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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策，是华夏先民为书写文字、传递信息而专门设计制造的。在古代史上，许多民族长期用树皮、树叶之类书写文字，到很晚还是如此。我先民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通过加工竹木发明了简策，用于书写文字，用于传播信息。从商王命以简册为传播工具，可知我先民使用简策与使用文字一样，最初主要是作为治国工具，以满足国家的政治需要。其结果，简策成为官府民间、社会上下共同使用的书写材料与传播工具。在实际应用中，简策兼备两大优势：一、既可书写，又可携带；二、原料丰富，制作简便，成本低廉。简策这两大优势，归纳起来说就是价廉而物美，足以令所有文字载体相形见绌，望尘莫及。我先民发明简策对华夏文明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与汉代发明纸相似。今人从纸的作用，可以大体了解简策在先秦历史上的伟大意义。  简策，是华夏先民制造的一种人工产品。它在应用中具有的独特优势，首先源于产品的制造，是我先民在制造过程中有意识地赋予的。深入了解简策，不可不知如何加工制造。下面，主要根据文献资料介绍简策如何制作。这些资料时间都较晚，可是商周简册实物尚未发现，从这些较晚资料可以获得有关简策的一般知识，从中体会制造者的丰富智慧与良苦用心。 古人讲简策，其中往往包括牍。简以竹木为原料，牍以木材为原料。简字从竹，最初的简大概是用竹子制作的，最初只有竹简。后来，简有竹简、木简之分。南方产竹，以竹简为多；不产竹的北方，多用木简。古籍中一般不分竹简、木简，统称简。从外形看，简是狭长的条形，牍是长方形或正方形。牍，先秦称方，或版，就是因为牍是方形或长方形的木板。木材容易加工成方形或长方形。竹子容易加工成狭长的条形，不能加工成方形，所以竹不能加工为牍。 简，札，牒，是同一物品的不同名称。《说文解字·五》：“简，牒也。”《说文解字·七》：“牒，札也。”[1]孔颖达也说，简、札、牒是“同物而异名”。[2]札，从木，或许最早仅指木简。秦汉所说简，不分竹木；所说札，也不分竹木。 简策与牍版的功能有些区别，应用范围以简策最广。 不论竹简、木简，单片称简；将若干简编联起来，称策。唐代孔颖达说：“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于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3]唐代贾公彦说：“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4]古籍凡曰“策”，就是简策。册与策，古代可通假，简策就是简册。金文多“简册”，文献多“简策”。把简编连成策的方法，与现在编竹帘差不多。《说文解字·十三》称“编，次简也。”[5]编简的绳线，以丝线或麻线为常，有时用帛带。丝线或麻线，细而结实，最宜编简。孔子读《易》有“韦编三绝”之说[6]，这“韦”是皮绳。皮绳太粗，不宜编简，用皮绳编简不能是普遍现象。简策的编绳，用一道是不行的，至少需两道，可以用三道或更多。用绳线编连，并非在简的中间钻孔；一旦钻孔，简必损坏。编连时只在简的边上，刻一个三角形小缺口，以容纳编绳。如此编简牢固，不易散脱。 单片简，只能写十来个字，或数十个字；将若干简编连起来，就能写长篇文字。所以，长篇作品必用简策。天子封赏诸侯的王命，因为写在简册上，故称册或册命。后来，册又演变为书籍的量词。简策又称“篇”，作品因为写在简策上，“篇”逐渐演变为作品的量词。简策本是将简编连而成，一篇作品因而可称“一编”，如《汉书·张良传》“出一编书”。[7]凡此说明，文字作品最初都写在简策上。不论王命、政典或其它典籍，都用简策书写，以简策为载体；不论官府、贵族还是民间布衣，都可以使用简策，将简策作为书写材料与传播工具。 牍版以书写短篇作品为宜。书信用牍，称尺牍。先秦古书中的画图，如地图、星象图、兵阵图以及医书中人体图等，一般都用牍。牍版是平面，适宜记录画图。简策由于用一根根简编连而成，不宜记录画图。到汉代，皇帝诏书也用牍版，称版诏。总的看，牍版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不如简策广泛。不过，简策加上牍版，不论文字还是图画，长篇还是短章，就无不可用、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了。 竹与木，两者分布都很广，取用方便，取之不尽。那么，竹简为什么比牍版更早？原因可能是，将竹子加工成片状，比将木材加工成木板要容易。加工木材，必须有锯、斧、刀、刨等工具。加工竹子，主要工具是一把刀。用刀劈竹，就像成语所说“势如破竹”，只要顺着竹子纹理劈，愈劈愈细，愈劈愈薄，速度很快。关键是要掌握竹子纹理，知道如何用刀劈竹，然而所需工具主要是一把刀，技术不太复杂。与将木材加工成片状的牍版相比，加工竹简容易得多，简单得多。 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们只知有属于殷商后期的殷墟青铜器，已经有刀、钻、凿等青铜类工具。现在，已经发现了比殷墟后期更早的青铜器，就是郑州二里岗青铜器，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青铜器。二里岗遗址属殷商前期，这里发现了制陶、制骨、制铜等工场，出土的青铜器有大量礼器、兵器与工具等。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比二里岗更早，有些学者认为属夏朝。“据发掘者统计，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器有鼎、爵（数量最多）、觚、斝、盉，兵器有戈、戚、箭镞，工具有凿、锛、锥、钻、钁（陶范）、刀、刻刀、鱼钩等。”[8]根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类工具凿、刀、刻刀等，如果可断为夏文化，便知夏代就存在劈竹而成竹简的可能性。 远古时代，生产力非常低下。华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从实际出发，选择以竹木为原料，加工制造了简策。简策的唯一用途是书写文字，此外没有别的用途。简策是专门为书写文字而制造的，可见我先民发明简策怀有自觉目的，就是创造一种既可书写又可携带的新产品，将它作为传递文字信息的工具。 随着早期国家政权的建立，社会传播活动不断扩大，各方面都需要利用文字进行沟通与交流。王命为何以简策为载体？因为利用简策传播王命，速度最快，范围最广。史官记言记事为何用简策？因为简策价廉物美，既方便，又经济。在殷商时代，在西周时代，简策成为最方便、最经济的文字载体，成为应用最广的书写材料与传播工具。简策凭借自身优势，成为传播应用的主体与主角。其它文字载体如甲骨文，如铜器铭文，以及较晚的刻石等，都无法与简策争高下，莫不瞠乎其后，望尘莫及。社会上如果没有简策，等于没有了书写材料，等于没有了传播工具，社会上的传播与交流就要中断，就要停止，社会机体就要瘫痪，国家就要分裂，后果之严重不堪设想。商周统一国家得以维系与巩固，华夏文明所以能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简策作为书写材料与传播工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因素。 世界上本来只有竹木，并没有简策。简策，乃华夏先民创造的一种人工产品。简书在应用中的巨大优势，是我先民在加工过程中有意识地赋予的。简策的发明与推广应用，是我先民睿智与聪慧的表现，也是自强不息与锐意进取的表现。 从古代社会与信息传播的关系看，有两件事值得关注。其一，华夏先民的原始汉字出现之后，必须通过扩大文字的应用范围，进而扩大文字的数量，这样，原始汉字才能摆脱图画文字，逐步走上成熟之路。扩大原始汉字数量，没有别的办法，唯一途径是扩大应用范围，要扩大原始汉字的应用范围，非有简策不可。因为我先民的所有文字载体中，唯有简策价廉物美，使用简策，最方便，最经济。其二，华夏先民在中原大地建立了领导众多诸侯与部落的中央王朝之后，要在全国范围实现交流与沟通，不能不拥有文字，这文字非是汉字不可，拼音文字在此没有用处。另外，还必须拥有足以负载文字实现沟通与交流任务的物质载体，这物质载体，非是简策不可。因为我先民的所有文字载体中，只有简策可以成为全国范围传播交流信息的工具，其它所有载体都无法担此重任。华夏先民的原始汉字，只有以简策为载体才能在不断扩大应用范围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华夏先民在原始部落基础上建立的中央王朝，只有利用简策作为传播工具，才能对全国诸侯与部落实现有效领导，分封的统一国家才能不断巩固，不断发展。我国的早期文明，是以简策作为传播工具发展起来的，又以简策作为载体不断积累，在积累基础上不断进步。  从根本上说，没有简策的发明与推广应用，就不会有甲骨文，也不会有金文。华夏文明，其实就是简策文明。 [1] 许慎：《说文解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95、143页。 [2] 孔颖达《春秋序》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4页。 [3] 孔颖达《春秋序》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第1704页。 [4] 《仪礼注疏》卷24，《十三经注疏》，第1072页。 [5]许慎：《说文解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276页。 [6]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卷47， 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937页。 [7] 《汉书》卷40，《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024页。 [8]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责任编辑：张迎春】  往期推荐 “刘光裕先生访谈（九）：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的一点补充 作者简介 刘光裕（1936- ），江苏武进人。中国著名编辑学家，编纂中国出版通史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革委写作组。1973年，全国十家直属中央的综合大学学报奉命复刊，山东大学《文史哲》为其中之一。刘光裕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主任空缺），全权负责复刊事宜。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革委写作组。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文史哲》发行量在1982和1983年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辞去学校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绝意仕途，埋头读书。1996年退休。著有《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学术著作，另有文艺学、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等方面论文数十万字，其中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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