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年9月，一名缅甸猎人在离中国边境137米处发现一架坠机，当地政府获悉后，立即派人前往现场进行勘察，并组织百姓日夜守护着坠机。经过对飞机的机型，编号坠落的方位等辨识，最后确定这就是半个多世纪前坠毁的中国航空公司的C-53号运输机。  50多年过去了，1998年当地政府把53号机的残骸搬运到离坠机地点50多公里的片马镇更好地保护起来，作为八年抗战的历史见证。 1943年3月11日，由于运输任务繁重，从昆明至汀江之间已经飞了一个来回的C-53号运输机，还必须从昆明巫家坝机场飞往汀江机场。担任机长的美国飞行员詹姆斯·R 福克斯和担任副驾驶的中国飞行员谭宣和报务员王国梁。这次与C-53号机同时起飞的还有48号运输机，机长是古蒂亚，副驾驶是吴子丹。 那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起飞后，53号和48号两机一直相随而行，飞行途中，古蒂亚还兴致盎然掏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下了53号机的飞行照片。但就在飞抵海拔6000多米的高黎贡山脉上空时，48号机上的古蒂亚和吴子丹突然发现前方一公里左右的53号机，就像失重的秤砣似的直落地面，待他们反应过来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53号机已经坠落在一个山洼里了。  原来，飞机能在天上飞，靠的是飞机的机翼对空气产生的“升力”，使飞机“浮”在空中，如果没有了空气，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众所周知，地球被厚厚的空气层包围着，任何地方都有空气存在，然而海拔六千米的云南高黎贡山的上空，就出现过这种被称之为“空气袋”的真空现象。抗日战争中，很多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中美飞行员，就是因为遇上这种怪现象而坠机丧生。 心急如焚的古蒂亚和吴子丹在C-53号机坠毁的上空一圈又一圈的盘旋着，他们希望找到战友生还的可能性，希望能看到战友发出求救的信号……可是几十分钟过去了，C-53号机的残骸无声地躺在那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此刻天气骤然大变，晴好的天气竟飘起了鹅毛大雪，飘向地面，飘向长眠在雪山峡谷里的詹姆斯·R 福克斯、谭宣和王国梁。 眼看前面就是驼峰了，古蒂亚和吴子丹强压住心中的悲痛，最后一次向山洼里的“C-53”号机摇摇机翼无可奈何地飞走了。 两天后，吴子丹和机长陆铭逵飞过这里时，吴子丹指着失事的位置告诉陆铭逵这就是53号机坠落的地方，陆铭逵在53号机残骸的上空盘旋一周后，还不顾满载物资的飞机若摇摆机翼会有危险的可能，陆铭逵怀着沉重的心情向牺牲的战友摇摆机翼，还大幅度倾斜机身以示告别。 C-53号机失事的全过程，是“中航”在飞越驼峰时，唯一有同伴亲眼目睹和及时测出事故方位的一次，情况很快就被通报给所有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行员们。 以后，只要时间允许，飞行员们在执行任务时都尽量把航线往这边靠一靠，都期盼会有奇迹出现，看到同伴已经从破残的机舱里钻出来。后来古蒂亚有一次飞过这里时，发现冰雪消融后，“C-53”号机的一只机翼拦腰插入一棵大树中，他彻底失望了。 三个多月过去了，另一位驼峰飞行员弗莱彻·汉克斯听说了53号机失事的情况以后，他把寻找詹姆斯·R 福克斯作为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1944年10月21日高黎贡山被中国军民收复，弗莱彻·汉克斯马上和赫尔莫斯、康斯克两位战友一起加入了搜索队进山寻找53号机。在九天九夜的搜索过程中，他们克服了高黎贡山里的野兽、荆棘、疾病、饥饿等困难也始终没有找到。回到昆明后，弗莱彻·汉克斯把返程坐标和53号坠机时的坐标相对照，这才发现搜索队离坠机还不到1英里。 在南京王家湾抗日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镌刻着三位“C-53”号机坠机时牺牲的烈士名字，其中谭宣是旅美华侨飞行员，报务员王国梁是香港人，他们和美国飞行员詹姆斯·R 福克斯一样，都很年轻，三个人加起来还不到70岁。 1943年牺牲在驼峰航线上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还有： 3月13日：驾驶49号机的副驾驶王铭佩，籍贯：苏州飞行报务员董少华 4月7日：58号机上的报务员王跃东 8月11日：驾驶48号机的副驾驶陈锡庭，籍贯广东台山，上尉 飞行报务员胡仲文10月3日：72号机飞行报务员陈哲，籍贯江苏 10月28日：驾驶空军运输机C-47号机的正驾驶林大刚，籍贯福建闽侯，军衔：少校 副驾驶房荫枢，飞行报务员萨本道 11月19日：驾驶63号的副驾驶陈重 飞行报务员梁承德飞行报务员张启容，籍贯苏州 12月18日：驾驶89号机的正驾驶陆铭逵，籍贯上海副驾驶王仲英飞行报务员陈国精，籍贯香港83号机上的飞行报务员，龚武忠，籍贯上海崇明 “峨嵋”号失踪之谜 在驼峰航线上的飞行员，个个都是有着非凡胆略的飞行家。 林大纲和衣复恩就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林大纲，福建福州人，生于1912年，笕桥中央航校二期毕业生，曾赴德国深造，飞行技能相当高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任蒋经国乘坐的专机驾驶员。 衣复恩，原籍山东莱阳，1916年生于济南,中央航校第五期毕业。1941年赴美国接受训练, 在140名接受训练的人员中，他成绩名列第三，美国军官厄尔美来特（Ermerritt）亲自给他戴上领航员胸章。衣复恩成为中国第一位取得此项专长的中国空军军官。 1942年12月10日，衣复恩驾驶着C-47型飞机离开美国，飞越大西洋，平安飞抵四川成都空军基地。衣复恩的壮举震动了整个抗战大后方，各家报纸竞相刊载衣复恩的照片和事迹。蒋介石在官邸设宴招待了他，并将衣复恩所驾的C-47飞机命名为“大西洋”号,衣复恩后任蒋介石座机驾驶员。  1942年8月25日，林大纲驾驶着一架“容克斯”型飞机从昆明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平稳地降落在机场跑道上，林大纲的落地动作相当漂亮，飞机着地后即减速滑跑了近百米。这时一架银灰色的“DC-2”突然在跑道的另一端降落，两机相迎的后果不堪设想。首先发现情况的林大纲立即将“容克斯”来了个急转弯，迅速脱离了滑行道，翼尖差点都打地了。 对面的DC-2那时已冲到“容克斯”面前，就在两机相撞的千钧一发之际，DC-2怒吼着又腾空而起，紧贴着“容克斯”的机背擦了过去，当时的场景比美国好莱坞惊险片中的镜头还要惊险千万倍，因为这是真的，在场者的灵魂都惊出窍了。 “DC-2”在机场上空飞了一圈之后，重新降落了，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委员长蒋介石，站在“容克斯”旁边的是蒋经国。 九龙坡场站的站长看到是蒋家父子，差点就吓晕过去了！ 是啊！如果林大纲未及时转弯，如果DC-2的机长衣复恩没有重新腾起，那么中国的历史…… 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正是有了这些智勇双全的飞行员，中国抗战才步步走向胜利。 当时能飞夜航的飞行员很少，夜航有个专业名词叫“盲飞”，就像盲人走路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因此很多飞行员苦练盲飞技术，就此出事故的、机毁人亡的也还是大有人在。更何况是在驼峰航线上，林大纲是在中航公司中数得着的能飞夜航的飞行员之一。 1942年底，航委会抽调出中航公司中飞行技术最佳的三名飞行员去执行“特殊任务”，这三人就是林大纲、井守训、萨本道。 林大纲高超的飞行技能上面已做了介绍，这次与他合作的副驾驶井守训是中央航校第六期的毕业生，具正驾驶资格，调到机组后才担任林大纲的副驾驶。 萨本道也是我空军早期航校的毕业生，到机组后改任报务员。 萨本道是名门之后，其祖父是北洋水师“康济”号的管带萨镇冰。堂兄弟萨本栋是首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叔伯兄弟萨师俊是“中山”舰舰长。1938年10月24日，在湖北武昌附近，六架日本飞机对我进行狂轰滥炸，“中山”舰全体官兵在萨师俊率领下奋起抵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三人的组合可谓是一个强强联合的最佳机组。 航空委员会挑选指定的精英机组，是专门执行特殊飞行任务的。飞行航线都是绝密，就连航委会都不知情，机组直接由委员长侍从室调动。林大纲的夫人苏蔓莎回忆，接受特殊任务以后,精英机组总是昼伏夜出。 1943年10月28日凌晨两点,林大纲机组从印度汀江机场飞往重庆。起飞40分钟，萨本道发回地面的电报是“一切正常”。 但从此就信息全无了。飞机失踪了？在哪里失踪的？ 从时间和行程上推算，这架“峨嵋”号“C-47”是在驼峰航线最危险、最难飞的那段航线上与地面失去联络的，究竟发生了什么？连最后的呼叫和求救电文也没有呢？ 10月29日清晨，C-47没有按原计划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整整一天，航空委员会不断地与重庆、昆明、汀江联络，寻觅C-47的下落，但最终只得确定，C-47在飞越驼峰时不幸失踪。 是气候恶劣所致？还是中途遇到日机被击落？据汀江地面站所测的气象资料表明，C-47起飞时天气情况良好，是一个难得的月明风清夜。与日机遭遇？可能性不大，因为我方夜间飞行，就是为了避开日本的零式飞机，日机明知驼峰航线的艰险，夜间是不敢出来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C-47就这样无影无踪了？ 凌晨两点，凄冷的月光下，C-47从印度汀江起飞，在安全系数为零的情况下，开始全程“盲飞”。飞机全靠仪表在海拔5000多米的峰峦与云海中飞行，林大纲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和多次飞越驼峰所积累的经验，谨慎小心地飞行着，唯能依赖的安全保证，就是飞机上的仪表。也许就是在那时，他们觉察到曾经飞行过多次的航线变得十分陌生，怎么回事？方位不对了？副驾驶井守训问机长林大纲：“罗盘是否出了故障？”林大纲也意识到了：“是的。” 飞行报务员萨本道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他想…… 可是阴险的死神已经不允许他们再有任何思考了，巨大的冰峰扑面而来，林大纲和井守训同时大喊：“拉高!” 迟了，一切都迟了，与冰峰相吻的C-47运输机，随着憾天的巨响和燃起的烈焰，林大纲、井守训、萨本道三位飞行精英的生命被定格在耸入云霄的驼峰上。 虽然这仅仅是福尔摩斯式的推断。但三位中国空军早期飞行员的突然离去，抛下三个破碎的家庭，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林大纲牺牲的53年后，他的妻子苏蔓莎在1996年致信给居台湾的蒋纬国先生，欲为天国的丈夫讨个说法。 病中的蒋纬国先生亲笔回复： 曼莎嫂: 时序轮转,岁月不居,一峡之隔竟成海天之隔。曩昔,大纲兄于抗战时,壮烈成仁,纬国与其公私情谊,至深悲悼,此后未尝忘怀,而吾嫂情况时在念中。 前日托人转来五月十日大扎。雒诵之余,往事回环,吾嫂遭遇,仍不禁鼻卒。 敬稔吾嫂。备尝人间艰苦，而终能克服困境，其不移志节与坚忍不拔精神，令人敬佩。复念侄辈均已成家，业有长所，所慰奚如。料大纲兄九泉有知，当亦颔首也。 有关大纲抚恤之事，接嫂来信后，即亲与此间国防部蒋仲苓部长联系，兹接蒋部长来函，略以大纲确系民国十六年元月三十一日（注：应为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以战时空中殒命，奉恤二十年有案，惟政府迁台后，领恤中断，嗣经修改有关条例，以1949年以前在大陆地区依法核定应发给之各项公法给付，其权利人尚未领受或领受中断者，于国家统一前，不予受理，云，又谓本案须俟国家统一后，始能依法研处，并对吾嫂历尽艰辛，扶育遗孤之志节与所遭困境，至表敬佩与同情。兹将该函转印附上，用请参考。此并颂阖府安康! 蒋纬国敬上 1996年9月5日 如果真如蒋纬国复信末尾所祝福的那样,阖府安康! “阖府安康”了几十年的苏蔓莎,还用得着给蒋纬国写讨说法的信吗?  蒋纬国覆信中转致蒋仲苓部长的答复:“于国家统一前，不予受理，云，又谓本案须俟国家统一后，始能依法研处……”显然系不负责任的推脱之辞。 台湾珍存的空军忠烈录第一辑(上册) 408-411页，有着如下记载： 林烈士大纲：福建省闽侯县人，生于1911年。中央航空学校二期毕业、德国汉纱公司仪器飞行学校毕业。历任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师、航委会同少校飞行员，派中央航空公司服务。1943年10月28日，烈士自印度汀江驾C-47机峨嵋号飞返云南昆明，中途人机失踪。遗有父母及妻苏氏与子女各一。 井烈士守训：山东省观城县人，生于1915年8月25日，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毕业。历任各部队飞行员，及中央航校洛阳分校、空军官校飞行教官、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军官附员等职，升至上尉一级。1943年10月28日，烈士由印度汀江与林大纲同驾C-47机峨嵋号飞返云南昆明途中，失踪。遗有父母及子女各一。 彭烈士成干：广东省陆丰县人，1915年生，遗有老母。 林烈士天彰：福建省莆田县人，1917年生，遗有老父。 杨烈士鼎珍：广东省梅县人，1917年生。 罗烈士瑾瑜：江西省南昌县人，1920年5月6日生，遗有父母。 高烈士士恒：陕西省长安县人，1920年6月7日生，遗有老父。 空军第3大队第28中队少尉三级飞行员彭成干、林天彰、杨鼎珍、罗谨瑜、高士恒等5人，前3人为空军军官学校第13期，后两人为第14期毕业生，他们均是自美国完成战备训练，途经印度汀江返国的第二批新血，10月28日搭上峨嵋号，在飞越驼峰航线，返抵国门途中失踪，一次损失七位成熟飞行员，是中国空军一次极大的损失。 衣复恩《我的回忆》一书中有所记载：“当时由于横跨驼峰时，无法载重太大(不能超过20人)。同时为了避免在航线上遭到日机拦截，所以飞行都在夜间。 当天晚餐时，我还特别和林大纲讨论航行问题，因为汀州机场紧临山边，我认为起飞后应在原场上空盘旋一周，待取到足够高度后，再向山区前进。然而林大纲却认为C-47的载重减轻后,理应可以直接对着山区爬高。显然没有得到结论，我们就各自按本身的计划上路。” 这段无头公案，在57年后终于谜底揭晓了！看来蒋纬国和蒋仲苓说得都不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