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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with Love: Feminist Critique and the New Ideologies of Work Kathi Weeks / 本章节共14145字，供参考交流 // 您可点击「阅读原文」获取原文链接 /// 翻译：宋赛博 | sos团长 Kathi Weeks取径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者对浪漫爱的批判方法，分析与批评了当代工作管理学中的“爱与幸福”话语。Weeks认为，当下的浪漫爱已与工作伦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市面上流行的诸多“成功学”著作也让工作与爱之间的关系变得缠绕不清。在劳动节之际，同文馆推出这篇文章与朋友们共享，祝愿大家都能够逃出这种话语的圈套，也最终不再让工作吞噬我们的生活。  曾几何时，人们还认为爱情与工作分属于不同的性别领域。在家庭的私人空间里，我们相爱，自此幸福地生活；一旦进入支薪工作的公共世界当中，我们就要签订经济合同，以劳动换取薪水。至少在过去人们相信它。激进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1970年代对这种制度模式和社会想象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她们揭露了与工作无关的家庭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劳动所必需的再生产劳动主要就在家庭当中运转，家庭还是一种机制，社会边缘群体和被劳动力市场一脚踢开的人可以靠此过活，女性主义理论家证明了为什么工作与家庭领域是相互依存而非各自为政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之于支薪劳动的观点得到了翻新，从而可以被应用到家事劳动和家庭再生产的关系当中。例如1970年代倡导为家务劳动付工资的女性主义者以支薪工作经济为棱镜，对家庭制度进行了重新思考，她们将发生在家庭中的许多事情称为“工作”，以便让家务劳动得以像生产性付出（其中的办法之一就是称其应被付工资）一样被看见，同时她们又坚称这不是什么令人推崇备至的事情（毕竟这只是工作）。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以这样或那样的手段，成功地对在此之前还隐而不彰的家庭、婚姻、异性恋和浪漫的秘密进行了批判，并击碎神秘化、自然化、私有化和浪漫化的各种意识形态模式，让这些机制不再拥有逃避批判的免死金牌。 尽管通过展示出家庭与工作的联系、家庭并非工作的对立面，我们可以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多重论述的运用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我们还是要抽出身来，重新部署，然后去打破它。一个新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批判方法。用最简洁的方式来描述来描述这些新时代就是从福特主义者到后福特主义者的积累制度的嬗变。当代后福特主义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传统的女性工作形式可以用来形容许多不同就业类型的转变过程。正如许多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业已想到的那样：“女性主义者阐述的女性劳动条件现在已经变成普遍的工作条件”（Adkins and Jokinen 2008, 142）。例如，我们可以想一想曾经在许多工业工作中被分化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种模式，但在现如今的后工业生产中，心灵劳动已和工业工作合为一体。由于灵活、关爱、情感、合作和沟通的女性范式已经代表了理想的工人形象，福特主义下的女性工作可以说已经成为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模板，而不仅仅是它的附属品。 这些发展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工人主体性折叠进了ta们的工人身份之中，二者融为了一体。要想将工作配置为我们身份的中心，就需要重新配置自我与工作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当代经济中，家庭照顾工作那种精益求精的品质成为了模仿的对象，一度被认为是区分雇佣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时间、空间、实践和关系的边界已在人们心中破裂。从而支薪工作及其价值观愈加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一本成功学自学指南宣称：“我们的平均寿命只有27350天，其中有10575天需要工作。”（Baréz-Brown 2014, 12）因此，我们需要重振旗鼓，让自己意识到“生活和工作的内在关联。它们唇齿相依，水乳交融。”（10）曾经的生活空间会被想象划分成无情世界和情爱天堂，但这个颠三倒四的年代已经让它变得混沌不分，伴随而来的是有趣、有时令人不安的后果。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20世纪90年代末指出，我们在情感上颠倒了对于工作和家庭的投入，许多人发现这时的工作更有家庭感，而待在家里则更像是一种工作（1997），更近的还有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她在2011出版的《工作的亲密感》（Work's Intimacy）一书中写到了许多员工与工作之间那种更加亲密的联系，还有一些浪漫的叙事，用以表现员工对于工作的热忱和工作产生的幸福。 最近的这种趋势将会是我讨论的重点，因为如今的管理话语似乎着魔于爱与幸福。当红的管理和职业顾问告诉我们，工作中的爱与幸福对雇主和员工都有好处，也是员工实现这种情感重组和情绪规训所唯一需要的东西——而员工无止尽重申自己是胜任这项工作的天选之人——是一种“天真的热情”（Kjerulf 2014, 172）。他们宣扬：做你喜欢的事；通过十个简单的步骤学会热爱你的工作。重新爱上你的工作。甚至要学会热爱你讨厌的工作。工作通向未来的幸福。史蒂夫·乔布斯是这一潮流最富启发性的大佬，他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能够提炼这种叙述的许多关键主题：
 故弄玄虚的乔布斯 正如德光美弥（Miya Tokumitsu）所观察到的：“幸福、爱、激情和自我实现是当今的工作美德”（2015，11）。 菲利斯·莫恩（Phyllis Moen）和帕特里夏·罗林（Patricia Roehling）所称的“职业奥秘”的早期版本——它将福特主义的典范雇佣合同理想化——依赖于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对于“女性的奥秘”的隐秘物质支持和意识形态掩护的有效揭露，而这又是一种新的职业奥秘版本，它赞美理想化的后福特主义工薪阶层的情感奉献和企业家热情，所寄希望的是另一种熟悉的女性奥秘——将浪漫爱的幸福狂热视为女性成就感的本质。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其杰作《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1970, 113）中极力反对“女人为爱而生，男人为工作而活”这句陈词滥调，现在这句话必定会被调整得更为出人预料：我们都应爱我们的工作。在异性恋父权制（heteropatriarchal）的资本主义下，诞生于不同领域的浪漫爱意识形态，一种理想化和女性化的爱情模式，正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启用，它不只是继续将家务劳动分配给女性，还为了吸引工薪劳动者与支薪工作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 正如我们可以将新教工作伦理解释为资产阶级宣传并灌输给工薪阶层的意识形态，当前关于工作中的爱和幸福的话语无疑也在专业和管理阶层中唤起了最大的共鸣。然而，由于今天美国的工作伦理——一种不容置喙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文化以及雇主、公职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广泛传播，爱我们的工作并对此感到幸福的指令正在变成一种文化图式（cultural script）和规范理念，并且愈发显示出它的非凡霸权。它宣称劳动者能够在工作中发现有意义的快乐，但这就是无稽之谈，这种说法似乎与大多数职业的现实条件无关，但它还是通过工作中无处不在的爱与幸福理念设定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标准，并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为了在这个就业市场上保持竞争力，无论我们从事何种工作，我们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适应工作场所的感觉规则和情感期望，劳动阶层的上上下下都在不停地被迫接受它们。员工究竟是怎么利用情感效应，是深度入戏以满足雇主对幸福员工的期望，还是仅仅敷衍着装出认可的表情，都取决于员工在支薪劳动力中的位置。[1] 但考虑到新自由主义重新调整了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权力平衡，雇主享受到了“赢麻了”的奢侈待遇，越来越多的有望被雇佣的人意识到自己想要持续就业，就需要不断培养自己在工作中的爱意与幸福感。 为了挑战工作转型下的新形势及其意识形态支柱，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处理当代经济的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没有依照1970年代女权先锋的模式，运用支薪工作的模式来研究私事中的性别分工，而是借用女性主义者对所谓私人领域的分析来更好地理解我们对工作的依恋以及我们在那里发明和投身的身份。为了这里的一个具体问题，我将从这套丰富而广泛的调查中单独抽出一个非常特殊的视点，将其聚焦在我们所理解的个人领域当中。我想借助女性主义者对于异性恋爱情和浪漫的童话叙事，来研究工作中爱与幸福的管理话语。毕竟支薪工作现如今已被看作是工作的典范，因而有关它的浪漫话语并没有像家庭生活中更广泛的话语一样，将家务劳动伪装成爱的工作。相反，工作中爱与幸福的流行叙事指导着支薪工作中的主观意愿。一度与浪漫伴侣和异性恋父权制核心家庭绑定在一起的爱与幸福放弃了它们的传统地位，脱钩之后的它们就可以重新与支薪工作结合在一起。爱与幸福被这种叙事列举为雇主可以掌握的关键词，通过它们可以唤醒更多的生产性力量，而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些力量仍然沉睡在社会劳动的怀抱中（引自Cowling 1998, 18）。爱与幸福为人熟知的那种文化套路，既被认为是挖掘想象中的巨大意志和能量库的方法，也被认为是雇主可以用来将能量转化为生产活动的抓手。 正如Stevi Jackson所指出的，尽管这些来之不易的洞察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影响，但在最近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中，1970年代女性主义对爱情和浪漫的批评却被相对忽视了（2001, 254）。在我继续为这些论点寻找新的意义，并提出充分的理由之时，我们应当记住在支薪工作的领域内，一开始就想建立这种批判性的分析是多么的困难。1972年的时候，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勇敢挑战了作为女性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的浪漫异性爱的意识形态，尽管她知道自己将面临“忤逆情感和美好情愫”的指控（1992, 110）。劳拉·吉普妮斯（Laura Kipnis）在2003年出版了具有论战性质的《反对爱情》（Against Love）一书，她在书中指出，言说不爱与其是一种背叛，不如讲是一种悲剧（2003, 26）。我在此时同样怀疑，当下能够挺身而出反对热爱工作英勇反叛者其实也是可悲的失败者。费尔斯通敏锐地观察出：“对任何威胁爱之物所产生的恐慌，是了解其政治意义的一个很好的线索”（1970, 113）。今天，人们可能会对工作中的不爱和不快乐的前景感到恐慌、羞耻或因此觉得自己被边缘化或排斥，这同时证明了浪漫爱的文化权威，这种新的工作风气被自然化以后，任何无法遵循它的个人都会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拒绝培养对工作合宜感觉的唱反调者可能不会被视作大煞风景的，只是单纯的无趣。太悲伤了！如果不能享有这些美好的感觉。所以我们被鼓励去思考——如果不能与其他人在一段有意义的关系中共享这些美好情愫，那又是多么孤独。此外，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自命中产阶级的社会中，未能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乐在其中，可能会使自己变成一个闯入者（interloper），一个无权消受这种想象中的阶级地位所带来的更广泛的文化利益的人。如果说爱——无论对象是谁——都很难成为批判的靶子，那么对工作中的爱挑刺又是难上加难，因为它将一种已经被珍视的价值包进另一种毋庸置疑的信仰结构的衣钵中——即工作伦理将工作视为一种基本需求、道德义务和“自身的目的”。因此，工作中的爱与幸福话语是双重绝缘于批判的。  《反对爱情》一书的中文译本 作为企业宣传的意识形态 任何批评计划的第一步都是要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什么是女性应当经历的浪漫爱？蒂·格雷丝·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用一种优雅的天真发问：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吗？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还是一种疯狂？（1974, 45）如果一个人想要对该现象进行扎实的分析，ta就必须与这种爱的常识保持一定的批判距离。不过，更为紧迫的问题不是爱是什么，而是它如何运作以及又做了什么：它如何激活性别化的主体，它为谁的目的或利益服务？更准确地说，就是费尔斯通问到的：“'爱’这种现象是如何运作的？”（1970, 114）我们应当保持坠入爱河的希望并自此幸福地生活，这句话无疑是一种意识形态信条；我们必须确定它是如何运转的，以及最终要达成什么目的。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浪漫爱和幸福成为意识形态现象的方式至少有四种：宣传、神秘化、非政治化和主体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每一种方法都有以供我们批判工作中爱与幸福话语的内容。 其中最无力的一种说法是，爱和幸福的意识形态被描述为了某种宣传形式。统治阶级通过假定他们的思想与当时的主导思想之间存有或多或少的直接因果关系，将其自身被描绘成一个连贯的群体，他们积极地、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地试图将自己的利益冒充为公共利益。费尔斯通将浪漫主义描述为“男性权力的工具”（1970, 131），使得这种相当机械的工具权力（instrumental power）的因果模式在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中很是频繁地出现。虽然这显然不是最有力的分析版本，当然也不能代表1970年代女性主义者所能提供的最好之物，但即使是这种相当粗糙的意识形态批判版本，也与我在这里的计划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热爱工作并为此感到幸福的指令基于一个简洁明了的理由：要求更多的工作。这些管理大师解释说，爱与幸福是精力、专注力和动力的无尽源泉。我们怎样让自己幸福并爱上我们的工作？这里有一个经典的回答：增加新的责任，更多地参与，学习额外的技能，提升学历，升级你的赛道（Hannon 2015, 22, 152-153）。工作中的幸福感是“一种能让你最大限度地提高绩效和实现潜力的心态”，正如人们经常重复的那样：“（它）与生产力密切相关”（Pryce-Jones 2010, 4, 10)。换言之，雇主们可以放心：“幸福感对其买卖是有利的”（Kjerulf 2014, 117）。在这种形式下，建议会遵从单纯的宣传模式：有意识地宣传思想，以诱导人们做出适当的反应。初步浏览一下文献，就会发现有很多这种相当笨拙的灌输努力。 爱与幸福的奥秘 女性主义者在处理浪漫爱和幸福意识形态时，她们推动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式，就是把这种意识形态的故弄玄虚功能当作一个关键之处来看待。根据这些批评者的说法，至少有两种物质现实被掩盖了。首先，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异性浪漫的意识形态为父权制的不平等运作提供了伪装。据1970年代的一个团体宣称：“激进女性主义认为流行版本的爱情……在政治上被用来掩盖和合法化男女之间的压迫关系”（New York Radical Feminists 1973, 381）。由于工作中爱与幸福的话语卓有成效地掩盖了阶级等级制度、造成了雇佣双方表面平等的假象，并包藏住了支配每日苦差的权力关系，该团体的见解对于我们当下的研究还是十分有用的。事实上，浪漫爱的蜜语承诺了双方之间异常紧密的利益融合。这种纽带可以让管理层认可的下属热忱地服从，作为回报的一部分，ta们可以陶醉于“宜人的'我们’”，这是一种明晰的归属感，是19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者最喜欢的西蒙娜·德·波伏娃从爱情中的女性形象里敏锐识别出的（2012, 678）。事实上，有关工作中爱与幸福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引人侧目，是因为其坚称存在一种共同的利益，雇主和雇员可以平等地从情绪改造和情感规训的诀窍中受益。也许是为了兑现互利的主张，爱与幸福对健康的好处——似乎无可置疑地被当作中性价值来以飨读者——通常一道被强调的还有生产力的提升，这么做好像是为了确认这样一种论点：即如果有人认为这些备受称赞的生产率提高对一个组织的利润贡献大于对人力资源的贡献的话。[2] 除了其经典的意识形态功能——将不平等的关系神秘化之外，爱与幸福的话语怎样掩盖经济动机和经济效用的方法也被女性主义者挖掘了出来。在更传统的角色当中，浪漫爱被当作是私人家庭的起源，它与充斥着经济利益和竞争的公共领域正好相反。这种浪漫叙事长期以来都将婚姻视作一种非经济的关系，并规定无薪的家务劳动是一种非工作（nonwork），是一种爱的劳动，它有助于维系家庭的完整，因而是这个无情的世界当中的世外桃源（Firestone 1970, 131, 201）。弗里丹试图揭露家庭主妇没有收入但幸福的幻象，正如莎拉·阿米德（Sara Ahmed）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在幸福的符征下抹除劳动痕迹”的表现（2010a, 573）。1970年代有一句激进女性主义的口号，它很好地总结了浪漫爱意识形态是如何作为招聘工作的伪装机制的：“始于投怀送抱，终于负重前行”（引自Jackson 2001, 255）。正如费尔斯通所说，通过这种方式，浪漫主义可以充当强化分工的工具，这对性别阶级系统是至关重要的（(1970, 131）。 作为名副其实被公认的工作范式，支薪就业并没有因为我们对它的热爱而魔法般地转变为非工作。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工作中推行爱与幸福的计划也不能弱化支薪工作中所包含的颠扑不破的经济理由——用它来进行创收。自新教工作伦理声称努力工作标志着一个人在基督教中的选民地位，劳动换取收入的纯工具性理由变得含混不清就成了资本主义工作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成果。这些新管理形式的作用，也可能就是它们的意图，是让我们不再将作为创收工具的支薪工作看成一种工具，将经济需求再译成个人自由。当下的作家们坚称，金钱既不能在工作中创造爱与幸福，也不是衡量它们的标准。这些文献的目标读者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认定的劳动者（它们尽可能地将我们纳入后一类），写作者倾向于强调额外经济动机和奖励的重要性。一位作者指出：'工作曾经是我们为谋生而做的事情。'“但现在更多的人认为，上班使人快乐。”（Kjerulf 2014, 115）让雇主喜闻乐见的就是金钱不再是工人长期努力工作的重要动机（Pryce-Jones 2010, 71）。更高的工资不会让劳动者更快乐；金钱买不到爱。相较而言，坚持一种唯利是图的经济算计，一种小家子气的针锋心态，无法使人获得真正的爱与幸福。爱不需要回报（Anderson 2004, 19）；它是个体身上的无尽宝藏。根据其中的一些说法，支薪工作的工具性就应该被倒转过来；这些成功学著作通常指导读者如何使生活更适合工作，而不是让工作来维持生活。一位作者甚至敦促那些热爱工作、想要幸福的劳动者学会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金钱，这样ta们就不会被财务忧虑分散精力，自然就能更好地享受工作（Hannon 2015, 64–67）。 当作者试图（即使只是间接地）阐述读者所应热爱并于其中找到幸福的工作的具体特质时，这些著作的尴尬之处就体现了出来。尽管这些著作明显针对的是高收入的劳动力，但作者通常试图撒下更大的网，让这些经验和建议广泛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现在，人们会认为，工作本身的性质——工资水平、日常节奏的快乐和痛苦，尤其是工作产出的社会价值——在决定工作是否可爱和员工工作是否快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这些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是转瞬即逝的，提出的指导也是相当薄弱的。例如，一位作者停下了他的分析，转而探讨工作中违反员工道德准则时该怎么办的问题。除了建议员工们自生自灭之外，作者还建议ta们端正态度，从完成较好的工作中寻找意义，并考虑是否能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儿，即便只是日行一善（Salzberg 2014, 181–83, 206–7）。我们应该培养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们做的事情是好的，因为弄清楚我们的工作对世界有怎样的积极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在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提升信念（Pryce-Jones 2010, 81, 83）。对异化说不：“你必须停止说你的公司没有目标，或者我的工作没有目标。”我们是工作社会价值的仲裁者：“目标是一种选择。”（Hannon 2015, 50） 个体化和去政治化 除了掩盖不平等和遮蔽爱与工作在经济上的工具性外，爱与幸福的意识形态还取径个体化的体验将爱与幸福去政治化。当然，爱的语言与个人的形象有着强烈的共鸣。爱是私人的和个人的，而不是公共的或政治的；人们普遍认为爱的感觉是独特而真实的，这种感觉似乎与更广泛的共享经验领域无关，更不用说还是受到管理层的操纵了。费尔斯通解释了异性恋夫妇的浪漫观念是如何将女性私有化或个体化的，以至于她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阶层的普遍性视而不见”（ 1970, 133）。同样，阿特金森认为，女性退缩到异性恋伴侣中——依其表述，这是缴械投敌的行为——是女性团结的失败（1974, 45）。 工作中的爱与幸福的意识形态也阻碍了集体关系的形成，破坏了团结的关系，从而使就业关系非政治化。那些让我们在工作中学会爱与幸福的各种教导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让我们脱离其他社会关系的建议。一位作者建议，停止所有“过度社交”；避免花时间和“消耗你精力的人”在一起，而是学会为这种“分心”设定更好的界限（Anderson, 2004, xvii, xiv）。因此，团结被重新编码为一种病态的——并非巧合的是，女性化的——相互依赖。我感兴趣的是这里规定的深刻的个性化，因为劳动者们被建议缩小ta们的依恋和识断领域，目的是成功再生产个人的可雇性。 但这些著作实际上是在两个方面针对更为困难的东西。这一话语中的理想工作者是个体化和网络化的：正如这些作品经常指出的那样，幸福的工作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能力并致力于工作中的幸福和成功的工作者，拥有一种让人“见贤思齐”的能力。一般来说，这些作者知道他们的情感研究——尤其是情感研究的这一方面阐明了情感是如何在生产能量的传播中循环和积累的。快乐工作者的“涟漪效应”（ Pryce-Jones 2010, 49）是人类情绪的积极“超个人性后果”之一（Salzberg 2014, 163），是一种“用你的能量和幸福感染你周围的人”的方式（Kjerulf 2014, 139）。在一个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中，需要不断培养我们的就业能力，即使我们可能（通常是临时和临时）就业，保持社交网络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被命令对自己的个人情况承担全部责任；另一方面，正如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告诉的那样，“这一切都与你名片盒的大小有关”（引自Hirsch 2004, 105），社交网络仍然至关重要的。那么，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关于工作中的爱和幸福的话语鼓励（富有成效的）合作，同时阻碍（抵抗的）团结。 显然，这种深深个性化的爱的概念与创业主体的新自由主义理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工作中的爱和幸福文学至少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你对工作中的幸福负有最终责任”（Kjerulf 2014, 131）。一位作者建议（Hannon 2015, 55, 47），学会创造深层次的韧性，不要再像受害者一样行事，因为正如另一位作者所解释的那样，“你要对自己的幸福水平负责”（Pryce-Jones 2010, ix）。阿米德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坚持个人对自己幸福的责任是如何转化为不负责任的唯我论的：“避免接近任何损害自己幸福的东西的自由”（2010a, 590）。这些作者建议我们摆脱“员工心态”（Anderson 2004, 155）；“培养一种更具创业精神的工作态度”（Hannon 2015, 7）。请记住，另一位作者阐述道，“你正在寻找的宝藏在你内心，而不是在'就业市场’”（Anderson 2004, xvii）。[3]正如艾姆·塞曼（Imre Szeman）所指出的，这些作者所谈论的这一创业主题是“卓越的新自由主义主题”（2015, 474），这一模式很好地适应了当代资本积累模式带来的与日俱增的不安定。正如Sam Binkley所解释的，爱和幸福的积极情绪是独立主体可以调动的资源，以促进个人的利益，通过这种手段，个人可以解放自己，成为在当今经济中最有机会生存和有发展的重要、独立和进取的行动者。 作为主体的意识形态 要想超越宣传模式和这些成功学的神秘化和非政治化效果，我们也可以取径阿尔都塞的方式，工作中的爱与幸福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一种以思想为交易的认识论现象，不如说是一种以本体论为导向的主体构建项目。琢磨一下工作中的幸福感和更早之前的工作满足感之间的区别，是开启这项调研的一种方式。鉴于对工作的满意度被描述为情境性和自上而下的，但幸福之泉却源于员工个人（Pryce-Jones 2010, 9–10）。这种满足感和幸福感之间的区别，可以有效地映射到制造同意和欲望之间的区别上。作为一个培养亲密工作欲望的项目，工作中的爱与幸福也许最好能被理解成一个生命政治项目，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项目，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感和精力——有机体——的转变变成了重点，而不仅仅是观念的改变、意识的提升抑或是态度的塑造。 女性主义对爱的分析可以为我们在这个主体再造的项目上提供一些关键抓手。毕竟，传统的女性异性恋模式认为女性的爱不是构成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的本质。波伏娃讲述了一个男女间的假定差异，就男人而言，爱情只是生活中的“一种消遣”，而对于女人来说，爱情就变为了“生活本身”（2012, 683），这种“爱-你的-工作”的论述让我们每个人都被迫牵涉其中。对于费尔斯通所描述的女性来说，没有爱与幸福的生活似乎根本不是生活，她们被认为需要用爱来证明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1970, 124）。因此，人们想象对浪漫爱的需要深嵌在了女性的主体结构之中，以至于女性只想安全地融入婚姻和家庭这些制度之中。正如波伏娃所描述的那样，这位寻求爱情和婚姻的女性，“她选择如此强烈地希望自己被奴役，以至于在她看来这是她自由的表达。”（2012, 684）毕竟，“最优雅的社会控制形式，”吉普妮斯在她的《反对爱情》论战中提醒我们：“是那些以个人需求和满足为幌子的，与个人心理紧密相连的，任何对立的冲动都会表现为对不可爱的焦虑。”（2003, 94）同样，谁不想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爱和幸福，尤其是当ta们别无选择，只能为生计奔波时？仿照女性对浪漫爱的刻板依恋来培养人们对工作的深情，可能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但这也是资本主义结构-主体-下层建筑-调整计划的历史长河中一段支流。在这种情况下，虽说计划是让人们表达自由，但同时又在创造“一支接受自己剥削的劳动力”，正如德光美弥所解释的，“做你喜欢的事”是福音派的一种规训功能（2015, 8）。 但通过这些著作所针对的情感和情绪的管理，还有更多特定的主体化模式。事实上，工人要培养的是一种复杂的依恋和疏远的混合体：热爱工作，只热爱工作，但不要在任何特定的就业关系中过度投资，而是在久长的专偶制模式下，对一生的工作持开放态度。这显然是在不稳定中生存下来的良方；我们的目标不是爱老板、公司，甚至职业，而是要达到一种情绪上的灵活性和情感上的可驾驭性。一位作者建议，要敢于冒险，停止赖在舒适圈；毕竟，“太多的安全感会扼杀你的创造力”（Anderson 2004, 9）。我们不应该把雇佣关系误认为是照顾关系；相反，我们应该期待、甚至是欢迎一份过于临时和偶然的工作，即便它会让我们手足无措。职场自助（self-help）学说似乎在教导我们钟情于爱，并对自己能够幸福而感到高兴。它们将爱或幸福描述为一个理想情况下无需外物便可永生不息的主体，而非附加在特定对象身上的情感客体。爱情与浪漫伴侣是脱钩的，但却没有与不同的对象选择结合。相反，爱和幸福总是被推迟了。阿米德观察到，在“希望幸福”中，我们希望“与它的关联联系在一起（2010b, 2）。Binkley描述了这些作品中的幸福是如何与追求幸福的能力各臻其妙的（2014, 33）。爱和幸福，不受空间和时间的支配，是无限的资源（2）。这里要近似的理想是一位作者所说的“情绪忍者”，他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利用这种情绪为自己谋利（Baréz-Brown 2014, 173）。或者读者只是简单地回到自我，将工作视为自爱的行为，而我们的幸福能力是幸福的源泉。因此，我们被建议以情绪和情感的方式投资于我们作为有生产力的个人的身份。[4] 归根结底，这似乎并不是真正热爱工作，而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以热爱工作的人，或者至少有热爱工作的感染力。 是坠入，还是跃入？ 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也提供了一种方法，供我们理解史蒂夫·乔布斯关于寻找工作与寻找爱情之间的比较：“就像所有的心事一样，你找到它时就会知道。”先跳下去，然后再试着寻找——也许永远不会找到。这种坠入爱河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兴趣。坠入时你将暂时停止判断，成为通常强调理性、自我利益、主权意志的规则的一次有趣的例外：冲动与被动的混合反而被视作开启生产活动之门的钥匙。像费尔斯通这样的理论家很轻易地就摒弃了这种童话故事或者贺卡式的爱情。这种极度的浪漫主义是对已然拥有特权的种族与阶级位置的理想化，在那里可以根据爱情与工作之间的最大距离进行想象，由是浪漫的爱情则不会被经济计算所玷污，这也成了女性主义者的一个靶子。费尔斯通揭开了这种将浪漫理想化的神秘面纱，将这种“关于爱情的诡辩”视为巩固性别分工的另一种方式，“一种强化性别阶级的文化工具”。此外，这种诡辩将其他亲密关系的实践病理化，也成为支持白人霸权与强制异性恋意识形态机制的一部分，但费尔斯通并不探讨这一点，而将分析的主线聚焦于她所谓的性别阶级上。 也许因为费尔斯通的主要理论范畴“性别阶级”，将性别以阶级相类比，她也提供了一些适用于分析经济等级制度的工具。有趣的是，费尔斯通还声称，“浪漫主义的发展与女性从生理学中获得的解放程度形成正比”。经济强迫与严格的性别规范曾经足以强制执行生产与再生产的性别制度，但随着“性别阶级的生理学基础走向崩溃，男性霸权必须通过人为的制度，或对先前制度的夸大，来支撑自己。”正如费尔斯通以其标志性的讽刺所描述的那样：“男孩们！看来我们得帮帮她了。”，即通过引入额外的意识形态神秘化（来支撑男性霸权）。  Shulamith Firestone, radical feminist 这一见解将用于我们的目的，它有助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存在其他的经济生存手段，人们被迫为工资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少，工人拥有更强的流动性，可以跳槽到不同的或是更好的工作，换言之，工人越不受制于大多数工人面对的典型工作条件，工人与工作的关系就越可能被浪漫化。再次强调，必须要认识到藏在“爱上你的工作并因此感到幸福”这一“秘方”背后的主体化计划，特别是针对那些很少被迫切的经济需求所约束，或是那些因其职业资本水平较高，很少被直接形式的管理所伤害的工人，在他们之中，这一“秘方”引起了很大共鸣，尽管创作者与雇主总是想把更多的人也纳入到这张网中。 不过，根据费尔斯通的看法，女性通常处于极不稳定的地位，因而不能将爱情交付给坠入式的突发事件。如果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确证自身存在”，并在经济上支持她们的一种方式，那么“女性无力负担一见钟情的奢侈”。费尔斯通认为，男性也许会沉溺于关于坠入式的浪漫幻想之中，但对女性来说，往往有太多的利害关系，使她们不能将爱情交付给偶然或运气。史蒂夫·乔布斯提及了坠入爱河的想法，而另一位著名的职场建议撰稿人，谢里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则使用了另一种略微需要更多努力的语言，“依靠”（leaning in），一如大多数有关工作之中爱与幸福的文本中所规定的，更接近于主动行为的，“跃入”（jumping）。一位作者向我们保证，对于工作的热爱并非浪漫荒唐之举，“它是更加实际与勤劳的”。另一位作者告诫道：“爱上你的工作需要努力”；就像对待最为美满的婚姻那样，与你的工作建立“良好的关系”，也需要“付出努力”。与“做你所爱的”（Do what you love）这句流行的口头禅——德光美弥正确地指出其中的阶级自恋，它将不值得去爱的工作排除在视线与头脑之外——不同，“爱你所做的”（Love what you do）旨在加强那些在特权部门之外的工人与其工作的关联。你也许没有足够的运气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但你可以“忍受”，并且学会爱上你的工作，从中获得快乐。在这里，重点不在于找到“那个”，即乔布斯所谓我们应该坚持的梦想工作，而在于如何爱上你的工作与它长相厮守。为避免“爱上辛勤劳作”使人感到生畏，这种清醒且“毫无保留”地爱上工作的方法，能带来的好消息就是，学着去爱你的工作本身可以让人充满干劲，干活更有精力。辛勤工作导致了幸福，正如幸福引导我们应该辛勤工作一样。 窥视幕后 这些叙述所体现的主体化过程，要么雄心勃勃，要么一无是处。再来看看史蒂夫乔布斯的告诫：“你的工作将占据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要想真正获得满足感，就必须做你相信是有价值的工作。要做有价值的工作，你就必须热爱你的工作”。换句话说，既然工作要占据我们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我们就需要相信这是一份好工作，而为了相信这是一份好工作，我们就得爱上它。如果我们无法从中脱身，那么最好全心投入。理想拥抱不可避免的、令人艳羡的有偿工作，将之视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与目的本身，它是主体投入与认同、希望与欲望的不竭源泉。在这一规训的反乌托邦之中，工作与生活剩余的界限将逐渐消失。 当然，这种雇主们所梦想的，让员工在没有公开或隐蔽的强制性管理措施干预的情况下便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只能是白日做梦。这一再主体化计划至少存在两个主要的缺陷，这一计划的雄心与其赖以建立的分析的局限性相悖。这些有关工作中爱与幸福的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很少有工作值得去这样做；作者指导我们去欲求那些大多数雇佣劳动根本无法提供的东西。正如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敏锐观察到的：“我们所拥有的经济模型正好抵消了它所依赖的心理属性。”在当下的经济背景下，工作中爱与幸福的承诺不过是劳伦·伯兰特所谓“残酷的乐观主义”的一个例子，因你所欲望的对象“阻碍了你最初对其的目标”。 如果说工作中爱与幸福的第一个阻碍来自于外部的结构性力量，那么第二个阻碍便来自于文本本身的谋划，即我所说的“操演性校正”。不出所料，爱上你的工作这一建议的目的是帮助我们适应现状。在那些将自身经历作为轶事讲述的工人那里，很少有任何“我宁可不”的暗示，更别说对所提供的雇佣条件有过任何积极的异议。在其最粗暴的形式中，这些文本提供了适应（显然）无法改变的结构时所需要的“治疗”校正处方。这些书籍并未号召“让工作滚蛋”（take this job and shove it） ，反倒教我们学会“接受工作并且爱上它”（take this job and love it）。一位作者建议读者“不要问老板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问自己能做些什么”。另一位作者则宣称，“指责工作是没有意义，我们应当反思自己”。 这一主体调整（accommodation）计划的操演性维度是这类文本的一大特色。为了实现情绪与情感的校正，我们只需要实践它。要感受自由，就要上演自由。我们能变得乐观、耐挫、充满希望，甚至被重视；其诀窍便是通过排演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不过，许多作者虽然放弃了本质主义的主体概念，转而依靠主体性的社会建构，但他们却并不一定愿意放弃对社会决定论的投入。他们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将“做”与“成为”之间高度复杂且持久的构成关系，简化为较为易懂的功利主义行动菜单。一位作者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工人们可以被重塑为生产的英雄，一台名副其实的“爱的机器”。最后，这些文本提供的是个体校正的简化课程，操演性被简化为有意识的个体自我塑造的规划。意图成为一项生命政治工程，人们可以深入探讨以便重新组织并重新确定主体情感基建的方向，使其更好地被表述为一种如何在表面进行展演的情感劳动指南。 打倒爱情！ 我将借用20世纪70年代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中提出的“拒绝劳动”的理论与实践，来思考如何对抗这种职场浪漫主义的思潮。她们主张的“拒绝劳动”的核心是拒绝将劳动视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目标与必然中心的意识形态，并提倡一种对工作伦理的去认同化（disidentification）。拒绝劳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双重的过程，既需要一种反工作的批判，也需要一种后工作的想象。它既包括对当下劳动组织方式的批判性评估，也包括对异质性的未来可能性的肯定。 拒绝这种应用于工作中的爱与幸福的文本，第一步便是向这些情感重组与情绪调整的谋划说“不”。尽管作为个体，我们可能别无选择，只得默许，试图在最坏的情况下做到最好，但也要像阿特金森所描述的进入异性婚姻契约的女性那样去尝试，“通过与敌人融合来弥补她在定义上的与政治上的损失”，明确意识到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并不是一项微小的成就。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需要意识到这种对灵活性和韧性的赞扬，对自力更生与创造繁荣的表彰，意在制造工人，使他们接受而不是抗议，当下雇佣合同中愈发普遍的不安全工作条件与日益加重的工作量。一个关于消极实践的建议是，坚持将有偿工作再工具化。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家务劳动报酬化的支持者所倡导的部分内容：“更多的微笑？更多的钱！如此才能破坏微笑的治愈作用。” [5]费尔斯通关于女性解放运动（半开玩笑式的）建议，“微笑抵制”，可以被重塑为对反工作行动的一种贡献。那些声称“喜欢自己的工作也不错”，却把幸福，尤其是爱，留给生活的其余部分的人，可以被视为阿米德所说的“情感的异类、被幸福疏远”的女权主义者，这是她所提出的当下应当培养的消极形式。 拒绝的下一个阶段则涉及保持对工作与生活另一种组织方式可能性的开放态度，而不需要像屈从于生活那样屈从于工作。即使是20世纪70年代最激烈的批评家，也仍期许着某种更好的未来。在费尔斯通看来，浪漫爱情的模式被权力的不平衡所腐蚀，但她也表达了希望，在另一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爱情可以被不同的方式体验。但费尔斯通的看法中，不仅仅是性别阶级的不平等使爱情贬值；这个问题还归因于其选择对象的狭隘，它被限制在浪漫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制度中，或者在当前的语境里，被限制在雇佣劳动中。费尔斯通在她有关浪漫爱情的章尾问道：“为什么，所有的快乐与兴奋都被集中起来，被驱赶到人类经验一个狭窄且难以找到的小巷里，而其余所有都被荒废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把“爱情经济中的情感贫困化”归因于“资本主义中的爱情丧失了赎回权”，那么我们便可以根据费尔斯通的术语，“将拒绝爱上工作并感到幸福”视作一场运动，一场将爱与幸福“再次扩散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部分”的运动。 这种呼吁爱与幸福的再扩散（rediffusion，借自费尔斯通的术语）不应与将此与收编回传统的私人家庭制度的企图相混淆。正相反，将它们限定在米谢勒·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与玛丽·麦金托什（Mary McIntosh）所恰当地描述为“反社会家庭”的范围里，那种“从周围一切事物中吸取汁液，使其他制度萎缩并扭曲”的贫乏且吝啬的社会形式(1988,78)，将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反倒可能从将爱重新想象成一种革命性力量的努力中获得灵感与指导，这种努力的能量可以应用于变革性的政治项目。这方面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珍妮弗·C·纳什(Jennifer C. Nash)最近对第二波黑人女性主义关于爱情和政治的作品档案的研究，在纳什的解读中，黑人女性主义的爱情政治学并非按照浪漫爱情的个体化与去政治化模式进行构想的，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共同情动与关怀实践，指向一种蕴含激进可能性的未来。根据这一从档案中获得的见解，纳什认为，在某些黑人女性主义的政治传统中，爱情已经被理解与实践为一种情感关系模式，可以促进新形式的社会团结与政治组织。黑人女性主义的爱情政治学摆脱了私人领域与异性恋的陈词滥调中的束缚，它表明，某些人已经，某些人也可能学会，培养一种爱的形式，将我们与他者相联系，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在一起。 综上所述，关于如何应对要求我们抬高工作价值的道德敕令，拒绝工作场所中“爱与幸福”话语的一个秘诀，就是坚持重新调整我们与工作的关系，以使得爱与幸福可以在其他空间和不同目标中被重塑与重新定向。我将以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对20世纪70年代家务劳动薪酬化运动贡献的一段表述来收束全文，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拒绝劳动之为再工具化和再扩散的双重行动:“我们希望将工作称为工作，以便我们最终可以重新发现什么是爱”。 【全文终】 注释 [1] The terms deep acting and surface acting are developed by Hochschild (1983, 49) [2] William Davies explains how physical health,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are fused together in the happiness at work discourses; as a result, “notions of 'health,’ 'happiness,’ and 'productivity’ become ever harder to distinguish from each other” (2015, 135). [3] This has the added benefit to employers of being a relatively inexpensive way to boost productivity: “because the focus is on the individual rather than the workplace, it’s easier, cheaper, and more flexible for organizations to implement” (Pryce-Jones 2010, 10). [4] For an excellent analysis of how the feeling aspect of productivity function, see Gregg 2015. [5] “More smiles? More money. ”是70年代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中的口号，西尔维娅 费德里奇认为，这一口号意在抛弃那种将“微笑”等很大程度上由女性付出，并在家庭中被提供给男性的服务，应为自然且无偿的想象，而应使其与工资挂钩，从而将其视为一种“劳动”，这是对一遍又一遍将女性生产为屈从于父权制服下心甘情愿付出劳动而不求回报的性别主体的反击。——译者注
“TO CONTINUE，TO STRUGGLE” 國际同文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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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吕杨鹏 > 《20230501-20230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