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帝国（三）竹林七贤在司马昭行大逆之举后，他便面临着严重的舆论危机，如果说他的兄长司马师擅自废立尚有旧例可循，那么公然弑君则是旷古未闻，司马昭找不到任何理由对他的罪恶加以辩解。 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无人敢于反抗，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对此表示鄙夷的，或者至少也是对曹髦之死表示同情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长此以往，司马昭的威信将会日益崩坏，即使平定诸葛诞之乱的功绩也无法弥补这一点。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司马昭必须从思想层面入手，扑杀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苗头。 这是一场在文化和精神领域展开的斗争，其重要性和政治斗争相比不遑多让，而这也成了司马氏取得最高权力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司马氏面临的危机主要来源于具有舆论话语权的士人群体。自从东汉开始，士人开始蓬勃发展。他们针砭时弊，评点人物，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同时这就导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朝廷之外，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无论是东汉还是魏晋的统治者都对士人群体的立场颇为关注。 然而司马氏弑君篡权这一丑陋行径必然会引起士人们的强烈不满，为了平息这场舆论上的危机，司马昭必然要针对士林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心怀良知的士人们也会在这一战场上对司马氏的弱点展开攻击，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开始了。 从当时来看，司马氏的统治最大的弱点就是欠缺说服力。 河内司马氏是世代修习儒学的名门，比如司马懿就“博学洽闻，伏膺儒教”，他们对儒学中稳定人心，有利于维护统治的属性再熟悉不过了。虽然随着汉末乱世的到来，传统儒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崩坏，但利用价值依旧还在。 因此其中的忠孝礼义和君臣纲常等部分便被司马昭拿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 然而司马氏所推崇的儒学早已经变味了，是一种虚伪的儒学，这一点从司马氏集团中部分成员的行为就能看出一二。 人的追求是不同的，因此士人群体也并非都是恪守道德节操的君子，有相当一部分人堕落成了司马氏的鹰犬。 比如在司马氏夺权篡位过程中的功臣何曾就是这样，此人是个十足的小人。  据《晋书》记载，何增“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而且还在对朝廷的上书中提出过“今海内虚耗，事役众多，诚宜恤养黎元，悦以使人”这样基于儒家理论的建议。 然而这一切都是表象，真实的何曾有着另一副面孔，他不仅深度参与了废黜魏帝的政变，而且在生活中“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是一个真正道德败坏且穷奢极欲的国家蛀虫。 何曾便是司马氏集团统治下卑劣士人的一个代表，而他这种又当又立的行为也为司马氏的虚伪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明明欺凌天子，杀戮名士，却还要打着忠孝的旗号为此行径大唱赞歌，将与他们为敌的人定在谋逆的耻辱柱上；明明骄奢淫逸，却还倡导轻徭薄赋。人性的扭曲和分裂，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学开始蓬勃发展，成了正直士人对抗司马氏统治的一个思想武器。 许多人其实对玄学有一定的误会，认为这是一种虚无缥缈且毫无用处的东西。 其实任何时候产生的思想都有其时代背景，玄学也是如此，在它诞生之初确实有其进步意义，而并非只是清淡的素材。 早期玄学诞生于曹魏中后期，以王弼、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便是玄学的奠基人。 玄学并非完全是道家学说，其中儒学的色彩仍很浓厚。比如王弼有个重要理论“自然亲爱为孝”，而嵇康虽好老、庄，但他也承认“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证明了他们对儒家人伦秩序的认同。 但是玄学又确实包含了相当的道家成分，因此和传统儒学有了一定的分歧，这一点在正始改制上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正始改制有一个部分就是提出要是简化各种因礼制造成的奢华之风，而这点和儒家思想非常不符，反而和“大道至简”有相通之处。 儒学是很重视“礼”的，在这方面不惜花费巨大成本，夏侯玄提出这一思想，除了维护本派系政治形象外，也有与司马氏为代表的旧儒学士族对抗的目的。 不过随着高平陵之变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变故，正始时期的名士遭到了残酷的杀戮，玄学的发展也一度被打断。 但玄学并未从此式微，一股新的力量逐渐崛起，让玄学开始了第二次发展。 这股新的力量便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竹林名士，他们扛起了玄学的大旗。  据《水经注》记载：“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可见七人居住在山阳的竹林附近，因此被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这一团体在正始末年开始初步有了雏形。 当时司马懿称病隐退，而这一举动引起了河南从事山涛的疑虑。 一次山涛与石鉴共宿，夜里山涛突然叫醒石鉴，对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睡！知道太傅（司马懿）称病有何用意吗？”可石鉴却不以为意，认为山涛是瞎操心。 思来想去，山涛还是觉得时局将有重大变故，于是弃官而去，归隐不问世事。 而在同一时间，阮籍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早先阮籍在做尚书郎时因病去职，后来曹爽当政，征辟他做参军，但阮籍却称病请辞，归隐田园。 至于嵇康，他虽是朝廷驸马，拜官郎中，授中散大夫，有着正式的官职，但他对做官丝毫不感兴趣，而钟情于归隐生活。
据王戎的话说，他和嵇康在山阳竹林居住了足足二十年，嵇康人生的后半段都是在竹林隐居中度过的，可见他从正始早期开始就归隐了。 由此可见，竹林七贤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嵇康、阮籍和山涛就是在正始后期开始相互结识并成为志趣相投的伙伴的，由此开始了一段佳话。 竹林七贤虽然只是带有学术色彩的民间团体，但却在士人群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据《晋阳秋》记载，竹林七贤当时“风誉扇于海内”，而“至于今咏之。” 虽然他们并非官方玄学的代表，当时的主流仍是王弼、何晏等人，但属于竹林玄学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 随着嘉平年间司马氏愈发专权，正始名士又遭到残酷杀戮，竹林玄学逐渐成了主流。 与正始玄学略有不同的是，竹林玄学对被司马氏扭曲改造的伪儒家学说进行了更深度的批判，其代表就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理论。 若想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矜尚不存乎心”，不受世俗名利的诱惑，这样就能超越礼教的约束。 这是一种对司马氏对士人在精神层面上控制的一种反抗，通过对世俗名利的嘲讽，揭露了司马氏的真面目。 学术之争的背后往往是政治斗争，虽然竹林七贤在政治上并无太大的影响力，但他们已经成为士林领袖，在舆论方面足以和司马氏分庭抗礼，这引起了司马昭的忌惮。 为了打击竹林七贤，司马昭决定在其内部制造裂痕，使其瓦解。 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规划，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着相同的价值观，但这也只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对于现实的追求必然不尽相同。 有淡泊名利者，自然就会有追求功名利禄者。这都是人们的正常追求，只要不尸位素餐，乃至为一己私利危害社会，都后不应该去指摘。但这却被司马昭利用了。 对名利的追秋成了竹林七贤发生分化的内部因素，而司马昭的推波助澜则成了外部因素，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竹林七贤名存实亡。 竹林七贤大概可以分为四类，比如嵇康便是坚决和司马氏斗争的强硬派，阮籍属于比较迷茫彷徨的中间派，山涛、王戎、向秀则是向现实低头的妥协派，至于阮咸和刘伶则是完全脱离世俗的超然派。  其中中间几人的选择对竹林七贤造成了沉重打击，先是阮籍在高平陵之变后被司马懿征辟做了从事中郎，过了几年山涛又因为和司马家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得到了司马师的举荐，王戎和则在司马昭主政时期入仕，他们到底还是向强权低头了。 尽管这几人在任上无论政绩和名声都没什么值得诟病之处，可他们终究还是和始终坚持本心的嵇康越走越远了。虽说“君子和而不同”，但他们的实际行证明自己已经逐步背离了崇尚自由的竹林精神。 司马昭的釜底抽薪之计得逞了，竹林七贤的衰落证明他的计划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司马昭做的正是和当年曹操相同的事，他要彻底毁掉打断士人的脊梁，毁掉他们精神堡垒，粉碎一切倡导自由、冲破束缚的反抗精神。 如今这座堡垒只剩下最后一道大门还在苦苦支撑，在司马昭的铁拳下，还能坚持多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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