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注音方法流变（下）——汉字注音的科学化历程

早期汉字注音方法认识字音是以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读音、注音和记音的过程中都不能切分（或者说不能自觉地切分）音节，因此产生了诸多方法上的局限。东汉末年“反切”注音法出现，表明人们已经能够主动地将一个汉字的音节切分，并引入了“声、韵、调”的音韵学概念为汉字注音服务。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外来文化的传入以及汉字注音需求的不断提升，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将汉语语音切分到音素、音位，促进了汉字注音的科学化、现代化。外国文化的传入对汉字注音方法流变产生了哪些影响？古代音韵学是怎样在汉字注音方法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的？我国学者在汉字注音方面作了哪些努力？这些同样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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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切法——音节切分的注音实践

1.“反切”的原理

“反切”注音法是利用汉语双声、叠韵的原理，用两个字拼出另一个字读音的注音方法。反切也叫“反”、“翻”、“切”、“反言”、“反音”、“反语”，最初的术语是“×，××反(翻)”，因唐代忌讳“反”字，改“反”为“切”，“反”与“切”都是“反复切摩”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反切”的：

“我国传统的一种注音方法，用两个字来注另一个字的音，例如“塑，桑故切（或桑故反）”。被切字的声母跟反切上字相同（“塑”字声母跟“桑”字声母相同，都是s），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跟反切下字相同（“塑”字的韵母和声调跟“故”相同，都是u韵母，都是去声）。”

“反切”最早出现在东汉后期（即公元二世纪），如王肃的《周易音》、应劭的《汉书注》、孙炎的《尔雅音义》、许慎的《说文解字》等都采用“反切”法注音。从此推广开来，后世历代的韵书、注书和字书都广泛应用“反切”法注音，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北宋陈彭年、丘雍的《广韵》、《康熙字典》、旧版的《辞海》、《辞源》等。例如：

《礼记注疏》有：“好恶，上呼报反，下乌路反。”

《春秋左传正义》有：“繄，乌兮反，又乌帝反。”

《唐韵·麻韵》：“誇，苦瓜切。”

《文选》有：“涆，古旦切。”

《本草纲目》有：“糗，去九切。”

《聊斋志异·青凤》有：“閛，坡庚切。”

《尔雅注疏》有：“彀，古豆切。”

《说文解字》有：“驩……呼官切。”

《玉篇》有：“娑，桑多切。”

《广韵》有：“慁……胡困切。”

2.“反切”的来源

关于“反切”注音法发明的来源，过去有人认为“反切”是中国固有的，源于我国古代诸如“不可为叵，如是为尔，之乎为诸”一类的“二合音”。沈括在《梦溪笔谈·艺文二》中说：

“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若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 '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

然而，现今学者认为“'不可’为'叵’”之类的说法只是一种出于自然的不自觉的合音，且数量极少，而“反切”则是 “自觉运用拼音原理，建立在对汉字的读音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南宋郑樵在《通志·七音略》中说：

“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书甚简，只是数个屈曲耳，差别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无穷音焉。华人苦不别音，如切韵之学，自汉以前，人皆不识，实自西域流入中土。”

 “反切”发明的历史背景是东汉初期佛教传入中国，其灵感来源则是用来书写佛经的古代印度梵文。要宣传交流佛教教义，中国人要懂梵语，印度僧人则要学习汉语。在这种语言文化的交流中，中国的沙门和学者在梵文拼音方法的启发和影响下，创造了“反切”注音法。

3.“反切”的优点和局限

相较于早期汉字注音方法，“反切”有很大的优越性。第一，“反切”注音法引入了中国传统音韵学“声母、韵母、声调”的概念，采用音节切分的方式使用两个字为被注字注音。由于常用字简单易找，“反切”基本上能够应用于一切汉字注音，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必备的一项基本功。第二，“反切”增加了汉字注音的准确性、科学性，一方面说明汉代学者对汉语音节结构有了十分精确的分析，一方面使汉字读音冲破“口耳”限制，为汉字书面记音和韵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为汉语汉字的语音规范提供了依据，促进了我国古代音韵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反切”法还被应用到军事信息的传递上。明代著名的将军戚继光根据反切原理，把当时语言声母和韵母的代表字和八个声调分别编码，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只须说出声母、韵母代表字的编码，再配合手势语就可以传递密语。

“反切”虽然是比较科学的注音方法，但是它仍存在诸多局限。首先，“反切”的使用需要使用者有一定的汉字积累（《广韵》中的反切上字有452个，反切下字约有1200个）和音韵学知识（在使用“反切”切分音节时要先做语音处理），初学者仅凭语感难以掌握和应用其注音规律。此外，零声母的汉字、以舌尖元音［ɿ］和［ʅ］为韵母的汉字和部分生僻字仍难以找到合适的注字。

其次，不同的人可以任意选用不同的上下字为被注字注音，如声母“d”，可以选用“德”、“都”、“多”等字，造成“反切”在应用中标准不一、术语繁复的局面，不利于传播推广。如“气”字的“反切”在不同的韵书中就有5对以上不同的反切上、下字：

《唐韵》中的“去既切”、《集韵》中的“丘既切”、《玉篇》中的“去乙切”、《广韵》中的“去讫切”、《类篇》中的“欺讫切”等

再次，“反切”注音仍没能有效解决早期注音方法遗留的方言和古今音问题，不同地区或不同时代汉语汉字的读音、声调和发音习惯都会发生变化，用“反切”为汉字作注的学者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做出普适性的反切注音。

综上所述，尽管反切引进了我国传统音韵学中的“音节切分”原理和“声、韵、调”的概念，成为我国古代汉字注音的常用手段，克服了早期几种汉字注音方法的局限性，但它仍然没有走出以字注字和语流音变的桎梏，是一种不完善的汉字注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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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音字母——音标注音的中国化尝试

1. 音标化注音的萌芽

用注音字母为汉字注音并非始于近代，晚唐和尚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个字母，但这一方法并未得到当时官方的推广。

明朝万历年间，一些天主教徒在中国与西洋各国通商期间为传教来到中国，将西方语音学知识带到中国。为了学习汉语，这些天主教徒常用拉丁字母和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605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创制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罗常培根据该书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含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于1626年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后人称之为“利、金方案”，打开了汉字音标化、音素化注音的大门。

2. 注音字母的中国化历程

此后从清朝、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几百年间出现了几十种拼音方案。比较著名的音标化注音探索有清末“切音字运动”、民国“注音字母运动”、“五四”时期“国语罗马字运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等。这些音标化注音的注音字母主要有汉字笔画式、速记符号式、拉丁字母式、数码式、自造符号式等形式；从音节的拼音方式看，有声韵双拼制、音素制、三拼制等。

清末“切音字运动”以卢戇章为代表，其《一目了然初阶》以音标形式讲述厦门音、“官话”音和其他方言语音，其字母有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和速记符号式等其他形式，是一种混合式的注音字母，在福建厦门一带十分流行。

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以“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为主要任务，历时三个月最终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采用汉字笔画式注音字母，其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其中39个注音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声调的三拼制，这是对双拼制反切法的继承和改进。1918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实施这套注音字母。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假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办了《注音字母报》，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

“注音字母”于1913年研制，1918年由国家正式公布，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成为我国第一套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法定汉语拼音字母。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的自制符号，基本做到了“一字一音”（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但是还有一些表示多音素的字母没有完全音素化。在生活实用上，注音符号是标注生字的拼音，也是普遍的汉字输入法。例如：符号“ㄆ”，今字为“扑”，本字读音为“ㄆㄨ”。（《说文解字》中有：“攵，小击也。即手执竿轻敲”）

“国语罗马字”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发表的《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提出了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 和25条“凡是拟国语罗马字的应该注意的原则”。其特点是限用26个拉丁字母，声调用字母拼法上的变化表示，不造新字母，不加符号。这是比切音字运动和注音字母运动时期任何一个拉丁字母式方案都要完善的方案，这个“草稿”为后来拟定国语罗马字方案提供了基础，汉字改革的主流也由汉字笔画式逐渐转为拉丁字母式。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五四”时期文字改革的拉丁化方向，受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启发而兴起的。发起人是旅苏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王湘宝（刘长胜）等。1921年，瞿秋白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拉丁化文字改革运动影响下，着手研究中国字的拉丁化问题，综合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字改革方案，写成了《拉丁化中国字》的草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再度到苏联与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等人继续研究文字改革方案，于1929年在莫斯科出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8年3月，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发表关于拉丁化的公文，认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在纯学术之立场上，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正式宣布拉丁化解禁。

3.总结

在近代百年间这个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型的过渡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态使得学术研究在思想、标准、原则上的统一工作难上加难。中国学者广泛吸收外来语音学知识，结合我国古代音韵学传统，进行了艰苦的注音字母中国化探索。从汉字笔画式的“注音字母”（注音符号）到拉丁字母式的“国语罗马字”，体现了近代以来汉字注音音标化和注音字母中国化的逐渐成熟和语言学者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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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语拼音方案》——汉字注音的最佳方案

1. 《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

1955年，全国性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主旨是研讨现代汉语和汉字的统一规范问题。1956年，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在总结注音识字和拼音字母运动经验、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并参考国外拼音文字长处的基础上，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公布了这套拉丁字母拼写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方案。1958 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过去各种记音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够很好地适应汉语注音和记音需要的记录汉语语音系统的拼音方案，可以把它看作是我国人民创制出的多种汉语记音、注音方法的经验总结。《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也标志着汉字注音、记音走上了音标化道路。

2. 《汉语拼音方案》的特点

（1）音素化。音素是从语音的物理性质方面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汉语拼音方案》把以北京音为标准语音的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归纳了32个音素，每一个音素都规定了字母。这些字母全部来自国际通用的26个字母，不增新字母且尽可能不增设附加符号，具有拼写简单，易学易懂，便于推广的优点。其拼音规则可以给任何一个汉字作准确的注音，优于此前任何一种汉字注音方法。

（2）国际化。汉语拼音字母采用古代罗马人所使用的拉丁字母，这种字母笔画简单，构形清楚，便于书写和阅读，是世界上最通用的字母，也是现代科学广泛使用的符号，使用它有利于我国同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

3. 《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

（1）扫盲运动。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山西万荣县利用《汉语拼音方案》在农村进行了“注音识字，扫除文盲” 的试点试验，取得了显著效果。196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推广注音识字，争取提前扫除文盲》的社论，号召全国推广万荣县的先进经验，加速扫盲速度。由于《汉语拼音方案》的简单易学性，解放初期乃至后来因种种原因失学的人利用汉语拼音也可以学会所有汉字，通过自修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

（2）语文教学。《汉语拼音方案》一公布，就成了小学识字教育的主要方法。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大都是在集中学完汉语拼音以后，再进行识字教学，同时课本采用对照注音的形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3）普通话和汉语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和外国人学习汉语，在汉语走向少数民族和国际的同时促进民族融合和国际文化交流。此外，《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作为我国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并用来音译人名、地名和科学术语以及编制索引和代号等。1982 年8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在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用名词和词语的国际标准，《汉语拼 音方案》就由我国的法定标准发展成了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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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音标（IPA）——注音国际化和标准化的辅助工具

国际音标（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简称“IPA”）是1886年成立于英国伦敦的国际语音学会为了记录和研究人类语言的语音而制订的一套记音符号，此后一百多年间不断完善修订，成为国际通用的注音符号。国际音标实行“一音一符”的原则，即“一个声音一个符号，一个符号一个声音”，有严式和宽式之分。由于符号简明、科学细致，各国学者都用它记音。国际音标以拉丁字母作为基础，用希腊字母、大小写字母、侧写字母或特殊符号等作补充。

世界上的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种，表音文字内部也有用音节字母拼写（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如日语中的假名）和用音素字母拼写（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素，如英语中的大部分单词）的不同类别。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本身就难以从字形本身获得读音信息，加上语言的声音是会不断变化的，而文字一经拟定就很少改变，汉语的文字和发音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有的汉字读音相同，写法不同；同一个汉字还可能有多种读音。此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区的汉语地域变体众多，方言繁杂。在学习、调查和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或地区方言时，仅仅使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拼音方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无论从国际交流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准确注音的方面考虑，使用国际音标为汉字注音是不可忽视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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