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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泰山学院学报2022年02期  一、韩文彬及其石刻空间理论 200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韩文彬(Robert E.Harrist，Jr.)出版《文字的风景：早期与中古中国摩崖石刻》(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一书(以下简称《文字的风景》)①，封面和扉页均选用巨幅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石刻图。绿树掩映中，大片石坪坦露阳光下，径尺丹书，雄浑古穆，自成一方世界。该书荣获2010年“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The Joseph Levenson Prize)。据作者自述，该书的写作源于1998年及其后2002、2005年间的几次中国旅行，作者在中国书法、绘画和园林建筑方面都有精深研究，出版过《权力与美德：中国艺术中的马》(Power and Virtue：The Horse in Chinese Art)、《十一世纪中国绘画与私人生活：李公麟作〈山居〉》(Painting and Private Life in Eleven-Century China：Mountain Villa by Li Gonglin)、《物化图像：从约翰·艾略特的收藏看中国书法》(The Embodied Image：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Elliott Collection)等著作。1998-2008年，正是西方空间理论逐渐兴盛的时期，韩文彬在《文字的风景》一书中反复强调，他的石刻研究不仅是艺术史的研究，更是对石刻艺术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研究做的新开拓。 全书共分六部分，序言“书于地之骨”，第一章“公共作品与石门的公共书写”，第二章“云峰山与仙同游”，第三章“铁山功德碑及其巨制”，第四章“帝王书写与登顶泰山”以及后记。韩文彬教授学识渊博，引证宏富，许多中文资料都是首次被译为英文，除去个别误读，韩氏译文均极为精当。 该书目前在国内现有一份序言节译“文字的风景——早期与中古中国的摩崖石刻”②，以及一篇述评“历史现场内外的公共性和互文性——韩文彬的两项石刻书迹个案研究评介”③，初步得到艺术界的关注。在史学界，先有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一书④，在注释中提及韩文彬对中国石刻的系统研究，最近有《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一文⑤，提及韩文彬对泰山大观峰《纪泰山铭》摩崖石刻背后的政治景观意义。本文则立足空间理论，详细介绍韩文彬书中关于泰山石刻研究以及石刻所传达出的空间政治思想。 该书绪论“书于地之骨”(Writingon the Bone of the Earth)，开篇即谈泰山摩崖石刻之琳琅满目与争奇致胜，称游人至此，登岱观日已不是唯一体验，更妙的是可以读碑辨古，追摩先贤，重新唤醒往昔的声音。韩文彬引用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关于风景的定义⑥，指出风景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对原生态物质自然理解、接受和塑形后的产物，地球表面原本是无差别、绵延不绝的存在，当人类将其条块分割并赋予人类视角后，自然就成了风景，空间被转化成位置。然后，韩文彬引用美国斯坦福大学罗伯特·伯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教授关于空间和位置的理论⑦，指出，位置囿于边界，有内在局限性，其本质具有“此在”性，即使宇宙洪荒，它在空间的界限也是固定不变的。哈里森认为，正是人或人类符号的出现，使空间有了中心，获得了意义，在超越时空、亘古不变的自然中楔入了一个有限、但却诗意盎然的人类栖居空间。 因此，阅读这些人类符号不能离开符号所在的空间环境和原生位置。中国宋代以来的传统金石学，似乎太过专注金石文字的内容，及其证经补史的功能、文体变迁及书法源流的佐证价值，或石刻拓片本身的审美功能，聚焦于石刻内容和对石刻者的考察，忽视了对摩崖石刻所在空间和位置的考察，尤其是石刻与周围空间的互动关系。为此，韩文彬引用瑞士汉学家毕来德(Jean Francois Billeter)观点来说明石刻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当一个个汉字被刻进岩石，周围的大自然，所有可见之物，全都蓦然而起，像是被按下了一个个触发点。整片风景就这么跃然而生，这绝对是中国人的天才之作。”⑧然后，韩文彬又引用法国书籍史研究家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话⑨，进一步说明文字的意义一部分来自文字内容，一部分来自文字的物质载体，一份文本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与其呈现给读者的物理状况和物质形式息息相关，其文本书写的大小、字体、排列、媒介、地理环境都决定着文本的意义生成。因此，摩崖石刻的阅读和研究，既需要回到历史的时间现场，也需要回到石刻所在的空间现场，关注石刻所在位置的意义以及石刻与周围环境所构成的空间意义。 很显然，韩文彬非常执着于空间和位置两个概念，文中也直接引用了法国空间研究开拓者、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i，1905-1991)“空间三元”概念：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⑩。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使用的空间，其实践产物是各种可感知的空间形态，包括都市、楼房、广场、公园、墓地、纪念碑、道路、桥梁等，具有物理形态和视觉特征，能被人们的感官所把握，尤其能被人们“看见”。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是科学家、官僚、城市规划者通过话语权、知识、符号等建筑的一个抽象空间，在任何社会都占有统治地位。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是对空间的感知和想象，区别于现实空间，包含复杂的象征意义，是个可以抗争的空间，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体现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空间权利之间的冲突与斗争；空间实践则是表征的空间与空间表征的过渡场域(11)。韩文彬认为石刻不仅创造了风景，还通过石刻，将其所在的位置变成了一个表征的空间，构造出了一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既区别于现实空间，又包含复杂的象征意义，是社会差异空间的诞生地，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韩文彬便是依据上述空间理论，对泰山石刻进行了深度解读。 二、对封禅帝王泰山书写的新观察 “帝王文，前代鲜佳者”。(12)然而，摩刻于泰山之巅的帝王书写，从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到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尤其是唐玄宗御制御书之《纪泰山铭》，强烈吸引着韩文彬，因为这些帝王书写具有韩氏最看重的几个书写特点：刻石位置之独特、崖壁打磨之细致、书者之身份、书法风格之异趣，以及刻石字体之大、规模之巨、泥金错落等物质形式和空间意义。 韩文彬在第四章“御制御书与登顶泰山”，开门见山指出，从远古时代泰山就被认为是一个可通神灵之所，在此，人间君王通过封禅仪式，与天地进行对话。封禅仪式之所以意义重大，除泰山高而难登外，更因帝王封禅资格之极其难得：受天命，现祥瑞。除却管仲列举的传说中七十二帝封禅，中国历史上仅有六位帝王封禅成功。第一位是秦始皇，其东巡途中，通过刻碑勒石等一系列举措，永远地改变了他所经之地的风景，在他刚刚完成统一的大地上留下了自己的权威，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利用这些勒石留痕等举措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表征的空间。秦始皇登上泰山后，命丞相李斯以秦国文字小篆刻石，立于岱顶，以纪功德。秦始皇东巡中刻石留痕与东封泰山，目的是把自己也纳入古代帝王巡游和封禅的行列，从而纳入圣贤之列。而秦始皇勒石纪功的行为，也将中国古人在祖庙供奉使用的金玉礼器上刻铭之传统，放大化，公开化，刻铭于石于碑，将之置于天地显豁之位置，以便让每一个来到石碑树立地方的人都能看见，将原本神秘的礼器变成一件公共作品。石刻的公共性让其成为了一种表征，一种符号，一种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对应关系。见字如面，石刻所在位置就是秦始皇本人站立过的位置，是封禅仪式举行的位置，因此，即使始皇远去，身后仍旧留下了他本人的意志和他所经过的空间。无边无垠的空间，就这样又一次被分割塑形，成为一个个具体位置，为后来者构建出一片片风景。 封禅仪式之神圣，来自于仪式之古老和封禅者之勋德弥缛，仪式规程尚在其次。因此，自秦始皇到汉武帝和光武帝，封禅仪式一直缺乏统一的礼仪模式，基本按照各自宗庙祭祀的仪式进行。仪式之神秘处还在于帝王之私心，无论秦始皇还是汉武帝，都希望得到天地神的保佑以长生不老，所以汉武帝开启了一项封禅新仪式，就是将禅地玉牒埋入祭坛之下，只将封天之文刻石公告。汉武帝八次登岱，封禅五次，却只留下了一块无字碑。韩文彬在讲述另一位汉室帝王光武帝封禅之前，插入了王莽篡位与封禅泰山的计划及其玉牒遗存。称玉牒最终没能到达所指之地，但作为信物和表征，它仍然穿越了时空，与泰山联袂，构建了一个表征性空间。 公元56年，光武帝刘秀封禅泰山，一切按照汉武帝的模式进行，碑文由大司空张纯撰写。然而，在韩文彬看来，光武帝《泰山刻石文》完全模仿了秦始皇碑文模式，先是赞美光武帝平叛中兴之功，然后阐明其封禅之名正。张纯还特别提到了光武帝复兴儒教之努力，“吏各修职，复于旧典”。光武帝封禅碑与秦始皇封禅碑的互文性，既颂扬了始皇帝的开创之功，也同时彰显光武帝欲与始皇帝、汉武帝比肩的心理。 从光武帝到唐玄宗封禅之间的六百年间，刻文于石的行为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帝王下诏进行的撰刻为数不多，反而成为官员和文士公开表达不同政见的重要方式。东汉政权崩溃以后，曹操意识到刻石成文已经成为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遂下令禁止滥刻石碑。后曹丕自立，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遂重启刻石立碑传统。南北朝时期，泰山附近佛经刻石蔚为大观，当时刻经的原因是为了应对彼时流行的佛教末法世思想和北朝皇帝的灭佛运动。 到唐太宗时期，新任帝王在宗庙和巡游之地树碑刻石，以纪功德并公告天下，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范式。但是，唐太宗并不满足于让臣子撰文，书法家书丹，他要亲自动手，既当士子也当书家，御制御书。从而使帝王手迹变成一件向公众开放的公共作品，将政治统治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不仅如此，唐太宗还在书法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打破东晋以来官方奉行的楷书，独推古人私下表情达意的行书。唐太宗的一系列改革，意在消除玄武门之变带来的政治阴影，将自己打造成一个随和从众、重视友情的可亲之人。其后的唐高宗和武则天都继承了太宗以行书刻石的风格，并于公元666年，登封泰山。韩文彬认为，此次高宗封禅泰山影响不大，封禅石碑已然淹没，其刻文亦未在史书中留下记载。原因据说是《旧唐书》的编纂者们认为高宗政绩平平，是位守成之君，承赖高祖与太宗余绪，尚未达到封禅泰山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高宗允许皇后参与禅地仪式，是高宗封禅一大败笔。但唐高宗公开封禅玉牒文，以及武则天亲笔撰文书丹，这些做法都直接影响了后来唐玄宗的泰山封禅活动。韩文彬引用艺术史家巫鸿(Wu Hung)的观点(13)，认为唐玄宗封禅的一个目的就是重续被武则天中断的李氏王朝统治正义和礼仪。韩文彬还引用英国著名结构学派人类文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的话来说明空间关系是如何随封禅仪式而转换的(14)。泰山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人间帝王可以通过焚香、上供、祝祷等一系列活动，得以与天地神灵以及自己的祖宗神灵交流，从而暂时进入一个超尘拔俗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停留时间就是祭祀仪式持续的时间。帝王下山以后就回到了日常生活空间，但是留在山顶的碑石就像是向上天敞开的一扇门，与神界的交流通过石碑上的刻文和埋入坛底的玉牒继续进行，因此，泰山之巅总是存在着一个悬置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帝王与神灵仍然可以交汇沟通。 唐玄宗封禅时，不满足于仅仅树碑刻文，而是通过就崖凿石，摩崖刻文，将整个泰山变成了一个向天地神灵，包括天下臣民，展示大唐功德与个人魅力的巨幅册页。而在封禅后，唐玄宗亲自撰写的《纪泰山铭》，就大观峰削崖为碑，直书于地之骨。崖面经过仔细打磨，整体成玉圭形，摩高13.20米，宽5.30米，正文有24行，每行51字，现存1008字，平均字大4平方米，填以金泥。体伟幅巨，金光夺目，远远超过了前代武则天树立的最高石碑无字碑(6.3米)。崖面坐北朝南，如同帝王端坐，铭文采用传统四字格，书法为八分体汉隶。隶书书体，金相玉质，丰茂英特，更是唐玄宗的精心营造，以确保传达《纪泰山铭》之雅正。隶书自汉代以来，逐渐被楷书所取代，到唐代时期楷书已然成为官方公文用体，期间，唐太宗为显示自己的亲民与随和，曾特意提倡用行书来刻碑文。经过太宗、高宗、武则天等帝王刻石推行，行书书体无形中成为唐朝王室的御用书体。唐玄宗作为中兴之主，迫切想要整顿天下之秩序，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以曲为美，险中求动，不适合中兴时期恢复社会秩序之需。不仅如此，唐玄宗也急于抹除武则天新周王朝的影响。因此，在唐玄宗的极力推行和亲身示范下，隶书在开元时期普及开来，百官士人竞相模仿，成为新的主流书体。“御制御书”的《纪泰山铭》为唐玄宗营造了一个唐朝中兴之主、书法皇帝的形象，泰山大观峰也因这一摩崖石刻，永远地改变了模样。自此，大观峰，从一个自然空间转身成为一个表征性空间，后来者在此竞相争夺话语权。 与汉代时期，石刻碑文被新兴的读书人(士)当作表达政治观点和寻求公众注意的心理相同，有宋一代，士大夫摩崖、题名、题景与研究摩崖之金石学，蔚然大兴。如同加在名画上的各色题跋和印章，金石学的兴起吸引人们云游四方，寻古访碑，而访碑活动又促使访碑者添刻更多新碑。有些地方官员也将摩崖石刻列为地方文化之一，亲自参与整理和研究，并勒石记录自己发现、考证某碑刻的经过和结果，围绕该碑刻构筑更加具体可感的表征性空间。两宋时期，除了金石学家痴迷于摩崖石刻的访拓和考证，大批文士也将石刻看做是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韩文彬列举了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附近的宋代陈国瑞题刻与明代崔应麟诗刻，从中观察石刻与周围风景之联系。 宋真宗封禅后，亲笔御撰、御书并篆额《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刻石位于唐玄宗摩崖东侧，大观峰东南部石壁，书法筋瘦骨硬，十分飘逸，史称宋摩崖。然而，宋真宗在朝廷积贫积弱状态下，大力宣扬的“谢天书”封泰山之举，非但没有堵住悠悠之口，反而招致后代人诟病，宋摩崖所展示的表征性空间和所代表的宋氏政权，就成了软弱和虚妄的象征，自明嘉靖年间开始，宋摩崖遭到很大破坏。明嘉靖泰安代理知州翟涛(1564)，在宋真宗刻石上大书三个字“德星岩”，字高3.5米，宽近1米，将宋摩崖破坏大半，该处石壁遂称“德星岩”。古以景星、岁星等为德星，认为国有道或有贤人出现，则德星现，翟涛与其友同游，以德星自居。清嘉庆八年(1803)又有泰安知县舒辂题写“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该句出自宋真宗时期另一宰相寇准之诗，讽刺宋真宗亲小人、远贤臣。一崖三朝相叠，这中间的权利话语之争，不言而喻。 明代摩崖不仅覆盖了宋真宗铭文，而且大量挤占大观峰崖面，在唐玄宗铭文东侧有“登岱观海”(明嘉靖1562)，题额上方有“天下大观”(1548)，西侧有“壁立千仞”(1555)、“天地同攸”(1536)和“弥高”(1582)。明代士大夫所刻摩崖既有政治观点之表达，也有对泰山极顶风景之赞叹和置身泰山之巅的个体感觉，冲淡了唐摩崖原本正大堂皇的政治格局，无意中凸显了唐玄宗铭文的个人传记性，使之成为后代文人登岱、记游、抒情之先驱。 三、韩文彬对泰山石刻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过去的泰山石刻研究主要以拓本为媒介，偏重史学和书法，证经补史，对石刻的物理语境和文化地理属性未能予以足够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石刻书迹的全面理解。“石刻不仅是一种文献，而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献。它不仅为文献提供了物质媒介，它本身还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的景观。这种景观有其空间属性，呈现空间之美。”(15)而泰山石刻作为景观空间的研究，一直以来或者偏于宏观的“宇内”空间，对泰山内部物质空间的论述较少，或者偏于宏观的文化空间构建，对于泰山微观人文景观的论述偏少。(16) 韩文彬的研究引导人们重返历史现场，关注石刻与它们原生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石刻与石刻之间的互文性视觉表现方式，考察石刻的生成史和阅读史，从物质文化主义、社会学和空间政治学的视角进行石刻研究，彰显了石刻的物质景观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维度，将艺术研究和史学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尤其值得推重的是，韩文彬在书中详述了泰山石刻的历史以及石刻体现出的空间政治，是西方第一部以石刻为主题的研究性著作，全文收录的石刻达五十余处，有许多是被首次翻译成英文，创新之处颇多。他将摩崖和石刻从死板封闭的状态解放出来，进行历史还原，追溯石刻生成的历史政治背景，还原摩崖石刻所在原生空间和位置，通过个人亲自登山观摩，感受石刻文本的书体、大小、布局、岩石质地、摩崖面积、粗细以及周边地理环境等物质因素，关注石刻生成史、阅读史，以及石刻与周围环境所构成的空间意义。因为，“每个社会都生产某个空间，自身的空间。生产关系的诸多表征，它们包含着种种权力关系，并且这些权力关系也出现在空间中：空间以建筑物、纪念碑和艺术作品的形式将权力关系纳入其中。”(17) 同时，韩文彬视野开阔，旁征博引，列举了一系列西方汉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学家、人类学家与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来阐明风景、空间、位置的意义，务使字字皆有来历。韩著也列举了许多中国典籍，最为其倚重的是《史记》《旧唐书》和《文心雕龙》等。通过借鉴诸多视角，韩文彬提出，泰山本身就具有特殊的空间意义，泰山极顶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天人交汇的地方，一个上演国家公共事件的大舞台。祭祀焚礼，祝祷树石，人间帝王的封禅仪式，使泰山极顶拔地通天，打开了通向神的空间，天、地、神、人，四方映射，帝王作为天子的形象得以彰显。即使帝王下山以后返回日常生活空间，留在山顶的碑石和摩崖仍是帝王的“此在”象征，人神交汇得以继续。泰山之巅，因为摩崖石刻的存在变成了一个始终悬置的空间，一个始终彰显皇家威权的表征性政治空间。关于泰山作为中国的国山和政治山，中国学者早就有关注(18)，而韩文彬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泰山这方面的意象。 但韩文彬泰山石刻研究中，也存在个别误读与误论。如他在论述唐玄宗勒铭泰山一事时指出，在历代前往泰山封禅的帝王中，玄宗是少有的改变了五岳之自然风貌的一位。对此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证之大观峰唐代摩崖残迹，高宗封禅时已行磨山镌崖之先，并不是玄宗首先改变了五岳之自然风貌。周郢在其新著《泰山编年通史》中对此有详细考证(19)：“为纪此盛典，于泰山立《唐登封纪号文》碑，高宗撰并行书，飞白书额，其一大字，摩刻于岱顶；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乾封年《登封文》原在大观峰西壁，后来的《纪泰山铭》右侧，字寸许，类《圣教序》集右军书，其文历述太宗创基之功。”后为明代人镵毁，见者痛惜!《朝觐》碑由李安期撰，行书，“在今'云峰’上，亦被明代林焞以'忠孝廉节’四个大字鑱毁，犹存'波扰五岳尘飞深入反陷重围动想神京结阵则浮云未巢王元吉委镇策而地置州县兼神初基未遑西略恳构两开玉帐杨魏窃弄神玺规亨笼霄之碧建德旌累捷而致双擒眇六年间未方劳誓牧冠九天志清八表英威迅其尝舍于弊俗于龙英玉帛樽’百字。”高宗封禅碑广见于《旧唐书》、《岱览》与《泰山志》等常见书籍，不知因何原因，韩著疏于关注。 其次，韩文彬对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摹刻者僧安道一似乎也颇不熟。台湾大学艺术史教授卢慧纹，在为韩著所写的书评中，曾指出(20)，韩文彬对僧安道一的名字似乎并不很确定，文中称为“Seng'anDaoyi”，僧安为姓，而在文后的人名附录中，又称其为“Seng An Daoyi”，将“僧”单列，看作是他的僧人身份，“安”为其姓。至于僧安道一在佛经撰刻方面的贡献，韩文更是模糊，甚至对200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齐鲁摩崖石刻》一书都未提及，其他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被忽略。 同时，韩文彬的译文也存在些许翻译错误，比如，把泰山朝阳洞东的“御风岩”之“御”误读为“皇家”之义，将其英译为“Imperial”，实则应为“乘风、驾风”(Riding Wind)，以示崖之高。其他误读比如，韩文彬认为，泰山极顶秦封禅碑已完全丢失，事实上，其中二世诏残石存于岱庙东御座院内，尚存十字可辨。虽有这些微瑕，但韩著对泰山石刻研究的开拓贡献巨大，值得重视。 注释： ①Robert E.Harrist Jr.The Landscape of Word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 ②韩文彬.文字的风景——早期与中古中国的摩崖石刻[J].徐胭胭，译.邱忠鸣，王新，校译.艺术设计研究，2011，(6). ③陈文波.历史现场内外的公共性和互文性——韩文彬的两项石刻书迹个案研究评介[J].中国书法，2020，(9). ④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5. ⑤孙正军.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J].史学月刊，2021(4)：107-118. ⑥Simon Schama.Landscape and Memory[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10. ⑦Robert Pogue Harrison.The Dominion of the Dead[M].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3:18. ⑧Jean Fran ois Billeter.Chinese Art of Writing[M].New York:Rizzoli,1990:259-260. ⑨Roger Chartier.Forms and Meaning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5:22 ⑩Henri Lefebv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1:45. (11)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节译)[J].刘怀玉，译.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3)：94-110. (12)钟惺.隐秀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400. (13)Wu Hung.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77. (14)Edmund Leach.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35. (15)程章燦.景物——石刻作为空间景观与文本景观[J].古典文献研究，2014(2)：1-28. (16)刘兵.泰山历史文化轴线山地段人文景观及空间研究[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14. (17)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节译)[J].刘怀玉，译.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3)：95. (18)周郢.泰山“国山”地位的历史回顾[J].齐鲁文化研究，2004(1)：52-61. (19)周郢.泰山编年通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311-312. (20)Hui-Wen Lu.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review)[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010(1):232-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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