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与欧罗巴

晚明士人与《明史》编修者似乎都倾向于把耶稣会士代表的群体同依恃大船利炮经商行劫的那群人区分开来。这与耶稣会士的自我形象塑造有重大关系。

“大西洋”在明朝人心目中是一个国家，并且总与“欧罗巴”为同义词。“大西洋”的变相称呼还有“大西洋国”、“大西国”以及“泰西”、“极西”与“西海”，不过使用后两种称呼时，基本不具有国家意义，仅指地理方位。

“欧罗巴”的变相称呼则有“欧海国”。明朝人搞不清“大西洋”、“大西国”与“欧罗巴”、“欧海国”的确切关系，如明末浙江嘉兴人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称“大西国在中国西六万里而遥，其地名欧海国”。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是晚明士人总体上不关心更遥远的世界和新的地理知识，这在形成“佛郎机”和“红毛番”这两个概念时已经有充分表现。原因之二则是耶稣会士的刻意误导，他们刻意把 “大西洋”与“欧罗巴”塑造出一个整体的乐土，因为奉行天主教而物产富饶、和平强大。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职方外纪》对晚明士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有明显影响，知道郑和时代的“西洋”与欧洲所处之“西洋”不同；知道了传统上的西洋是“小西洋”，利玛窦等人所来的“大西洋”距南海有三年航程。明末白鹿洞书院讲席章潢曾邀请利玛窦到白鹿洞书院宣讲西学，他在写《图书编·舆地山海全图叙》中感慨，中国至小西洋道途二万余里，自小西洋至大西洋仍有四万里，并推测自大西洋以达极西，恐怕还有不可以里计的广大空间。

不过，接受西方地理观的毕竟只是极个别。在看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之后，士人们依然用古代四大部洲之说来统属西洋，似乎连质疑中国中心地位的念头都没有。与利玛窦接触的士人们虽然知道利玛窦来自遥远的西洋，但多数人对西洋与中国的实际距离不甚究心，同一时期就有二万里、六万里、八万里、十万里甚至几千万里各种说法，后来为艾儒略《职方外纪》作序写跋的士人又有九万里之说。

对数据精确性的漠视也可以看作对新地理知识缺乏兴趣的一种表示。曾與戚继光打击倭寇、并且与利玛窦在南京有过交往的安徽歙县人方弘静，在《千一录·客谈六》中说，利玛窦自称来自欧罗巴国，其国在南海中，与西洋佛郎机国相近，浮海至中国海岸约八万里。若把欧罗巴理解为意大里亚，则与佛郎机-伊比利亚半岛相近原本不错，可是一在南海，一在西洋，又如何能相近？倘若是郑和时代的南海与西洋，倒是相近，但这样又意味着方弘静不了解“大西洋”，则也就没明白欧罗巴和佛郎机真正在哪里。

明末上海人《明经世文编》主编陈子龙，把泰西对应为古书中之“大秦”，因为泰西的位置、物产以及择贤者为国王的方式都与大秦相似。如果把大秦的范围理解为罗马帝国疆界，则陈子龙的推测有正确之处。可是要注意，他如此推测的重要依据是，自古相传的“大秦”人物、风俗、物产皆有类中华，而泰西也有着此种特点。所以，这不意味着欧洲人带来的世界观和地理观对他有多大影响，除了他接受了纬度的观念。

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已经郑重声明“天下第二大州名欧逻巴……共七十余国”，但这种纠正看来起不了实际作用，明朝士人就是喜欢把耶稣会士们的所来地笼统称为“泰西”、“西海”、“大西洋国”、“大西国”。直到《明史》的编修者才较为负责地指出，意大里亚、热而玛尼（Germania，日耳曼）、依西把尼亚（Hispania，即西班牙）、波而都瓦尔（Portugal，葡萄牙），皆欧罗巴洲之国，并分别为晚明著名的耶稣会士划分国籍。晚明士人与《明史》编修者似乎都倾向于把耶稣会士代表的群体同依恃大船利炮经商行劫的那群人区分开来。这与耶稣会士的自我形象塑造有重大关系。

“泰西”、“西海”、“大西洋国”、“大西国”这些称呼实为耶稣会士惯用的自称之名，如《西国记法》中署名“泰西利玛窦”，《职方外纪自序》中落款“西海艾儒略”，庞迪我和熊三拔在奏疏中自称“大西洋国陪臣”，《熙朝定案》题下为“远西臣南怀仁谨奏”，《不得已辩》自叙“极西耶稣会士利类思著”。方弘静称利玛窦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对他自称欧罗巴国人，不一而足。除此之外，利玛窦等人一直着意强调欧洲各国在制度、文化、信仰上的共性，强调一个在面积、历史和文明程度上都可与中国媲美的“大西洋”或“欧罗巴”。于是，传教士出于方便权宜、中国人出于观念固着，都更愿意使用“大西洋国”这类称呼。（张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