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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潘天寿与诸闻韵、吴茀之、张书旂、张振铎成立“白社”国画研究会，提出以“扬州八怪”革新精神来重振中国画，这在以西画改造中国画的高涨声浪中有所针对。1936年，潘天寿修订了十年前编译的《中国绘画史》，并增补《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一文，考察了外来绘画与传统绘画之间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提出东西方绘画“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和“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的观点。显然，出于对传统的捍卫，此文有感于当时的艺术思潮并对中西绘画的冲突融合进行有意探索，而此时其创作对传统已有所突破，最明显的就是在画面分割上利用面积对比强化视觉冲击力，已具现代性。应该说，他通过“自己的锻炼”局部实现了中国画革新。
▲ 1930年代初潘天寿与国立杭州艺专学生合影 抗战全面爆发后，林风眠被迫带领全校200多名师生和大量图书教具内迁。1938年3月，湖南沅陵，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在当局的命令下并为国立艺专，废校长制而采用委员制，林风眠、赵太侔任主任委员。由于经费、教育方针和人事等众多问题矛盾时常发生，在经历两次“倒林”风波后，合并前在两所学校均担任过校长的林风眠最终辞职，从此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 潘天寿《朝霞图》，中国画，纸本色墨，82×79.5cm，1964年，图据2011年国博“潘天寿艺术大展” 1939年艺专迁到昆明，潘天寿向新任校长滕固提出了“分科教学”设想并得到一批国画老教授响应。不久，中西绘画开始分科教学。主持国画课的潘天寿，首堂课就对学生讲传统绘画作为一门独立画种以及在世界艺术史中的特殊地位，鼓励大家一辈子献身艺术。
▲ 潘天寿关于分科教学的手稿 而去职后的林风眠，贫穷而孤独地住在重庆南岸一仓库的小屋内。潘天寿并未忘记已落魄江湖的林风眠，邀请他回校任油画教授。后来，或许是没有画油画的条件，他搁下油画笔主攻彩墨画，与潘天寿成为同行。林也开始反思如何“调和中西艺术”的问题，并以绘画实践坚持其主张。在1924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林风眠的作品《生之欲》画了四只老虎从芦苇呼啸而出，画面是表现主义风格，但技巧上运用了中国画水墨淋漓的表现方法。林风眠也是最早进行国画改革的实践者之一，探索将油画、国画的美感相结合，画作多用斗方构图，内容以仕女和风景居多，画境有悲凉和孤寂感。1938年，下野的林风眠开始了大半辈子的孤寂，但艺术上又回到了象牙塔。
▲ 林风眠《霸王别姬》，中国画，纸本色墨，68×68cm ，约1950年，2012年保利香港首拍632.5万港币成交 1949年，北平艺专美术专业与华北大学美术系合为中央美术学院，合国画西画为绘画系。1950年11月，复校的杭州艺专改中央美院华东分院。1950年到1953年，在江丰领导下华东分院与北京齐步，合西画国画为一系。1954年，华东分院分彩墨、油画、版画三科，次年成立彩墨画系。 1958年，华东分院改为浙江美术学院，次年潘天寿出任院长，中国画系主任吴茀之逐渐将中国画系分成人物、山水、花鸟三科。1961年4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潘天寿肯定基本功的重要性和分专业的必要性，提出人物、山水、花鸟分科学习的意见，得到采纳。据叶浅予回忆：“主张分科的理由，认为这几年美术院校大力提倡人物画，人物基础较好，山水花鸟基础很差，不能满足社会对山水花鸟的需要，因此必须改变现行的着重培养人物画家的方针，加强山水花鸟画家的培养，使这两门人才不致中断。不主张分科的理由，认为专长一门是毕业后个人创作实践和社会供求所促成的结果，院校的任务只能给学生向专长发展的必要基础，不能走单打一的近路；但也看到这几年过于侧重人物基础，大大削弱了山水花鸟的比重，已经出现这两门专业后继无人的状况，同意适当削弱人物课，加强山水花鸟课，达到掌握全面，平衡发展。”（《叶浅予自传》）
▲ 潘天寿1961年给浙江美院花鸟班上课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美院，在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徐悲鸿校长合西画和国画系为绘画系，为培养“普及型”的美术干部而扩大招生，蒋兆和与徐悲鸿的彩墨画逐渐成为影响巨大的“蒋徐体系”。 显然，华东分院的国画教学不可能不受到北京影响。如强调素描，强行推动西方“科学”的写实素描、速写取代传统笔墨；实施“三个为主”，即内容以人物为主，技法以工笔为主，造型以写实为主。江丰院长还有“中国画必然淘汰”高论：“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没有世界性；中国画没有前途，今后只有一种世界性的油画，中国画必然淘汰；中国画没有透视的解剖学，缺乏质感……” 顶着巨大压力，潘天寿主持的教学整体上还算正常。自己则用行动抗争，比如：你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我就蹩足地画一些诸如《送公粮》《丰收图》的主题人物画；你说中国画不能画大画，我就在地上铺纸画前所未有的巨幅花鸟……
▲ 潘天寿1964年在华侨饭店作大画 林、潘都是现代美术史上重量级的画家和教育家，都曾任国立艺专校长，新中国成立后都因不合时宜受到迫害，两人都性格温和、为人低调而内心极为坚强。两人对“合系”有巨大分歧但君子和而不同，彼此珍视对方的人品，“中西结合”与“拉开距离”的艺术观也并行不悖。有意思的是，两种艺术观貌似对立，但都推进了传统更新，创造出了两种有着时代高度的不同艺术体系并培养出不少艺术大家。前者如赵无极、朱德群等国际大家，后者如周昌谷、方增先等“新浙派”画家。当然，关于中西绘画的关系及教学、创作方面的争论不会停止，如近年来对吴冠中的赞誉与非议就是一例。 本文原载于2015年11期《中国收藏》，有所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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