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澄先生：​刻石书法史略及其艺术价值（一）

刻石书法史略及其艺术价值

    ——《中国碑刻书法丛书》代序

王  澄 先生

“刻石书法”的单独提出是近几年的事，其与广义的“碑系书法”涵盖面接近，却又不尽相同，因为它只限于刻石。这里说的“碑系书法”即一般意义的“碑学”，习惯上，人们把“帖学”以外的（简牍、帛书之类也应除外），以刻铸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一类书法，统称为“碑学”，而严格讲，“碑学”属于学科名词，并非单一的作品属性分类，因此，将此类作品称为“碑系书法”较为客观。那么，“碑学”则应是研究碑系书法的学科。

“刻石书法”乃各历史时期之当时专意镌刻于石材上的、具有特定实用意义和一定艺术价值的刻石文字，无论是书丹、摹勒或者书家、工匠直接刻石其上。就此而言，“刻石书法”不应包括单帖、丛帖之类的刻石（个别情况当除外，如收入《绛帖》的《诅楚文刻石》等），因为它是后人的翻刻，与真正意义的“刻石书法”之创作心态、环境以及其后的时空、流程都有着显见的不同。因此，“刻石书法”有着独特的历史作用和审美价值，这种作用和价值不仅表现在历史的当时，更显赫于清代碑学振兴时期和当代书法发展的过程中。

一

概略地讲，中国文字（汉字）的演变发展，以秦汉时期为界，分为古文字时期和今文字时期。

自文字之滥觞结绳刻契、图书符号始（诸如仰韶文化遗址之记号陶文、大汶口文化遗址之图式陶文等），至商代，出现了迄今发现最早的基本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此时，即同时出现了刻石文字，如武丁后期刻于石牛和石磬上的“后辛”、“妊冉入石”等文字以及稍后一些时间的《小臣系毁断耳铭文》和类似盟书的玉册刻辞，其契刻方式及文字风格皆与甲骨文无明显差异。

西周时期，金文得到了充分发展并更趋成熟，留下了大量极具艺术价值的铜器铭文。春秋战国，由于诸侯割据，文字的发展形成了体制博杂的态势，除了面目众多的金文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墨迹，诸如盟书、帛书、竹木简牍等等。使文字的书写呈现出点划丰富、结体多变的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这显然标志着书写工具的进步和文字艺术化的自觉。

至此，应该专意提出的是《石鼓文》，其刻制年代大多趋同为春秋中晚期，关键在于其书体特征所显示的上承籀书（周文）下开小篆（秦文）之中介地位及其雄浑古朴之独特艺术价值，而其刻制于石鼓之上，则更是绝无仅有，因其年代久远，剥蚀磨损严重，现能见到的拓本以北宋之《先锋》、《中权》、《后劲》三册为最。与《石鼓文》时间大约相近的还有《秦公大墓石磬》、《曾候乙墓石磬》、《守丘石刻》、《诅楚文三石》以及《行气玉铭》等刻石文字，可谓形体各具，风格各异，反映了这一时期百家争鸣、自由发展的社会状态。

秦统一六国文字为小篆，标志着古文字演变发展过程的完成。至汉代，隶书的显现和逐步完善，使中国文字的发展步入了今文字时期。其间，经历了战国文字、特别是秦文字的隶意的初露端倪，秦代民间古隶的大量流行，西汉篆隶间杂、隶书成分逐渐增多的过程，至东汉，隶书完全成熟。（这种由篆而隶的演进过程，其主要因素显然是实用。）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刻石文字的日渐增多及其书法意识的愈见强化。

秦代，古隶流行于民间，小篆则为官方用字，因此，流传至今的秦代刻石多为小篆，最著者为《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及《峄山刻石》，传为李斯手笔，皆端庄工稳之正统小篆。诸石残损严重，史载《峄山刻石》北朝时已毁于战火，现存以北宋翻刻之《长安本》最早。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王朝迅速覆灭之历史教训，持道德，施仁政，不兴树碑颂德，因此，传世刻石不多，更少巨碑大碣，小篆仅有《群臣上寿刻石》、《安定汉里刻石》、《霍去病墓刻石》、《鲁北陛石题字》、《祝其卿坟坛》等刻石，字形多呈方势，常有古隶间杂，表现出与秦篆的不同；隶书则或多或少保留着篆书的痕迹，代表刻石有《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王陵塞石刻石》、《麃孝禹刻石》、《禳盗刻石》、《连云港界域刻石》及《杨量买山地记》等。此一时期之传世刻石虽少，然其质朴苍浑、自然纯真之艺术风格却是极可宝贵的。

东汉，立碑之风大盛，由于隶书的逐步成熟和广泛通行，除大量的碑额刻以装饰性极强的小篆以及极少的碑文（如《袁安碑》、《袁畅碑》、《少室石阕铭》、《开母庙石阕铭》等）仍袭用小篆之外，隶书自然地成为此一时期碑文的代表书体。

其刻石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碑碣、墓志、摩崖、经阕等等。其艺术风格更是绚烂多姿，异彩纷呈，可谓一碑一式，无碑不奇，随意拈来，皆为佳构。最具代表性者如：《乙瑛碑》、《史晨碑》、《张景碑》之谨严工整，《曹全碑》、《孔宙碑》、《孔彪碑》之端庄秀逸，《华山碑》、《鲁峻碑》、《太室石阕铭》之遒丽俊健，《鲜于璜碑》、《张迁碑》、《子游残碑》之拙古厚重，《杨淮表记》、《封龙山颂》、《孟孝琚碑》之宽博恣肆，《石门颂》、《开通褒斜道刻石》之奇异超拔，《衡方碑》、《郙阁颂》、《西狭颂》之朴茂雍容以及《礼器碑》之精妙典雅等等，流传之有名者数百通之多。

不容忽视的是，此一时期除了上述名碑佳构之外，尚有大量出自民间书手的刻石，诸如画像石、题记、墓石之类（有人称之为“通俗隶书和新隶体”），显示出更为淳真、自由、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如《许安国祠堂题记》、《苍山城前村汉画像石墓题记》、《赵国羊题记》、《尹武孙题记》、《许阿瞿墓志铭》、《杨耿伯墓门题铭》等等。

应该提出的是，秦汉时期的文字，更多的是写在竹、木简以及丝帛上，所谓简牍、帛书。其中，主要原因是出于实用，书写不但要美观，更要快捷，于是，与隶书逐步完善成熟的同时，便自然地出现了草书和楷书。所谓章草，就是隶书的简约、草写演变而成，楷书则是隶书波挑的简化、转折的省改所逐渐形成。到了魏晋时期，更适于书写的今草逐步取代了章草，楷书逐步取代了隶书，而介乎楷草之间、兼受二者影响、兼具二者之长、初见于汉代的行书，也逐渐得到了完善，至此，汉字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

此时期，王羲之为代表的一批书家把行草书推向了高峰，遗憾的是他们大多偏安江左，以尺牍、文稿为能事，似乎与刻石无缘，本文只有割爱。

南北朝是继秦汉之后又一盛行刻石书法的历史时期，但此前之魏晋时代尚未蔚成风气，因此，所见刻石不多，较早者有《上尊号碑》、《受禅表碑》，乃典型之官方隶书；另有《孔羡碑》、《曹植碑》、《范氏碑》等，皆属东汉隶书余脉，工整拘谨，毫无生气。而此一时期值得重书一笔的是孙吴之《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前秦之《广武将军碑》，东晋之《爨宝子碑》、《好大王碑》等碑的异军突起，犹如一朵朵奇葩，开放出夺目的光彩，直至千余年后的清代，乃至当代，仍散发着奇异的芳香。“天碑”方笔为篆，斩钉截铁，发前古之未有，开人耳目；“广碑”隶楷相间，拙古奇肆，大度从容，令人回味无穷；“爨碑”本楷用隶，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使人难测端的；“好碑”亦隶亦楷，宽博浑厚，气静神凝，沁人心脾。如此等等，至今仍为书坛所重。

随着楷书的发展和完善，南北朝时期的刻石自然以楷书为主，而北朝魏体最多（所谓“北碑”之称，概由此来），呈现出百花争艳之灿烂局面。最为人称道者有：北魏之《太武帝东巡碑》、《嵩高灵庙碑》、《姚伯多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元鉴墓志》、《石门铭》、《郑羲下碑》、《张猛龙碑》、《秦洪墓志》、《张玄墓志》、《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以及南朝宋之《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梁之《瘗鹤铭》、《萧敷王氏墓志》等碑志、题记、摩崖。或朴拙奇古，或凝重雄逸，或率真烂漫，或郁勃纵横，或超逸无碍，或含蓄隽永，或险峻峭拔，或端庄谨严，或恣肆峻秀，或静穆平和，真乃各竞其姿，美不胜收，不仅为历代刻石书法所难以比肩，亦为中国书法史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隋朝时间虽短，在书法史中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自然与其结束分裂一统天下有关。在短短的三十七年中，东晋、北魏分别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之书风，得以兼容并包和融会贯通，为唐代书法的规范化发展铺垫了基础。《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启法寺碑》、《常丑奴墓志》、《萧滨墓志》等刻石最具典型意义。

唐代，是一个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楷书，可谓走向了极至，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光耀千秋的巨匠，其留下的作品成为时代效法的楷模。行草书也有了空前的发展，成就了一批对后世影响卓著的大家，诸如孙过庭、李邕、张旭、徐浩、颜真卿、怀素等等。传世刻石主要有《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李思训碑》、《麓山寺碑》、《严仁墓志》、《郎官石柱题记》、《不空和尚碑》、《多宝塔碑》、《大唐中兴颂》、《颜家庙碑》、《神策军碑》等。

很有意思的是，隋唐时期，还遗留有大量的墓志，尤其是唐代那些为数不少的宫女墓志。它们不像上层社会人物的志铭，多以成熟之唐法为依归，而是显示着更多的随意性，给人以向六朝回归的感觉，只是少了些霸悍雄强之气，多了些天然纯朴之风。其中，又有不少是未经书丹，直接镌刻的，更增添了几多自在，几多奇趣，为法度森严的唐代书法注入了一缕清新的空气。此类墓志大多集中在河南铁门之“千唐志斋”，是民间书法中一部分不可忽视的瑰宝。

应该引起思考的是，大唐盛世近三百年，书法艺术如日中天，然细想起来，它的发展却是畸形的：篆书几乎无人问津，虽有李阳冰“斯翁以后直至小生”之自信，然终显势单力薄；隶书仅有徐浩之《嵩阳观记》、韩择木之《荐福寺碑》等传世，且已去汉甚远，了无古意；即便楷书、行书，书家如此之众，作品如此之多，初唐以后，除了颜真卿等个别书家之外，也多有面目雷同、风格相近之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当然，历史的局限在所难免，吾辈不可责备求全，然而，唐主李世民等的偏爱王羲之，所造成的千余年的碑学冷落，却是应该为后人引以为戒的。

五代，时间不长而数易其帜。艺术之发展与政治、经济之关系虽难以道清，而此一时期极少著称于世之书家却是事实。这就愈发显出杨凝式之可贵，惜其传世之作《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夏热帖》等皆为墨迹，未见刻石，本文也只有割爱。此期所能见到为数不多而又颇值一提的刻石是前蜀之《王健哀册》和南唐之《李升哀册》，二册皆为玉石刻字，前册纯袭东晋遗风，刻工精细，令人叹服，后册多有六朝风范，不修边幅，更见率真。

宋朝，虽以“尚意”称颂于书坛，有苏黄米蔡诸家支撑着书法这座大厦，却因《淳化阁帖》之问世和彰昭，使得唐人重法所造成的过于沉重的书法，更罩上了一层难解的雾瘴，致使后世之学书者，多奉各类丛帖为圭臬而难以自拔。自然地，这一时期的刻石书法，也大多因刻帖习风之影响而显得工匠有余，生气不足。记录在案者主要有蔡襄之《昼锦堂记碑》、《韩魏公祠堂记》、苏轼之《司马温公碑》、《宸奎阁碑》、黄庭坚之《万邑西山题记》、《王纯中墓志》、米芾之《孔子手植桧赞》、《张大享题名》、米友仁之《吴郡重修大成殿记》、赵构之《佛顶光明塔碑》、陆游之《焦山题记》、范成大之《赠佛照禅师诗碑》、朱熹之《刘子羽神道碑》、王庭筠之《重修蜀先主庙碑》等。

元、明两朝，虽有崇晋尚古之风，实则以帖为晋，以帖为古。尤其明朝，宗帖之风盛于宋代，尽管董其昌有“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之灼见，然得亲睹晋人墨迹者能有几人？面对屡刻重翻之帖，欲窥其真面已无可能，何论精神？真是难为了这些书家们。

由于帖学之一统天下，两朝之刻石书法所见极少，仅有赵孟頫之《裕公碑》、《孙公道行碑》、《灵瑞塔碑》、康里子山之《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以及文征明之《辞金记》、《两桥记》、董其昌之《放鹤亭记》、《普陀别院记》等传世。尚有一些碑志墨稿而未见刻石者，诸如杨维贞之《周上卿墓志铭》、周伯琦之《朱德润墓志铭》、祝允明之《韩夫人墓志铭》等等，这里，就无须再费笔墨了。明末，虽有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诸家一洗二王陈习及赵董阴影，以极鲜明之个性领新标异于书坛，遗憾的是未见刻石留存，于此只有作罢。

清代以降，王铎、傅山力挽帖学于狂澜之既倒，更有郑簠、朱彝尊碑学之萌动，“八怪”诸贤之推波助澜，至邓石如出，清代书法已显出多姿多彩之一派生机，为碑学之振兴铺平了道路。于此，阮元、包世臣不失时机地相继推出《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及《艺舟双楫》，发机导源，力倡北碑，使清中晚期的书法彻底打破了千余年来帖学一统的沉闷局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种书体、风格争相发展的生动气象。至清末，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为碑学作一总结帐，从而使其不但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成为一个系统的书法派宗。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诸如桂馥、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大澄、杨守敬、徐三庚、康有为，直至清末民国年间的吴昌硕、于右任等等，都是直接得益于以先秦、两汉、南北朝刻石为主的碑系书法的，同样遗憾的是，由于树碑之风早在隋唐之后便日渐衰微，清中晚期（包括民国）也如前朝一样，未给我们留下可观的刻石书法，仅有很少的碑志、记铭散见于各地，如郑燮的《新修城隍庙碑记》、王文治的《重修甘泉城隍庙记》、翁方纲的《石钟山记》、阮元的《大禹陵庙碑》、何绍基的《襟江书院记》、张裕钊的《重修金山江天寺记》、康有为的《禹王台诗碑》、吴昌硕的《西泠印社记》、萧蜕庵的《常熟瞿君墓志题额》、于右任的《秋先烈墓志铭》等等。但是，这一时期碑学的振兴，为以后对刻石书法的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利用所拓展的思路和空间，却是无限广阔的。

 未完……

  本文选自《王澄古稀集·文论卷》

作者简介

王澄，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河南省开封市人。专业书法，兼及诗文绘事。提出『碑体行、草书』说，并身体力行。　

主要著作有《王澄书法集》、《中国当代名家系列丛帖·王澄隶书行草书册》、《王澄诗文书法集》、《中国书法全集·康梁罗郑卷》、《中国书法全集·于右任卷》、《棚下曲·王澄诗词集》、《半禅堂选集》、《中国当代名家名作·王澄卷》、《青灯问礼·王澄书画集》、《王澄古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