，凯尔泰斯好像显得不合时宜。他似乎在制造阅读障碍，他甚至无视“后来究竟怎么啦？”这样一种原始好奇心。其实这与他的特殊经历、生存经验和他对“经验表述”的理解密切相关。凯尔泰斯好像永远也无法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在我们面前堆积一些“不幸的碎片”、“生活的碎片”，其中不时地透露出恐慌的信息。我们的确无法将凯尔泰斯的作品当作“故事”来读。“情节”、“结构”、“性格”这些传统小说美学概念，对他的写作几乎没有意义。我觉得凯尔泰斯不像是在叙事，而像是在签署一张生死契约，叙事的流动性和连贯性，被“死亡”的恐吓和“重生”的渴求死死地纠缠着。因此，凯尔泰斯把自己对生活的回忆和经验的表述，称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苏复自我意识”，而从来也不把它看成是所谓“艺术性的感受”。正像他笔下人物的自白：“我表述生活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揭示生活……我表述生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活下去的可能，或者说，是为了回避对生命本身的表述。”（［匈］凯尔泰斯：《英国旗》 作家出版社）少年时代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经历，是他写作的一个巨大而灰暗的背景，也是他的思维经常出现“梗阻”的根源。二十年新闻记者的经历，又使他对那种骇人听闻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文字保持着高度警觉。他的写作像一位焦虑不安的信使，不断地向我们这些健忘的“无期假释者”送来令人不安的鸡毛信。
对他而言，“表述生活”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这样的写作，的确很难进入今天的阅读消费市场。所以，当他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互联网上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英文资料，连《纽约时报》和《纽约书评》网站也没有他的任何介绍。据说他只有两个长篇小说翻译成了英文，而他的作品中译本一篇也没有。作者自己对获奖也感到突然，直到发表获奖演说的时候，他也没有弄清楚自己的写作与“文学”、与“文学奖”有什么关系。他说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写作的所谓“文学价值”，他的写作不过是对自己还有没有“表述的可能性”，能不能“重新发现自己”的一种考验。国内对这位鲜为人知的匈牙利作家的译介工作，直到2003年才算是有了一个结果。我现在读到的是《世界文学》杂志的“凯尔泰斯作品辑”，包括中篇《侦探小说》、根据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无形的命运》、长篇《惨败》选译、获奖演说辞和一些随笔。另外就是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的两本作品集，一本是中篇小说合集（包括《英国旗》《笔录》《寻踪者》），另一本是长篇随笔《另一个人》，两本都是直接从匈牙利文翻译过来的。长篇小说《命运无常》和《为了一个未出世孩子的哭祷》的中译本至今没有上市。凯尔泰斯的文字的确让人想起了他的同胞卡夫卡，其文字中透出一种“卡夫卡气质”。但他们之间的差别无疑是巨大的。卡夫卡“属鼠”，他的惊恐和焦虑经验与其说来自现实，不如说来自潜意识，其恐惧和焦虑是与生俱来的。卡夫卡的写作仿佛人类文明屁股上一块刺眼的深蓝色胎记，既不可能重复，也无法模仿。作为一位“寓言式”的作家，卡夫卡的作品就像一个巨大的“无主句”，或者是说没有“主人公”的叙事、没有原告的诉讼、没有被告的审判。而凯尔泰斯的写作，是个人所经历过的创伤性打击的产物，是一位14岁少年在“奥斯维辛”恐吓下出现的冗长的噩梦，是一位活生生的人的切肤之痛。凯尔泰斯的写作，就像文明皮肤上一个正在流血的伤口，它触手可及，近在咫尺，永远也无法愈合。所谓的“愈合”，就是用发亮的疤痕来掩盖受伤的真相。其实，“愈合的伤疤”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就像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谎言一样。“愈合”，尽管不可能完好如初，但它给了人们一个“完好如初”的假像。而生活的真相，被一种宁静而光洁的“薄膜”掩盖。疤痕既不是粗糙的皮肤，它没有毛孔；也不是流血的或溃烂的肌肉，它有着死寂般的宁静。“疤痕”是一种介于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奇怪状态。但是，人们对此却习以为常，并将这种谎言般的生活视为常态。凯尔泰斯的写作，就是对光洁的、塑料般的疤痕的拒绝，就是不断地把即将结痂的伤口挑破，露出流血的肌肉。通过回忆，他一遍又一遍地在惊恐不安中重温生命的厄运，就像他不断地通过写作记起了“自己”一样。不断地回忆，不断地写作，笔尖在疤痕上迟缓地游移，并借此既抵御着人类的惰性，也培育着自己的绝对孤独。这或许就是一种真正的写作状态。也许正是有一种类似于“卡夫卡式的写作”的存在，才阻止了一种“伤口愈合”的假像或者幻觉，最起码在写作中，或者说在精神状态中阻止了这种幻觉。正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并不认为凯尔泰斯是一位“卡夫卡式”的作家，就像我不认为他是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作家一样。凯尔泰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有着相同遭遇和较为接近的文化背景的作家，在处理经验的方式上显得截然不同。在这里，我先要站在今天的阅读角度，来苛求一下这位俄国19世纪的伟大作家，给当代那些盲目的、讨巧的模仿者泼点冷水。同样面对过极权主义，同样面对过死刑，同样面对过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方式是不停地说，不停地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就像一位“失禁”患者找不到厕所一样。在描写苦役生活的《死屋手记》中，他第一次找到了宣泄的地方。那部小说就像一个巨大的垃圾桶，里面装满了西伯利亚冻土的荒凉和寒冷、遥遥无期的劳役、残酷的行刑、肮脏的澡堂、肮脏的小酒馆、腥臭的酒气、囚徒荒唐的言行……一切都超出你的想象，一切都新奇无比，一切都闻所未闻。它因此而具备了新闻性，也就是具有了消费性。沙皇宫廷多愁善感的贵妇人和公主们，在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自己小说片断的时候，都伤心地哭了。他的长篇小说《白痴》中也有类似的场景，三位伯爵小姐围着梅什金，不停地要求他讲述死刑现场的情景和面对绞刑架时的心理感受，然后一惊一乍地呼叫。按今天的说法，那三位伯爵小姐的行为，就是一种寻求刺激式的“快感消费”，或者类似于“受虐—施虐”的时尚。这正暴露了19世纪作家写作中的一个“死穴”。于是，这种写作在今天新的阅读者面前，成了一种炫耀，炫耀经历、炫耀苦难、炫耀对苦难的表述能力。今天流行的美国纪录片《生还者》，就是这种炫耀乃至伪造苦难场景的典型。这种带有宣泄性的写作，像“间歇泉”一样，常常有提前枯竭的危险。在宣泄了十几年之后，年过半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平静下来了，“癫痫症”也少见发作了。于是，在宁静中他想到了上帝，不禁泪流满面，巨大的伤口仿佛愈合，剩下的问题由上帝去解决。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就不会出现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也不会有凯尔泰斯。事实证明，“愈合”是一种幻觉，集中营、流放、酷刑、死亡的阴影依然存在，以各种不同的变形方式（审查、监视、跟踪、控制、撒谎、专制统治）存在。旧灾难的炼狱已经摧毁，新灾难的炼狱正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形式悄悄生长。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经验的范畴。凯尔泰斯之所以没有躺在“个人经验的功劳簿”上陶醉不已，是因为他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发现了“奥斯维辛经验”的不同变种，就像变异了的病毒一样在侵害人体。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和平废墟”替代了当年的“战争废墟”，人们在当年“战争废墟”的瓦砾场上，新建起一片“和平废墟”。彻底的和平是早亡的悬崖，地球被大气污染层笼罩着。所有的男女都浑身污垢、偷窃成性、玩世不恭、飘忽不定。正因为如此，凯尔泰斯的写作才体现了应有的矜持和节制，体现了一种语言的道德。他常常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为自己丧失了“语言表述的避难所”而焦虑不安。但他无法喋喋不休，他不希望自己的生活经历变成一种“阅读消费”。他既不想转述“生活经历”，甚至不想做所谓的“揭示生活”的工作，而是在吃力地寻找一个“奥斯维辛”之后就消失了、至今依然不知所终的那个“自我”。凯尔泰斯说，他已经死过一次，所以他还活着。“从来不是为了揭示生活，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这就是他基本的写作伦理。在获奖演说辞中，凯尔泰斯指出了“奥斯维辛经验”的两个后遗症：一个是“人们变得更加孤独了”；一个是“它使文学戛然止步了”。我很喜欢“奥斯维辛使文学戛然止步”这个说法，它比阿多诺那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说法更有意思，也更留有余地。阿多诺的说法无疑具有哗众取宠的效果。而所谓“戛然止步”，可以理解为集中营的震惊事件在文学表述上的反映。比如，震惊体验使以往的艺术经验及其表述方式突然中止，就像杀戮和拘捕使日常生活的常态突然中止一样。直截了当地说，两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巨大的文明断裂。面对这一断裂，传统的艺术经验和诗学范畴完全失效，我们的语言表达像失血一样苍白无力。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说话。寻找新的表述方式和体验方式，成了艺术的新的任务。在这里，人们实际上面临的是“记忆或者遗忘”、“言说或者沉默”、“活着抑或死去”的多重矛盾。当我们反复强调“记忆”的重要意义时，我发现，尼采却一直在强调一种“健忘”的能力，也就是强调人和动物同是作为自然物种的“健忘”能力的重要性。尼采并不认为记忆或者恐惧是“唯一的希望”。尼采十分重视自然物种身上的那种善于“健忘”和长于行动的特征。尼采说，动物的身上有一种“积极健忘的功用”、“积极主动的障碍力”，“恰恰是在这个必须要健忘的动物身上，遗忘表现为一种力量，一种体魄强健的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积极的健忘”，生活就不再存在了。这种“积极健忘的功用”，既能使人摆脱恐惧，又是新的生命活跃状态（也是自我意识的基本前提）的保证。尼采的观点，的确为恐惧者、受伤者提供了一种“临时救护法”。今天，我们见到的“语言的狂欢化”、“肉体的狂欢化”状态，或许正是尼采理论的当代注释。不过，尼采的前提是，人与动物有共同的东西。如果“人”连自己身上的动物性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个分裂的器官，或者就像一个“克隆人”似的，那么尼采的这种说法就不成立了。我们可以在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中看到尼采理论的各种影子，主张“遗忘”，提倡肉体的活跃状态。但是，人们因此而生活得更有尊严吗？他们因此变得更懂事了吗？当然没有，没有懂事者，只有董事长。这正是凯尔泰斯感到孤独的地方。在人群中感到孤独是一种最大的孤独。所谓“孤独”，就是人与人之间丧失了倾听的能力和对话的兴趣，他们没有信任感，彼此提防，有时候还假装互相抚摸。尽管凯尔泰斯一直在强调“记忆”和“表述”的意义，但他也无奈地承认了“沉默”的意义。不过这个“沉默”的意义是有前提的，即“只有上帝存在，沉默才是有效的真理”。否则，所谓的“沉默”只能是典型的“当代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立场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后极权”国家）最有市场。谎言无法治疗我们的病症。靠自欺欺人的谎言所维系的“沉默”，只能是一种绝对的缄默，因而就是绝对的死寂。一边是创伤性记忆，一边是强行遗忘后的狂欢肉体；一边是巨大的缄默，一边是“有了快感你就喊”、“蝴蝶在尖叫”的呼喊声；一边是对文字快感消费的需求，一边是性命攸关的书写。凯尔泰斯就这样在记忆和遗忘、沉默和表述的两难处境里，艰难地、孤独地坚持他自己对生活和命运的独特表述。在“市场集体主义”、“国族集体主义”等各种消解“个体”的借口中，文学因此保持了一种疏离和质疑的品质。从而，这种孤独的个体书写才显示了文学书写的严肃性。我由此想到了中国当代作家。在他们那里，战争经验成了对一种集体仪式的浪漫主义描述。“文革”经验，迅速变成了一种对“伤痕”的炫耀。“反思文学”变成了集体性的“记仇文学”。心灵和肉体的“伤疤”因而迅速愈合；对经验的表述，则停留在“新闻学”的层面，缺乏更深刻的洞察和思考。文学书写因而就成了一张张廉价的“创可贴”。凯尔泰斯不是在向世人展示他“经验的伤疤”（像农贸市场上的“跌打药”贩子那样），而是独自一人在自己的“疤痕”上精心地、艰难地“刺绣”。当然，感到伤痛的只是他自己。他说：“我们只认得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真理因苦痛而变得更真。”我感到困惑的是，怎样的经验表述，才不至于使人类的苦难经验变成“快感消费”；怎样的阅读经验，才不至于将凯尔泰斯那样一种镌刻在疤痕上的文字，当做时髦女郎手臂上的“刺青”。
摘自张柠《白垩纪文学备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